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女子敢死队：身扛枪弹的花木兰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革命和战争似乎都是男儿的事情，和柔弱的女子没有任何相契合之处。不过，一旦女子扛起了枪弹，那就是一种狮子轻嗅蔷薇的震撼。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其实并不缺乏女子的身影，武昌起义中就曾经有过一支女子敢死队。
　　两位队长是炸弹“科班”出身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成功。武昌文华学堂女学生曹道新向国民军第二标管带要求参军，得到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的准许——“仰该女生自募女生一队，斯时可谓战事之后援”，女志士吴淑卿也向黎元洪递交投军文。组建女子军队的消息不胫而走，几乎一夜之间，女子革命军、女子尚武会、女子暗杀团、女子先锋队、女子敢死队等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兴起。其中广东的女子北伐队，竟跟随援鄂大军“北伐”到了南京，随后又赴徐州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宿固”之役，名噪一时。
　　1911年12月，广东军政府发布征兵告示，组建“广东北伐军”，邹鲁、高剑父等人发起组织“广东女子北伐队”(又称广东女子炸弹队、女子敢死队)。消息传来，从港澳学习回到广州的徐慕兰、宋铭黄、黄扶庸、赵连城、余琼玉、许剑魂等，兴奋地报名加入，共招募了三四十人，其中1/3以上是来自香港实践女校的教员或学生，这所女校是同盟会在港的主要机关之一。
　　徐慕兰、宋铭黄年长，被推举为队长。徐慕兰是当时“同盟会徐氏三姐妹”之一(另两位是其妹徐佩瑶、徐宗汉)，长时间以中年富家少奶奶身份作掩饰投入革命活动。黄花岗起义前夕，她同儿子李应生、李沛基负责起义的准备工作，秘密传达信息和购买、运输炸药，李沛基更曾成功炸毙清廷广东将军凤山。宋铭黄则利用在女子缝纫学校担任教习作掩饰，与学生们秘密印发传单及运送军火，她还与潘达微夫人陈伟庄等乔装出嫁的新娘，来往穗港之间，偷偷将军火运进城。她和“支那暗杀团”的副团长高剑父一起研习炸弹制造，参与了黄花岗起义。
　　队伍中也有不少来自封建家庭，如学员黄扶庸出生于官吏家庭，为了反抗逼婚，参加了同盟会；梁国体为逃避父母安排的“盲婚”离家出走，来到实践女校读书并加入了同盟会，此外西环金铺老板宠妾郭玉生、陈李济药商寡妇麦兴华等，都参加了实践女校的革命活动。
　　“花木兰”身挂炸弹威风凛凛
　　“北伐女子队”初期驻于广东省城河南(今海珠区)同德里，宋铭黄等人变卖财产筹集开销，后广东都督胡汉民拨了一笔6000元的款项予以资助，解决了经费问题。女队员们统一穿白衣裤或湖绿衣裤，每天到广州东校场先练习兵操、队列，然后开始训练刺杀、骑术、射击和投掷炸弹等项目，被当时周围的群众誉为“今之木兰从军”。有意思的是，由于一些女队员是富商的寡妇或出身富贵之家，有时也可看到“女子队员练习打靶时有多名随佣仆人跟从”的奇特景象(《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2月13日)。
　　1912年1月广东北伐军向南京开进，仓促训练完毕的“女子北伐队”分两批随军前行，邹醒民、陈振权、陈惠权、黎兴汉、赖军华五位女战士首先出发；不久，徐慕兰、宋铭黄、邓慕芬、黄扶庸、许剑魂等20余位女队员亦随军赶到前线。
　　女队员个个身着戎装，肩上、腰上佩戴长枪短枪，两位炸弹“科班”出身的女队长不知从哪弄到炸弹，每位女队员身上挂着几颗炸弹(当年炸弹还算是稀罕的玩意)，威风凛凛，一路上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围观。各地的革命政府对这支特殊的女子队伍也是要钱给钱，要枪给枪，要服装给服装。2月，广东北伐军司令姚雨平率军在宿州车站与清军激战，女队员们奔赴前线，其中邹醒民一马当先，“始终在第一战线上，猛勇无比，敌败，同大队追至四十余里，皆在前队。”
　　女子从军一时风头无两，军队中甚至出现了选举女子作为领袖的提议。1912年2月，广东协字营标统余玉亭因公身故，其部下以“林三妹在高州协夫成功，平时最得军心”为由，推选余妻林三妹继任，这个提议得到了所部三营内八九百人的赞同，但也有六七百人反对，两队人马互有龃龉，终于酿成大规模械斗，以至于军政府及各军队均派大队到场弹压。
　　由于女子军队声名鹊起，社会上也有一些人乘机浑水摸鱼，他们假借招民军女子队为名，煽惑15-30岁的年轻妇女贩往外洋为娼，广东都督府为此特意发出警告，报刊也提醒市民“妇女从军须要仔细”。
　　昙花一现，女同盟会员自沉鼎湖山
　　正当“女子北伐队员”准备大干一场时，1912年4月“南北议和”，清廷退位。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下令解散南方武装，女子北伐队也自动解散，前后只存在了不到5个月。一些女队员感叹：出发时抱着“马革裹尸”的决心，可到了前线发现竟是“春郊试马”的闲适。队员黄扶庸从南京回到广州后，曾在信感叹中“此行北上，一事无成”，许剑魂也称：“自出发以来，到徐州山东交界，便知和议告成，此行竟成虚负。”
　　此后，徐慕兰等投身于妇女反封建压迫的教育工作，宋铭黄与高剑父、许剑魂与邹鲁走到了一起。但绝大多数的女子北伐队队员回来后，生活地位没有什么改变，有的甚至沦为娼妓。
　　“二次革命”失败后，1913年龙济光入粤，大批捕杀同盟会会员，原北伐队的许多女队员都避祸离开广州，分散各地。其中两位女队员、也是同盟会会员的黄扶庸和邓慕芬一起逃至香港，感怀身世，彷徨苦闷，黄扶庸曾写信给好友赵连城叹道：“家庭专制，无可革命，只可远离，以避其锋！”1914年12月，二人在肇庆鼎湖山上沉于飞水潭，这一幕悲剧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震动，港澳报纸均发文致以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