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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人、翻译家戴望舒逝世

企鹅圆滚滚 2016-01-19
 戴望舒
 
戴望舒
  1950年2月28日,中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人、翻译家戴望舒逝世,终年45岁。
  戴望舒简介
  戴望舒(1905.3.5-1950.2.28) 笔名有戴梦鸥、江恩、艾昂甫等,生于浙江抗州,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为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代表。因《雨巷》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他被称为“雨巷诗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大学、震旦大学。曾因宣传革命被捕。1928年后全力从事著译。1930年加入“左联”。1932年留学法国。1937年后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抗日文艺活动。无论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诗集有《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戴望舒诗选》《戴望舒诗集》,另有译著等数十种。
  主要经历
  1913年,入杭州鹾武小学读书,开始拥有私人阅读空间,阅读古典说部和《水晶鞋》、《木马兵》等外国童话。
  1919年,考入宗文中学。
  1922年8月,首次公开发表文学作品小说《债》,载《半月》第1卷第23期。9月,与张天翼、施蛰存、叶秋源,李伊凉及马天骚等在杭州成立兰社。
  1923年秋天,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师从田汉,在校期间,学习中外文学和革命理论,参加实际斗争。
  1925年6月,上海大学被封。秋,转入震旦大学学习法语。
  1926年与施蛰存、杜衡等人创办《璎珞》旬刊,发表诗作《凝泪出门》。
  1927年写的《雨巷》。1928年发表《雨巷》,并与施蛰存、杜衡、冯雪峰创办《文学工场》。
  1929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
  1932年,任《现代》编辑。11月初,赴法国留学,先后入读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
  1935年春,被里昂中法大学开除回国,开除原因一说是在中法大学学习1年多时间,不上课,不按时交作业,年终也不参加考试,到了期限即回国;一说是在西班牙旅游期间参加反法西斯游行,法国警方通知中法大学当局,这个学生不能再留法国。3一4月,乘船回国到上海。不久,与施绛年解除婚约。先开始筹办《现代诗风》杂志。
  1936年6月,与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结婚。
  1936年10月,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创办了《新诗》月刊,这是中国近代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新诗》在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10期,是新月派、现代派诗人共同交流的重要场所。
  1937年1月第3本诗集《望舒诗稿》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抗战爆发后,戴望舒转至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办《耕耘》杂志。
  1938年3月,一起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5月,抵达香港。8月,主编《星岛日报·星岛》副刊。
