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双方实力对比 七七事变后日本高层反应如何？
山南慕北 2016-08-12
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双方实力对比
对日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自1905年日本与沙俄在对马海峡一战之后，日本例来在陆军方面将沙俄作为主要对手，海军将美国视为主要对手。因此，在军力准备方面，亦为高起点。
早在1907年日本明治40年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中，为对付沙俄东进，日本认为其国防所需兵力，陆军战时要达到50个师团(平时25个师团)，海军除对俄进行作战以外，着重对美战备为舰艇达50万吨位 (88个舰队)。
1917年，沙俄爆发革命，1922年12月30日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在其1928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成功的同时，加强了苏联红军的军备，至1931年，已经拥有109万陆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在1932年，苏联提前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至1936年，苏联红军已达160万，同时装备实现当时看来的现代化。
1933年，苏联在外蒙古与东北边境上部署了30个狙击师，1935年增加到40个狙击师，1937年，由于西伯利亚铁路运输能力的加强，日本估计苏军作战的兵力能达到50个狙击师。
在日本看来，当时的苏联军备已大大地领先了日本，打破了日、苏间军力的均衡，尤其是在空军实力方面，相差悬殊。
为此，日本一直以苏联为对手，为扩充军备而积极准备，认为日苏一旦开战，日军必须投入陆、海、空战斗力量，与强大的苏军对决。
1936年6月3日，日本决定对苏作战的《用兵纲领》中，“陆军应首先迅速击败乌苏里方面之敌，特别是空军力量与海军协同。以必要的兵力负责攻占浦盐斯德等各要地。按着，击败布列亚河及结雅河各下游地区及大兴安岭方面之敌。尔后，击败贝加尔湖以东呼伦贝尔西边地区之敌。同时，海军要迅速击败在远东的敌舰队，控制远东俄属沿海。海军占领北桦太(库页岛)、桦太对岸以及劫察加半岛方面的各要地”。日本军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1936年12月，在日陆军部召集的军、师团参谋长会议上，向与会者展示了《军备充实计划大纲》。当时，诸如像这种内容属于军事机密且在预算尚未决定之前就向下传达的事情，前所未有。之所以如此做，就是因为日本为了尽快实现这一充实军备计划，达到“军民一致”，用以指导舆论的需要。
该计划以1937年作为第一年度，其军费预算为，“物资器材整备费九亿日元，兵备改善费一亿三千万日元，充实国内航空、防空费三亿五千万日元，战用品修理费一千万日元，合计十四亿日元，加上在东北的关东军约二亿七千万日元，总计约十六亿七千万日元”，并在当时日本政府林铣十郎内阁会议上得到批准。同时，日海军从1937年开始，在原有已进行了二次“充实装备”的基础上，着手更为庞大的第三次补充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至“七七事变”爆发时，日本银行储备的黄金硬货，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加起来也只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实现军备、发动战争已到了不顾一切地步。
1930年，爆发了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军阀混战，最后以张学良挥精锐之师入关内进驻北平、天津而收尾。然而，正籍于此，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轻取东北四省。
1931年“事变”之后，国民政府依然在为统一全中国而斗。时，阎锡山的山西、韩复榘的山东、陈济棠的广东、李宗仁的广西、宋哲元的平津、河北省的万福麟、陕西的杨虎城等各占一方，各行其是。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时的中国军队一直是军阀的私人军队，无论其编制、装备、训练都是处于低劣水平，与日寇侵略军一打就垮，一垮就漫山遍野地逃跑。
同时，就当时中央财政收入来看，以 1936年为例，仅有九亿九千余万日元(为便计算以日元为单位)，不及当时日本的三分之二。
更为重要的是，在武器制造方面，国民政府当时只能生产小火器及其弹药，战车、大炮、飞机都依靠进口。当时所有稍微先进的武器都是从德国输入，军事顾问团也为德国人。在1936年德国与日本签订了《日德防共协定》之后，国民政府再想从德国买先进的武器就难了。
