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武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均得到较大的发展，经济短期内得以恢复，史称“元嘉之治”。虽然史学界对元嘉之治褒贬不一，但元嘉时期确是南朝最安稳的时期。
元嘉之治各方面体现
刘裕改革
宋武帝刘裕从他掌权时起，到他代晋做了皇帝，曾对当时积弊已久的政治、经济状况有所整顿。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整顿吏治，他当时罢掉或处死的官吏有许多是士族或皇族出身。他的亲信、功臣中有“骄纵贪侈，不恤政事”的，他也严厉惩罚，甚之处死。 二、重用寒人。东晋时期，中央和州、郡的大权一直掌握在王、谢、庾、桓四大家族手中，选拔官吏，主要依据门第，所谓“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选出的官吏多是无才无识之辈。刘裕掌权后，下令改变这种状况，要求按照九品中正制初置时的精神选拔人才。他重用出身“寒微”的人，如刘穆之、檀道济、王镇恶、赵伦之等。 三、继续实行“土断”，抑制兼并。刘裕于义熙九年（413年）再次实行“土断”政策。除南徐、南兖、南青三州都在晋陵（今江苏镇江、常州一带）界内，不在土断之列外，其余都依界土断。多数侨置郡、县被合并或取消。在户籍上，不再分土著和侨人。对于势家大族隐藏户口的，严厉清查。还禁止豪强封锢山泽、乱收租税，人民可以任意樵采捕捞。 四、整顿赋役制度。刘裕下令严禁地方官吏滥征租税、徭役，规定租税、徭役，都以现存户口为准。凡是州、郡、县的官吏利用官府之名，占据屯田、园地的，一律废除。凡宫府需要的物资，“与民和市”，照价给钱，不得征调。还减轻杂税、徭役等。刘裕对政治、经济的整顿，为元嘉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南朝政治的雏形。
刘义隆再续
宋武帝刘裕死后，长子刘义符即位，两年后，大臣徐羡之等杀刘义符，立刘裕三子刘义隆，史称宋文帝。在位二十八年(424－452)宋文帝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由是“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文帝刘义隆多次下令劝课农桑，奖励垦荒，采取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发展生产。刘宋前期20多年间，战争较少，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出现了“元嘉之治”的繁荣景象。
文学成就
创建四学
元嘉十五年（438年），文帝征豫章处士雷次宗到建康，在鸡笼山开馆，聚徒教授。文帝几次亲到学馆，听次宗讲学。同时，使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与雷次宗的儒学合称四学。
史学
史学上，这一时期裴松之、裴骃、裴子野并称为“史学三裴”。其中，以裴松之《三国志注》最为著名。史书记载，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裴松之为之作补注。《三国志注》对后世注释史学影响深远。同时，这一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晔著《后汉书》，该书与《史记》、《汉书》和《三国志》并称为“四史”。
文学
文学上，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文笔简洁俊秀，记录了魏晋人物数百位，后者无出其右，成为六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之作。
“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改革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外，范晔穷尽二十年心血所著的《后汉书》，因为资料翔实，文才横溢，被后人称为“良史”并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四史”。
科技
科技领域，宋政权虽然短暂，却同样留下了灿烂的光芒。医学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宋文帝时，政府设置了太医博士、太医助教等医官，专门负责医学教育工作。宋元嘉二十年（443），何承天制成《元嘉历》，此历法比以前的历法更加精密，推动了中国历法的发展。不过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应该是刘宋末年的著名科学家祖冲之。他经过艰苦的研究，终于将圆周率推演到小数点后7位，这一杰出成就领先了欧洲1000年之久。成为中国数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此外，他还制造了指南车、发明了使用机械开动的“千里船”，还有他发明的“水碓磨”极大地提高了农民舂米和磨粉的效率，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发展。
艺术
此外，书画、围棋、佛教、道教等也在这个时候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给后世都留下了极大的影响。
元嘉之治评价如何
司马光评论宋文帝时说：“上聪明仁厚，勤于听断，江左之治称元嘉焉。”又称：“文帝勤于为治，子惠庶民，足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横挑强胡，使师徒歼于河南戎马饮于江津。”（《稽古录》卷十四）。这些评论，可以说，都符合基本情况。《资治通鉴》（卷一二一）中载有宋文帝给他弟弟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义恭的书信说：“天下艰难，家国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工业，大惧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工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
关羽、
张飞，任偏同弊。行己举事，深宜鉴此！……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荆州）府舍，略所谙究。计当不须改作，日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借，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猫，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复何由知众事也。”《资治通鉴》记载这一书信，实际是在叙述宋文帝的政治思想。宋文帝的元嘉之治，在南朝历史上确是难得的。
宋文帝为政，抓了几件大事。他屡次下诏减免租税（《宋书·文帝纪》）。尽管这一减免的范围和程度是有限的，虽然主要是对人民积欠的减轻，但人民却多少可以减轻一些负担。二是鼓励农桑。东晋末年以来，南方经济在政局动乱中受到损害。宋文帝时，“农桑情业，游食者众，荒菜不开”的状况，依然存在。宋文帝下诏，号召他的巨民“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并把劝农成绩的好坏与仕途升迁联系起来，“若有力田殊众，岁竟，条名列上”（《宋书·文帝纪》）。宋文帝鼓励农桑的效果是较为显著的，一些废弃田地被辟为良田，农民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
经过
刘裕父子的努力，晋末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宋书·武帝纪》）的状况有所改善。史称其时：“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多，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书·良吏传序》）这一派歌舞升平，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难免带有封建史家过于渲染的色彩。但不管怎么说，元嘉时期确是南朝最安稳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