  1939年3月,“文协”香港分会成立,为适应环境,改称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留港通讯处”,戴望舒当选为首届干事,同时兼任研究部和西洋文学组负责人,《文协》周刊编辑委员。
  7月,和艾青主编《顶点》。10月,参与“文协”香港分会、中国文化协会、中华漫画界协会香港分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联合举办的“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的策划和筹备工作。
  1941年底,因宣传革命,被日本人逮捕入狱。
  1943年1月,给穆丽娟寄“离婚契约”。5月30日,与杨静(丽萍)在香港结婚。
  1946年3月,全家赴上海。8月,经周煦良介绍,任暨南大学教授,教西班牙文。
  1947年7月,因参加教授联谊会、支持进步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被暨南大学解聘。8月,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教授、中文系主任,教唐诗研究和中国古代小说史,同时兼任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授,教音韵学。
  1948年5月,因参加教授罢课,被上海市立师专校长串通地方法院,污陷控告,说是香港汉奸文人,出票传讯,被迫离沪,携妻女再度赴港。
  1949年2月,与杨静离婚。3月,离港抵北平。6月,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从事编译工作。
  1950年在北京病逝,享年45岁。安葬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墓碑上有茅盾亲笔书写的“诗人戴望舒之墓”。
  戴望舒的感情生活
  戴望舒一生与三位女性有不解之缘,他的初恋是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平、而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第二任夫人是杨静。
  ●初恋
  1928年,戴望舒忧郁而强烈的感情世界里,深深地爱上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平。时年18岁的施绛平活泼可爱,与戴望舒忧郁的性格形成强烈的对比。
  戴望舒当时寄居在上海施蛰存处,虽与施绛平日日相见,但他对爱情羞于启口,借诗表白,而施绛平偏偏笑而不答。戴望舒身材高大但面部黝黑,面容不雅,使施绛平不悦。对施绛平一往情深的戴望舒遭到冷遇后,他最终以跳楼相挟,施绛平勉强答应。戴望舒兴奋之际,赶紧要父母从杭州赶到上海,向施的父母提亲。施绛平父母起初是不同意这桩婚姻的,现在迫于这种情状,并在施蛰存的努力下,也勉强同意。
  1931年春夏之际,戴望舒与施绛平举行订婚仪式,声势很大。但施绛平提出了条件:戴望舒出国留学取得学业回来有稳定的收入后,方可完婚。这时,戴望舒又一次陷入感情的低谷。因为他太爱施绛平,面对施绛平提出的条件,他只有义无反顾。
  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兑现爱情的预约,他乘坐达特安号邮船离沪赴法留学。
  在法国的3年中,戴望舒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由于自费留学的资金不够,他只得靠译稿来挣钱。1933年8月,戴望舒终耐不住贫困,他写信告诉父亲准备回国。父亲焦急中连忙写信告知施蛰存,施蛰存迅速电告戴望舒,请他慎重考虑回国一事。接着为其筹款寄去,又电告他不要回国。
  戴望舒的旅法好友罗大冈曾在文章里记载:戴望舒手上的钱花光了,生活发生问题,于是他向里昂中法大学申请接济。而戴望舒在这样的环境里并没有好好学习,只不过把此当作生活的保障而已,尤其听到施绛平移情别恋的传闻,戴望舒就更不去上课了。
  1935年4月,戴望舒被中法大学开除回国。一种说法是说他因为在中法大学住了两年半,毫无成绩。另一种说法是他在西班牙旅游期间参加西班牙进步群众反法西斯示威游行。直到走时,他才把这个消息千诉罗大冈。上车时,只有罗大冈一人为他送行,学校没有给他途中的零用钱,只有一张火车票,从马赛至上海,是一张四等舱的船票,而其他学生是三等舱,四等舱夜间连被子都没有,晚上冷得只得蜷着身子来回翻滚。