因此，全面抗战时，当时国民军虽然号称有正规陆军二百万兵力，但又分为三六九等，如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将地方军改编而成的中央旁系部队，还有直到抗战结束后也没有划入蒋介石统制下的地方军。
除陆军外，当时国民政府的海军在战前计7万吨(2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26艘炮舰、13艘内河炮舰、8艘鱼雷艇等)，包括4个舰队(第一舰队为沿岸舰队，第二舰队为长江舰队，第三舰队为原东北军海军，第四舰队为原广东军陈济棠海军)，各舰艇不仅破旧，且威力很小，充其量只能在沿岸或江河一带担任警备而已，在强大的日本海军面前不堪一击，形同于无。
空军在第一次淞沪抗战时(1932年)没有参战，退避至后方保存，至1937年全面抗日爆发时，能够用于实战的飞机，全国估计为100至150架左右，更为致命的是，当时中国自己不能制造飞机，打掉一架就少一架，以至于防空力量形同虚设。
综上可知，“七七事变”之前，日本举全国之力一心侵华，中国名义统一实各行其是;日本自1925年开始“整饬军备”，中国1930年还在用大刀进行军阀混战;日本一直致力于武器(包括飞机、舰艇)进行国产化，当时的中国仅能生产小火器;日本一直是想挟甲午战胜之风，锐意进攻且对华是意在必得，国民政府是一退再退，先是《塘沽停战协定》，继之《何梅协定》、《秦德纯、土肥原协定》等，最后到了无路可退地步。
从1937年7月7日日寇全面侵华，至1937年12月13日攻占当时中国首都并实行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短短四至五个月内，日寇之所以能够从北杀到南，从西打到东，无不与其做好种种准备密切相关;从1937年7月13日日寇国内第一次紧急动员开始，同年8月10日进行第二次动员，随后进行了数次全国动员，短短时间内，从日本国内调来总数近三十个师团、航空队达五十个中队(关东军除外)，而所有的武器、军需品、炮弹、机枪弹的制造和舰船的准备，几乎都是在瞬间完成。
在1937年8月13日开始的第二次淞沪抗战中，中国投入71个师75万的兵力(超过当时国民党精锐部队60%)，然而，仍然以完败而告终，且全线崩溃。当时的前线总指挥冯玉祥感叹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大火炉呵，一个师兵力投进去，转眼剩下一个班。”
七七事变后日本高层反应如何
1937年7月8日，日关东军在很短的时间里命令其独立混成第11旅团迅速向“满华国境线”推进，9日晚，该旅团主力已至承德、古北口，另一部集结于山海关，而其关东军空军主力已集结于锦州、山海关。
8日午后，日中国驻屯军根据之前协商，要求关东军援助弹药、燃料以及满铁工作人员和铁路材料等。
日本国内在接到日中国驻屯军第一次报告后，于7月9日8时50分举行了临时内阁会议。会上，时任陆军省相的杉山元提出，“要继续交涉。但目前中国军队的真意不明，而且自事件发生以来不法射击不断，是一种无信不逊的态度。尤其从第29军的兵力和抗日态度来看，不如在此时派出适当的兵力，亦即从国内抽调三个师团派遣到现地”。
在接到中国驻屯军第二次报告后，日军参谋本部10日提出了如下用兵规模，并强调“不树立这种决心，就不应派兵。”即，“1、同时动员（国内）十五个师团；2、同时发动军需动员准备量的半数；3、作战地区为黄河以北，根据情况包括上海方面；4、作战期限为半年；5、战费五十五亿日元。”
11日l1时半开始到14时，日本首、外、陆、海、藏五相在首相官邸开会。杉山元提出，“为了确保中国方面实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证，必须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也要从国内抽调必要的部队（五个师团，目前暂用3个师团和18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
11日15时20分，日五相会议决定，“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同时决定，“本事件今后称为事变，出兵改称派兵”。
16时，时任首相的近卫到叶山皇室别邸拜见日本裕仁天皇，“上奏向华北派兵事。请裁决。”
18时24分，日本近卫政府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
之前，已由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风见，于17时30分发表谈话称，“鉴于此次华北事件的性质，特改称事变。”
由此，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成为了中国军队打响全面抗战的第一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