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女政治家里戈贝尔塔门楚出生
浅草
2015-12-01
1959年1月9日，199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危地马拉女政治家里戈贝尔塔门楚出生。著作《我，里戈贝尔塔·门楚，我的意识来自我的血管》。
1959年1月9日，里戈贝尔塔·门楚出生在危地马拉拉埃尔基切省圣米格尔区的一个小村子里。她有四个兄弟姐妹。父亲是个基督教徒，母亲则承袭着玛雅文化古老的习俗。她一岁的时候，危地马拉爆发了国内战争，残酷的战火持续了36年，起因很复杂，有地主的残酷剥削，也有危地马拉绝大多数印第安人被排除在政治与经济的权利之外的因素，在不断恶化的局势中，农民们成立了危地马拉民族革命同盟，在遭到不断镇压下，民族革命同盟转入了地下斗争。成年累月的战争给危地马拉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里戈贝尔塔·门楚在5岁时就到一个大农庄里背着一个大筐在矮树丛林中采摘咖啡豆，监工随时会出现在这些童工身后，防止碰断枝条，只要发现有碰断的，就会立刻扣除工钱。另外庄园主还规定所有工人必须用工资在庄园里购买生活用品，可是庄园的东西很贵，工人们只能回到家里，从一块贫瘠的土地上收获的蔬菜与粮食维持生活，里戈贝尔塔·门楚从小就帮着父母维持生活，干起活来不亚于一个同龄的男孩子。里戈贝尔塔·门楚8岁的时候，她与母亲眼睁睁看着两岁的弟弟因为营养不良死在海边，之后被放进一个硬纸板做的盒子里埋掉了。再想到一年前因为在农场里干活而被飞机喷农药害死的大哥，她心中充满仇恨。
她10岁时，到太平洋海岸的一个棉花种植园中干活。有一天晚上，几百个工人在一个没墙的破棚子里睡觉，由于农药过敏以及蚊虫叮咬，很多工人都病倒了，虽然有相同的痛苦却没有共同语言，这使得里戈贝尔塔·门楚向父亲提出要进入学校读书。父亲作为村长，因为没有允许大庄园主们夺走土地被打手殴打，无奈，父亲只得求助工人工会，庄园主们以危害国家的自由与人民的安宁立即对他实行逮捕。父亲在监狱里理解到，土著人要想维护权益就必须拥有组织，出狱后，经过多方联系，成立了“农民联合委员会”（CUC），但是大庄园主们没有罢手，把父亲骗到一个地方进行毒打，但在修女会和牧师的帮助下进行秘密治疗，身体得到康复。这一点让里戈贝尔塔·门楚受到重大影响，她12岁时，就成为了教会一名积极的教义辅导员，在传教过程中充分发挥组织天才，成为非常重要的人物。
她18岁时，在墨西哥附近的边境省参加了CUC说：“我还不习惯这种环境，因为在战斗中我既是一个印第安人，一名妇女，一个土著人还是一个天主教徒。”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军烧毁了里戈贝尔塔·门楚的村落，人们都在用不同方式保持联系，共同表达怒火与反抗。这时，她的弟弟被政府军逮捕，罪名是共产党分子和古巴分子，他被政府军打手折磨两个星期，将其与其他囚犯公开处决，附近村落都要求亲眼目睹血腥场面，如果谁不来就会被逮捕。里戈贝尔塔·门楚和家人混在人群中，含着泪水看着军人把汽油浇在弟弟身上使得在熊熊烈火中烧死。里戈贝尔塔·门楚目睹这个场景渴望拿起武器参加战斗保卫家园。
1980年1月31日，父亲在西班牙大使馆里举行和平抗议时，被攻进大楼的警察点燃燃料烧死，同时遇难的还有包括5位妇女在内的37人。这个事件之后，西班牙断绝了与危地马拉的外交关系，使得政府对示威者的群众采取更为残酷的迫害。里戈贝尔塔·门楚最初也打算参加这次集会，但由于负责对CUC的路线方针的制定工作而幸免于难。 1980年4月19日，母亲也被逮捕，军官强奸了母亲，并对其毒打与蹂躏，还把衣服挂在村公所外，以诱捕里戈贝尔塔·门楚。她说：“我认为，军队的兽性会让丛林里的野兽自愧不如的。”面对相继被杀的亲人们，她的心中充满了仇恨。
父母相继牺牲之后，她继续在危地马拉的各个地区奔波，向劳动人民诉说自己家庭的悲惨遭遇并号召进行大罢工，随后，8万咖啡和棉花种植园的工人拒绝工作向庄园主提出强烈的控诉。
政府军随后对罢工人员进行严密的追捕，她躲在一个村子里，结果却与政府军相遇，于是便与另外一个土著女人躲进了教堂躲过了追捕。里戈贝尔塔从此改变了生活方式，躲到了首都，于是她装扮成女仆躲进修道院，但是便衣警察时常出入，里戈贝尔塔只好流亡国外。
1981年，她成功进入了墨西哥躲过了追捕，写了一本书《我，里戈贝尔塔·门楚，我的一是来自我的血管》，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被译成了11种文字，从而里戈贝尔塔·门楚成了国际知名人士。
1992年，里戈贝尔塔·门楚受到联合国委派再次回到祖国，但是新政府对她极为冷淡。
同年，她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她用一首诗概括：我仰望星空，但是我两条腿站在地球上。
1995年克萨曼惨案发生，里戈贝尔塔·门楚向司法部门起诉，但是刚一开庭就释放了8名军官，里戈贝尔塔·门楚要求撤换法官，但是那8个人再也没有进过监狱，被告也不把原告当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