  1935年5月戴望舒回到上海,一个不相信的传闻终于得到证实,施绛平已确实恋上她原本就喜欢的那个人,戴望舒愤怒之下当众打了施绛平一记耳光,长达8年的恋爱终于结束。
  ●与穆丽娟共结并蒂莲
  沉浸在失恋伤痛中的戴望舒,当时住在刘呐鸥的江湾公园的公寓,与穆时英一家挨得很近,为了抚慰戴望舒爱情的伤口,穆时英将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戴望舒。小他12岁的穆丽娟的清纯、秀丽一下就迷住了戴望舒,使他很快从感情的困厄中挣脱出来,并于第二年结婚。但1938年5月,戴望舒全家由上海乘船到香港后,两人间的感情逐渐有了分歧,他们常常因一点小事而大动干戈。
  据穆丽娟忆起当年生活时说:"他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给施绛平了。"1940年冬,穆丽娟回到上海决定离婚,戴望舒得知消息后,便给穆丽娟发出"绝命书":"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大女儿戴咏素)已经5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
  尽管这封"绝命书"写得如此伤感,还是未能动摇穆丽娟离婚的决心。戴望舒只好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戴咏素归戴望舒抚养。
  ●第二次婚姻
  1942年,戴望舒与同在大同图书印务局的抄写员杨静相识,并很快进入热恋。尽管杨静的父母竭力反对,但杨静是个充满个性的女孩,她冲破种种阻力,毅然与大她21岁的戴望舒结了婚。杨静从小长在香港,娇小美丽,活泼好动,结婚时才16岁,由于彼此性格和年龄的差异,加之婚前缺乏深入了解,婚后不久便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常常因生活上的琐事吵架。1948年末,杨静爱上了一位姓蔡的青年,并向戴望舒提出离婚,戴望舒做了种种努力都未能奏效,两人各带一个女儿,戴咏树归杨静,戴咏絮归戴望舒。
  戴望舒的主要作品
  《我的记忆》(诗集)1929,水沫
  《望舒草》(诗集)1933,现代
  《望舒诗稿》1937(自费出版)
  《灾难的岁月》(诗集)1948,星群
  《戴望舒诗选》1957,人文
  《小说戏曲论集》1958,作家
  《戴望舒诗集》1981,四川人民
  戴望舒之死
  到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消息频传。曾经蒙受"附日"冤枉的戴望舒决定回到北方。这时,卞之琳从英国回国,路过香港,戴望舒决定与他结伴而行,他对挽留的朋友说:"我不想再在香港呆下去了,一定要到北方去。就是死也要死得光荣一点。"
  到北京不久,戴望舒被安排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负责法文科工作,对于这项工作,他十分欣慰,曾向新闻出版总署的负责人胡乔木表示,"决心改变过去的生活和创作方向"。而这时,他的哮喘病已严重到上楼都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为了更好地工作,他听从医生建议动了手术,但病情并未好转,由于惦记《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文翻译,他提前出院,并给自己打麻黄素针,在家治疗。1950年2月28日上午,他照例自己打麻黄素针,为了能早点治好,他加大剂量,注射后不久,心脏跳动剧烈,扑在床上就昏迷过去,等送到医院,已经停止了呼吸。
  命运多舛的戴望舒一直在曲折中行走,当曙光照耀他时又过早离世。卞之琳在悼念文章中说:"望舒的忽然逝世最令我觉得悼惜的是:他在旧社会未能把他的才能好好施展。现在正要为新社会大大施展他的才能,却忽然来不及了。"
  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历程
