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教案发生

        1891年9月2日宜昌教案发生，它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反映了宜昌人民无畏的革命精神。
        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烟台条约》增开宜昌为通商口岸，次年成立海关，辟宜昌为商埠。宜昌开埠后，外国传教士随之涌入，宗教活动一度盛行。某些传教士倚仗殖民主义势力，不法横行，引起群众愤怒。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9月，设在宜昌乐善堂街的天主教女修道院圣母堂，正筹办一所小型孤儿院，准备收容二十名孤儿，并委托在教会当差的吴有明负责招收十名。当时教会规定，每收一名小孩，便当即付给家长二十串钱的抚养费，同时立下字据，写明今后小孩受洗入教、成人后的婚等均由教会负责，家长不得干预。这实际上是一种卖身契。
　　吴有明认为这件差事有利可图，于是每日在宜昌城内和城郊到处打听并收容穷人家有小孩。不久就在城里和小溪塔等处收容了九名小孩，再收一名就可交差。9月1日这天，吴有明又从城里去小溪塔时，发现一个六、七岁的女孩正在河边玩耍，他立刻走上前去询问小孩的情况。小女孩名叫游腊枝，母亲死得很早，只有父女俩一起生活。吴有明便起了歹心，想骗走这个姑娘，独吞那二十串钱。他先把小孩诱至金家堤附近的一座天主堂内，随即用布堵塞小孩的嘴巴以防喊叫，并将她关在一间黑暗的小屋子里。
　　傍晚，宜昌城内“兴隆”轿行的一乘空轿子，由小溪塔回城时停在天主教堂不远的路旁。正愁无法把小孩弄走的吴有明顿时计上心来，急忙请两位轿夫到天主教堂用茶，并对轿夫说，有个患急病的小孩需及时送往城里医治，倘若能用轿子将小孩带去，定给轿夫每人一串钱。轿夫们满口应承，连夜赶回宜昌圣母堂。吴有明用布将小孩裹好，拖进教堂里院隐藏起来。
　　游腊枝被拐走的那天，正是大南门“望海山”茶楼老板的男孩与她订婚的前一天。因此，当望家闻知游腊枝失踪的消息后，非常惊慌，与游腊枝的父亲一起到处寻人，三天三夜，不见踪影。后来听说腊枝确实在圣母堂里，便向圣母堂修道院交涉，要求马上交出小孩，一位当家的修女矢口否认。
　　那时，宜昌人民受全国反帝形势的影响，时常成群结队袭击驻宜外国领事馆、海关和教会的洋人，张贴各种反帝标语。1891年9月4日，当教会不愿交出游腊枝的消息传开后，群情激愤，数千群众聚集在教堂附近，高呼口号，阻止外国人的车辆行进。居民群集堂外并报告官府，知县派人到教堂检查。教士先拒不承认，后又无理刁难。此前，社会上时有小孩失踪，并有教堂残害幼儿的传闻，现又在教堂内发现瞎眼幼儿和小孩枯骨，于是群情激愤。聚集在教堂附近的数千名群众中有些人便直接冲进圣母堂，分头寻找，结果在内室找到了游腊枝。人们义愤填膺，纷纷涌进教堂，强烈要求当家修女解释清楚，并要向小孩的家长赔礼道歉。
　　正在此时，天主教圣母堂隔壁的基督教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苏卫白，见街上的人象潮水般涌向教堂，秩序特别混乱，于是向人群开枪，打伤一人，血流满地。这更激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在朱发金、赵宗雅等人的带领下，数千群众向美国圣公会的房屋放火，接着拆毁并焚烧了圣母堂。愤怒的人群还分赴怀远路（今红星路）的英国领事馆、滨江路海关，捣毁英商住宅，痛打外国传教士。洋人见势不妙，纷纷逃到二马路江边的外事衙门，继而登上了法国商船“福泰”号避难。
　　教案发生后，停泊在宜昌港的英、法、美等国军舰实行紧急戒备，施行武力恫吓。美、英、法、比等九国的公使联合向清廷交涉，要挟宜昌知府庞润古捉凶并赔款。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接到宜昌知府的呈奏和朝廷的指示后，马上责成庞润古知府和许立骏知县迅速查处肇事者，后又派裕庚为张之洞的代理人来宜昌进行调查。几个月之后，朱发金、赵宗雅等十余人被逮捕，分别处以笞杖和发配充军，并赔款17万5千771两银子。
　　“宜昌教案”最后以清政府的妥协而告终，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是，人民反洋教的斗争远没有结束，在以后的四十年里，天主教宜昌辖区内时有外国神职人员被杀事件发生。民国时期，教案也常有发生。1929年9月，宜昌教区第五任主教邓炳文和传教士柳文德视察教务，被当地群众一并杀死。据史料记载，仅从1922年至1931年，不足十年内，就有四起、共六名外国传教士被杀案件，反帝传统，久传不衰。
　　“宜昌教案”是我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的一部分，虽然斗争缺乏组织性。存在盲动的倾向，最后失败了，但它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反映了宜昌人民无畏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