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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曾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因蒋介石阻止功亏一篑

山南慕北 2015-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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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张学良与杨虎城二人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事后,张学良被囚禁数十年,杨虎城一家也被杀害。事情发生后,李宗仁曾下令释放张、杨二人,然而最终功亏一篑。
  李宗仁下令释放张学良
  对于释放政治犯、释放张学良,当时社会各界的呼声是很高的。张申府在蒋介石退职文告发表后,就发表谈话,认为蒋介石的下野,是解决时局的一大关键,共产党方面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因为蒋的退职已易解决。目前需要立刻做的有三件事:开放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自由;开放党禁、报禁,解除全国戒严令;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1949年1月23日,东北有两个团体,联合向李宗仁发出快邮代电,要求释放被非法囚禁12年之久的张学良将军。同一天,中国自由民主行动委员会和人权保障委员会等四个团体也向李宗仁致电,要求释放张学良,他们在建议中称:“此举将对张学良对新中国的建设工作有所贡献。”
  这些呼吁,对李宗仁也颇有触动。据李宗仁回忆,为显示和谈的诚意,曾指示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释放张学良,但为蒋介石所阻。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召集党政军高级人员会议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会毕出门时,于右任追上去,喊:“总统!总统!”“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介石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李宗仁)办去!”便扬长而去。李宗仁回忆说,蒋下野之后,对党政军大权的严密控制,实与下野前无异,对李宗仁所提要求,“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自台北提运金钞回京等事”,一概不予理睬,把责任推到陈诚头上。“但是我给陈诚的命令,蒋又授意陈诚置之不理。”
  两天后,27日,蒋介石复电,让对李宗仁的电报置之不理。蒋电称:“如有命令到台省释放张学良,似可暂不置复。否则可以并不知张学良何在,以此事省府向不过问之意复之。”释张之动议遂被断然拒绝。
  但外界对这一内情并不知晓。27日的《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只是报道了张学良已经知道李宗仁下令释放他的消息,开始做下山的准备,预计一周内就可到台北然后去南京,但是还没接到南京方面的正式命令。莫德惠也称:“将于二三日内赴台湾,访问张学良氏,交换对时局之意见。”其间东北同乡也“电张学良慰问”。同日,也就是在蒋介石电报发出的同一天,陈诚在下午接见记者谈关于释放张学良的问题时,还只是称“命令尚未到达,张氏所居之井上温泉,刻仍拒绝访问”。《申报》2月3日还登载了“二日获悉,台湾主席陈诚及重庆市长杨森顷致电李代总统,谓彼等不久将释放张学良与杨虎城”的消息,此消息的真实性如何就不得而知了。4日,程思远接受陈诚的邀请来到了台湾,并带来了中央的释放令。“除中央释放令外,李代总统有私电致陈主席,此来将向陈氏解释中央此一举措之动机及因果。”(《申报》1949年2月5日)而由于张在新竹的行踪已被暴露,为了“安全”起见,2月2日凌晨3点,张学良与赵一荻已被连夜秘密转移到高雄要塞。尽管已经得到蒋介石的明令不准释放张学良,但是陈诚却不得不面对如何对舆论有个交代以及如何平息这场呼声很高的政治请求的问题。
  陈诚在会晤程思远的过程中明确暗示释放张学良只要蒋介石不点头,就没有可能性,并提出可以派人派车护送其去新竹探望张。可实际上张学良早在2日就被转移到高雄了,程也婉谢了新竹之行。对于此事,《申报》2月6日报道:“关于释放张学良问题,经此次榷商,原则已无问题,唯技术上尚须研究,当俟程氏返京后,另交主管机关国防部办理。”与此同时,共产党方面已发现了蛛丝马迹。2月5日的《华商报》谈道,“李宗仁昨晚命令其最亲信的一个顾问(按指程思远)于今天飞赴台湾,商洽释放张学良,据悉:台湾主席陈诚不理睬张的释放令。”“今后再有谁来敲他的门,能不能带他一同下山,最后的决定者恐怕还是那位高卧奉化的阴谋家。”2月7日继续评论:“据中央社今日所报道的程思远谈话,似乎证实了陈诚正在拖延释放张学良一举的消息。”2月9日《申报》关于程思远飞台的报道则提到“并有某种不能形诸文字之建议,托程氏报告李代总统,惟其具体内容,程氏拒绝透露。”现在看来,不知道这段文字中所谓的“不能形诸文字之建议”是否指蒋介石关于不准释放张的命令。2月12日,陈诚告诉李宗仁“他无权释放张学良,因为张是由特务监禁的。(按特务头子现在是蒋介石的亲戚毛人凤,其前任为戴笠),陈说,只有毛才能执行李宗仁的命令。”(《华商报》1949年2月12日)由此可知,陈诚是完全按照蒋的指示行事的。13日,程思远抵达南京,将他和陈诚会面的详细情况向李作了汇报。
  同日,国民党方面不得不亮出了最后的底牌:“张学良之释放,仅可能在蒋总统亲自颁发手令的情形下实现。据称:李宗仁正计划派遣特别代表一人赴奉化,与蒋总统会商此项问题。”
 
  以上史实说明:第一,1949年1月24日李宗仁发布命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及取消全国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启封一切被封之报章杂志等命令,并非完全是一种政治姿态,而是顺应了当时的民意与潮流,有其可取之处,这也是他日后回归大陆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第二,实际上,陈诚对张学良有恻隐之心,对释放张学良也持赞同态度,但为蒋所阻。第三,当日的国民党政权,是地道的独裁体制,实权仍操纵在下野的蒋介石手里,所谓下野,只是一种处于劣势时惯用的政治手段。由于蒋的顽固坚持,代总统李宗仁显示和谈诚意的一些举措根本无法实施,也与当时的舆情、民意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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