  纵观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大体可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其早期的诗歌作品,多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流,情调比较低沉,有较多的感伤气息。他的第一部诗集《我的记忆》中,收录的作品大多都是情诗和愁诗。尤其是“旧锦囊”辑中留存的12首诗作,大体都是抒发这种个人哀愁感伤情绪的作品。如《寒风中闻雀声》中 “枯枝在寒风里悲叹/死叶在大道上萎残”两句诗,勾勒出一幅枯枝败叶在寒风中飘舞的萧杀景象,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相似写照。再如《可知》中“可知怎的旧时的欢乐,到回忆都变作悲哀”,《山行》中“见了你朝霞的颜色,便感到我落月的沉哀”等,都表现出作者早期创作的孤独、抑郁、伤感的浓重气息。1928年发表于《小说月报》的《雨巷》,标志着诗人在新月派的影响之下由浪漫式抒情向象征式表现的一个转折,戴望舒也因此而赢得了“雨巷诗人”的美誉。
  1933年由现代书局出版的《望舒草》表现了作者诗歌艺术的日趋成熟。此时的诗人生活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使他的精神苦闷而低沉。但诗人不论从艺术上还是心理上都已不再稚嫩,也不再是穿着别人的鞋子走路,而是努力开拓自己的诗歌创作领域,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寻梦者》中,他写道:“你的梦开出花来了/你的梦开出娇妍的花来了/在你已衰落了的时候。”这支美丽的歌虽然依然流露着诗人疲倦的心境,然而却告诉了人们一个人生的真谛:任何美好理想的实现,任何事业成功的获取,必须付出一生的艰苦代价来追求。戴望舒在这一时期,虽然仍不失其孤寂、抑郁和多愁善感,但也不乏色调明朗、情绪奔放的诗作。如《祭日》、《游子谣》、《村姑》等。甚至在个别诗作中,我们还能读到诗人对于普通人的关切和对光明的向往。如《流水》中:“在一个寂寂的黄昏里/我看见一切的流水/在同一个方向中/奔流到太阳的家乡去”该诗充满了对生活的憧憬,对无往不胜的力量作了肯定,对顽强的生命力给予了热情的歌颂。
  1937年抗战爆发后,戴望舒的诗歌观念和创作实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决心在敌人的阴霾气候中挣扎。以自己微渺的光亮尽一点照明之责。1939年的元旦,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写出了《元日祝福》:“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力量/祝福!我们的人民/艰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人民斗争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态度,唱出了诗人心灵深处真切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1942年,戴望舒被日本侵略军逮捕下狱后,他的个人命运更和祖国的命运交汇在一起,其诗风有了新的变化。《狱中题壁》抒发了诗人为民族解放慷慨赴义的勇气和胸有成竹的信心。《我用残损的手掌》是诗人在铁牢中唱出的属于“永恒的中国”的悲壮的歌:“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予爱和一切希望。”此外,《示长女》、《在天晴了的时候》表出了诗人在长年颠沛流离之后,对于和平生活的渴望。其压卷之作《偶成》中“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表达了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总之,戴望舒后期的诗歌作品已显示出了超越个人情感的高层次内涵和蓬勃的生命力。”
  戴望舒的诗歌艺术特点
  戴望舒的诗歌作品虽然不多,而且大多是短诗。但在诗歌艺术上,却呈现出了独特的成就与魅力。他的诗歌中内含的多种思想艺术气质,都显示着或潜存着新诗的发展与流变的种种动向。新诗发展的历史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多少名噪一时的闻达者随着时光的流逝只剩下文学史价值,不再具备文学本身的价值;而戴望舒的诗虽几经命运沉浮,却始终魅力不减,风流了几十载。诗人从汲取中国古典诗词的营养到采撷西方现代派手法,最终走向咏唱现实之路,几经寻觅和创新,形成了自己诗歌的特殊风格和色调。尤以其诗境的蒙胧美、语言的音乐美和诗体的散文美为主要特色。
