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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起义的争议:领导人究竟是邓小平还是陈豪人

非我族类 2017-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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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陈豪人不是百色起义的领导人,但他在百色起义中的作用依然是无法取代的。但事实是,陈豪人其实才是百色起义的领导人,而不是邓小平。尽管很多材料都写明邓小平才是百色起义的领导人,但本文的笔者通过一些珍贵的资料发现,百色起义爆发时,邓小平根本不在广西,所以根本不可能是这场战争的真正领导人。
  一、百色起义期间前委书记是陈豪人,不是邓小平
  我们先看一下中央党史馆的资料:
  ①.粤省给党中央的信,1929年12月《粤省对七军前委的信》(原件中央党史馆有存)
  “平礼兄转前委
  对于前委名单,省委完全批准,小平同志已离百色返申(注:上海),前委书记昭礼担任……”(平为邓小平,礼即陈昭礼即陈豪人。)
  ②.前委书记陈导民(即陈豪人)在1930年1月向中共中央汇报的《七军前委报告》中,多次写及百色起义期间领导班子的情况:
  “十一日开广州暴动纪念大会,宣布中国红军第七军成立。在大会中,我及云逸同志,宣布就政治部主任及军长职”。
  “政治组织,军政治部主任一人,由我负责,下设秘书一人,总务、宣传、组织三科……”。
  “军中前委之组织,现由导民、张云逸、何世昌、□□□手工人、李谦、韦拔群□人组织之。导民任书记。各队委书记,由各纵队政治部主任同志任之。”(文中的□为原文字迹不清)。
  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
  “中央:
  请派党的责任同志及大批政治工作同志赴龙州工作。切切。平兄前得中央电召(中央电告小平不要走),此间同志因工作关系苦留,彼(他)硬要去(走),在龙变前一天已行(走)。故中央走(再来)电阻(止)之回去(去上海)已不及。工作由前委负责,并请派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来色工作。
  前委书记陈导民”
  (平兄即邓小平,陈导民即陈豪人,括号内容为注释,此件中央党史馆有原件)。
  “龙变”,是指1929年11月份发生的“蒙志仁叛变”,而不是指百色起义,更不是龙州起义。也就是说,邓小平在11月初就离开了广西百色,这和邓小平本人1968年6月20日写的《我的自述》中记录的时间也吻合:
  “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后,於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龙州……”。
  这并非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的邓小平离开百色的时间:“于百色起义的前几天,也就是12月初,由百色动身……”。毛毛故意将邓小平离开时间推迟了一个月,目的就是想证明邓小平参加了百色起义,是百色起义的领袖。
  根据上述史料证明,百色起义前,1929年11月初,邓小平就离开了百色,陈豪人遵照上级指示,挑起了主持前委全面工作的重担,此期间,陈豪人已为前委书记,年仅22岁。
  而邓毛毛却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多处编造了当年百色起义的领导班子的情况。她在书中编造了,百色起义前,邓小平就被委任为红七军政委:
  “……创建红军,颁给的番号是红七军,委任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政委……”。又编道:“公元1929年12月11日,百色城头高高升起了武装起义的红旗,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诞生。按照党中央的任命,张云逸为军长,邓斌(小平)为政委。”
  根据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广西红军今后工作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任命红七军前委书记为邓小平,首次提出:“军应设军政治委员”,这时,邓小平才被任命为红七军政治委员。而不是1929年12月,在1930年3月2日之前,红七军没有军政治委员的职务。百色起义红七军成立期间,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是陈豪人。这期间,邓小平在上海,红七军成立时,他不是红七军政治委员,更不是前委书记,甚至连前委委员都不是。
  关于百色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龚楚在1955年香港出版的《我与红军》南风出版社,龚楚很清楚地告诉大家:
  “各项准备工作,负责人如下:1、政治工作,由陈豪人负责。2、军事工作,由张云逸、龚楚负责”。在《广西斗争得总结》(中央党史馆资料)一节中,龚楚这样说:“红七军没有建立政治委员或党代表制度,也没有实行特务控制的办法;仅有政治部主任及政治指导员之设置,专负部队政工之进行。所以红七军的官兵之间,感情融洽,没有发生叛变,或向敌人投降的事迹,甚至没有逃兵”。