  1、诗境的蒙胧美
  戴望舒将法国象征派作为自己偷食的禁果,以此用来丰实自己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以象征化的意境和氛围传达感情,是戴望舒对中国现代派诗歌建设的一个重要贡献。象征派诗人追求的是把强烈的情绪寓于蒙胧的意向中,主张诗要写得像“面纱后面美丽的双眼”,传达出内心的最高真实。戴望舒创作与接受的审美标准正是使诗歌处在表现与隐藏自己之间,即诗歌的蒙胧美。在他的成名之作《雨巷》中,诗人构筑出了一个富于浓重抒情色彩的意境,蒙胧之美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人把自己化身为雨巷中徘徊是抒情主人公,他在被蒙蒙细雨笼罩着的小巷中,内心怀揣着一个朦胧的原望:“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然而,她竟也默默无言,终是蒙胧地、像梦一般地从诗人的身旁飘过,走进了寂寥的雨巷,留给诗人的是飘然而逝的希望。同时《雨巷》还是以古诗意象进行抒情的典范。它有浓郁的象征色彩,那孤独的“我”、梦般的“姑娘”、寂寥的“雨巷”,都有强烈的象征意味;“雨巷”的泥泞阴暗,没有阳光与温暖,狭窄破败,正是沉闷窒息的黑暗现实的写照,皎洁妖媚又带苦涩的丁香一样的姑娘正是希望、理想与一切美好事物的假托。诗的想象创造了象征,象征反过来又扩大了想象,它使意境蒙胧,一切都未明说一切又都在不言中说清,深得象征诗幽微精妙的真谛。用卞之琳的话说它是宋词《摊破浣溪沙》中“丁香空结雨中愁”一句诗的现代稀释与延伸。以丁香结象征诗人的愁心,本是传统诗歌的拿手好戏,在《雨巷》中却成为现代人苦闷惆怅的情思抒发机缘点;当然它也有超越传统的创造,古诗用丁香结喻愁心,它则把丁香与姑娘形象联结,赋予了艺术以更为现代更为丰富的内涵。它的意境、情调也都极其古典化,浸渍着明显的贵族士大夫的感伤气息,诗中映出的物象氛围是寂寥的雨巷、绵绵的细雨、颓记的篱墙,它们都有凄冷清幽的共同品性;环境中出现的人也忧愁哀怨彷徨,默默行冷漠惆怅,凄婉迷茫,物境与心境相互渗透交合,已主客难辨,情即景,景即情,它就如一幅墨迹未干的水彩画,稀疏清冷的图像后面潜伏着淡淡的忧伤与惆怅。象征派的形式与古典派的内容嫁接融汇,形成了婉约蒙胧的艺术风范。再如《印象》一诗,这是一首纯意象诗。诗人抽去了语义上前后的因果关联,综合视觉、听觉、幻觉等各种类型的意象,借助一串有声有色的物象来暗示某种飘渺恍惚的记忆,其中有诗人对昔日记忆中事物的眷恋,也有内心隐藏的空虚和寂寞。诗中涉及的幽微的铃声、小小的渔船、青色的真珠、残阳、微笑、古井等。不仅是古诗中常用的意象,积淀着悲凉感伤的情思,而且内涵与情调也都具有同一指向,即它们都是稍纵即逝的美好事物,形断意连,意与象浑,构成了一个情思隐约、意境深邃的蒙胧画卷。正如艾青在《诗论》中所说的那样“给情感以衣裳,给声音以色彩,给颜色以声音”,使“流逝幻变者凝形”。戴望舒诗歌的朦胧之美正是通过意象的虚实和含蓄表现出来的。戴诗不仅在物象选择上常起用古诗中常用意象,自身充满迷蒙、渺远、空灵之气;而且以意象与象征、暗示的联系建立,创造了意蕴内涵的蒙胧美。尤其是在意象之间的组合上讲究和谐一致,所以常给人一种张弛有致的流动美感;而流动的便是氛围,这种情调氛围的统一、整合所造成的情境合一、心物相融,获得了浓重的蒙胧美的审美特质。
  2、语言的音乐美
  戴望舒曾说:“诗的情绪不是用摄影机摄出来的,它应当用巧妙的笔触描出来。这笔触又是活的,千变万化的。”这里所说的“巧妙的笔触”就是用艺术的语言筑造诗歌。戴望舒的诗歌语言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就是音乐美。
  音乐美主要是指音节和韵脚的和谐、统一,使人的阅读琅琅上口、富有乐感。戴望舒第一辑《旧锦囊》中的十二首诗,都有明显的格律诗的特性,明显受到当时流行的新月诗派新格律诗的影响,句式大体匀称,每节行数相等,诗形整饬,押韵而且韵位固定,有的还讲究平仄相间。在《流浪人的夜歌》中,一共四节,每节三句,每句七字,且十分押韵。 《断章》一诗更突出了诗人追求音乐美的特点。该诗一共八句,每句八字,分前后两节,且在诗中加入了古典诗歌所具有的韵味,极似一首婉约小令。杜衡在《望舒草·序》中说:“诗人追求着音律的美,努力使新诗成为跟旧诗一样可吟的东西。”在第二辑《雨巷》六首中,诗形也大多整齐,十分注重音乐性。例如《雨巷》,在梦幻与现实的不断交融中,ang韵反复出现,连绵不断地织就了一张音韵的网,把人笼罩其中,好像在倾听一首低回的吟唱。
  值得一提的是,自第三辑《灾难的岁月》起,戴望舒受格律诗派的影响已明显减弱,而开始转到后期象征诗派的诗风上来。在他的《诗论零札》中,诗人认为:“诗不能侧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因此,他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逐步从追求音律的形式中解脱出来,运用多种句式、灵活的手法来表达情感。如《旅思》一诗,这首诗前后两节分别以征泥、促织声为中心意象,以二者间的重叠与转换,展现了旅人落寞疲惫的心理状态和难遣难排的浓郁的乡愁,整首诗充满着含蓄效应,使外在物象成了内心在心象的外化,成了“人化自然”。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诗人完全放弃了追求诗歌的音乐美,只能说明诗人在走向成熟的创作道路上,创作手法更多、更新,勇于用多种形式来丰富诗歌作品。从诗人后期的诗作《狱中题壁》中更能证明这一点,虽然此诗已注入了现实主义的内涵,也极具层次性,然而其整饬的句式和押韵,都流动出诗作所具有的音乐美感。因此说,不论诗人的创作风格如何变化,音乐美仍然是戴望舒诗歌艺术的特点之一。
  3、诗体的散文美
  戴望舒从《我的记忆》开始,逐渐摆脱格律诗的樊篱,开始为自己制造“最适合自己走路的鞋子”,即以自由的散文化手法传达感情。这种现代口语形式的自由诗体,显示出了戴望舒诗歌所具有的另一种艺术美——散文美,这种创作风格也确立了诗人现代派诗歌的地位。
  戴望舒从诗体上走向散文化,无疑对他在革新语言上产生影响,他用现代派的自由体抒情方式来表现诗歌的情绪,使诗歌显得更加朴素、自然、亲切。例如《我的恋人》:“她是一个娴静的少女/她知道如何爱一个爱她的人/但是我永远不能对你说出她的名字/因为她是一个羞涩的人。”诗人在平静的叙述中,使“我的恋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好像诗人用一支笔在轻轻地描画,让人一目了然又过目不忘。诗人的另一首诗《村姑》也有异曲同工之处,通过亲切的日常生活的描述,笔调舒卷自然,淳朴又富有韵味。诗歌《小病》是一篇散文化十足的华章:“从竹帘里漏进来的泥土的香/在浅春的风里它几乎凝住了/小病的人嘴里感到了莴苣的脆嫩/于是遂有了家乡小园的神往……”小病的旅人无聊孤寂,从浅春的泥土香里仿佛闻到了可口鲜嫩的窝苣味,于是勾起了对家乡小园的神往与思念。那么家乡的小园如何呢?诗人驾驭想象的彩翼飞抵它的近旁进行透视,那里阳光清澈和暖,细雨微风轻拂……一切平淡而熟悉,宁静而和谐。诗人用猜测试探的语气,营构出一个小病的人对家乡的惦念关切。戴望舒诗体的散文化,不仅表现在描绘人物和事物上,还表现在其善于用短句来表达情韵。例如《灯》的最后一节:“这里/一滴一滴地/寂然坠落,坠落/坠落。”在《秋天的梦》一诗的结尾中:“哦,现在,我是有一些寒冷/一些寒冷,和一些忧郁。”诗中的这些精短简单的句子,虽然没有整齐的节奏和鲜明的韵脚,但在复沓的词语中形成一种千回百转的情愫,使读者感到诗句中内在情绪的流动,在娓娓道来的氛围中,给读者留出回味和想象的空间。正如郭沫若所说的那样:“语言能够流体化或呈现流线型,抒情诗歌就可以写到美妙的地方。”
  当然,戴望舒的诗歌艺术除了以上三个方面的特点外,还具有其他方面的特色。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他在诗歌中多种手法的运用。如通感、比喻、顶针、拟人、象征、重叠、复沓等。《致萤火虫》中那句“我躺在这里/咀嚼太阳的香味”,历来被人们所称道,诗人奇妙地将视觉、味觉、嗅觉三者沟通在一起,并且将情思融汇于一句话之中。再如《秋蝇》一诗中“用一双无数的眼睛/衰弱的苍蝇望得眩晕/这样窒息的下午啊/它无奈地搔着头搔着肚子//木叶、木叶、木叶/无边木叶萧萧下……”。在立体化的流动的心理结构中,诗人用拟人的手法,通过描述秋蝇的形象,渗透出对日趋没落的现实世界的厌恶与自己作为政治殉葬品的无奈。这种多元素多层次的心理流程,映射出诗人的心理体验。它用重叠复沓的词语交汇出了幻觉、联想与情感活动,创造了一个全官感或超官感“心理格式塔”,具有较强的纤细纵深感。总之,诗人借助于多种艺术手法,不断煸动着语言的斑斓的彩翼,给诗歌以美感、以生动、以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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