  至于,红八军领导班子问题,毛毛也在编造,她在书中写道:“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正式成立。军长:俞作豫。政治委员:邓斌(邓小平)。政治部主任:何世昌。”这也同样不符合历史事实,红八军成立时,军长是俞作豫,红八军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是何世昌。因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胜利后,邓小平2月7日才从上海回到龙州,不可能在起义发生时任红八军政治委员,再说那时红八军军中也没设军政治委员职务。
  二、起义前后关键时刻,邓小平两度离开起义部队,不在百色
  在百色起义前一个月,在这关键时候,广西前敌委员会第一把手邓小平离开部队,是非常不应该的。当时的形势是:前委派去的龚饮冰刚从中央回到广西,中央批准了起义计划,批准了武装起义的前委领导班子,任命邓小平为前委书记(1929年10月30日任命),起义迫在眉睫,前委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前委与起义部队又处在几股敌人势力包围之中,面临敌我决战时刻,起义有可能失败;起义的队伍又为旧部队,成分复杂,需要动员、整顿,是非常危险的。有大量的工作必须有领导做;前委既要发动群众扑灭豪绅武装;又要武装农民,组织工会、农会,建立地方党部等工作,政工干部又极度缺乏;许多重大政策需要制定;战备物质及经费需要筹措等等工作千头万绪,广大指战员因工作关系,需要第一把手的前委书记邓小平亲临指挥,但是,就在这样起义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决定要“走”,在广大指战员的“苦留”下、相劝下也无用。在当年前委报告中也记载:“彼硬要去(走)”,起义前临阵脱逃,将重担留给了其它前委,实属不该。当中央知道情况后来电阻止他去上海时,他已离开了百色。(注:上海是当时去香港和海外最容易的地方)
  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说11月“来上海汇报工作”,实际上来上海的目的大家不言而喻。此时广西指战员却正在浴血奋战,奋勇杀敌。待邓小平由上海回到龙州时,已经过了3个多月了,百色起义胜利了、龙州起义也胜利了,红七军、红八军成立了,左右江苏维埃政权也建立了。回想当年,在同样的情况下,中央要毛泽东和朱德离开根据地赴苏联学习,被毛泽东毅然决然地回绝了,始终战斗在第一线,直到革命胜利。
  1930年11月,红七军奉中央指示,北上江西,进入中央苏区。途中遭敌人重兵堵截,红七军损失惨重,进入广东境内后,红七军由两个师缩编为两个团。在广东的韶关、乐昌之间渡河时被赶来的敌人阻击,红七军被截为两段。此时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的红七军主力已经渡过了河,进入江西的崇义地区;军长张云逸率领另一部分红七军,正在苦寻渡河的时机。在这关键时候,身为红七军政委的邓小平于1931年3月又擅自离开队伍,去上海汇报(而在当年2月,前委已派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已去上海汇报了工作),邓小平去上海汇报工作完全是借口逃跑,小平以后再也没有回到红七军。谁也没见过召邓小平回上海汇报的中央文件。在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中承认了错误,他写道:“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可是,在20年后毛毛所写的书中,邓小平的这次错误离队,也被披上一层反王明错误路线的神圣的外衣:
  “在崇义时,父亲他们从行委的同志那里得知,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占据了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一消息,使父亲的心中有所震动。因为,对于王明此人,他向无好感。他想到,自从1930年从中央回广西后,一直没有和中央取得联系。现在,红七军终于到达江西,周围敌情并不严重,而且当地行委有可靠的交通线可达上海中央,因此父亲考虑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他和李明瑞、许卓召开了前委会,会上一致同意邓小平去上海汇报和请示工作。”
  三、陈豪人等前委领导了百色起义
  陈豪人在1931年3月9日《七军工作总报告》中,记载了百色起义的情况:
  “……当转变前一日,百色工人代表大会及第四大队士兵代表大会,热烈的通过要求第四大队转变为红军,并拥护张云逸为军长,陈豪人为政治部主任的决议。”
  “1929年12月11日,这天清晨,百色驻军千余人,整整齐齐地开到粤东会馆东门广场,还有数千的工人、农民、街道居民和其它各界群众踊跃参加,成为百色城一次隆重的盛会。龚楚主持大会,陈豪人代表前委,作了重要讲话,在大会上庄严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光荣诞生了!从现在起,我们已经是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国革命事业而战斗的中国工农红军了!”
  次日,召开了广州暴动纪念大会,宣布中国红军第七军成立。陈豪人及张云逸同志,宣布就任政治部主任及军长职务并宣布了政纲。此时邓小平明明在上海。
关键词: 百色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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