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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第一枪不是熊秉坤打出的?

浅草 2015-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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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秉坤
  1911年10月10日,一声枪响,革命席卷全国。百天之后,由帝制而共和,绵延两千年的封建制度轰然倒塌,中国历史由此进入新纪元。
  这注定是一场不断被人提起,不断被人分析的革命。
  在跨越一百年的历史纵深之后,我们透过层层烟云去回望、去思索、去寻找,辛亥革命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而我们今天又为了什么来隆重地纪念百年前那场革命?
  自武昌首义始,至清帝逊位止,共计125天。而在这125天内发生的激荡,变迁,迂回,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这个古老国度改地换天。
  我们会发现,在辛亥革命之前,清帝国早已摇摇欲坠,各地起义时起烽火。虽然有诸多历史的细节,显示出武昌起义中的偶然与不确定性,但在层叠的突发片段背后,早已凝蕴着不容置辩的历史必然。
  我们会发现,这是一场有节制的有限革命。各个不同倾向的政治派系(袁世凯代表的北洋派、张謇和梁启超等代表的立宪派、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代表的革命派)都不擅绝对胜场。中国由帝制顺利进入共和,是谈出来的,而不是打出来的。
  我们会发现,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11月下旬全国24省中便有14省脱离清政府独立。数月之间,各省纷纷变幻王旗,既揭示出封建帝制必然崩塌的命运,也因地方自治埋下的隐患,给革命之后留下了诸多悬疑歧路。那些因种种局限而注定不可能完成的革命任务,为中国的未来埋下伏笔。
  辛亥革命,是承前,也是启后;是继往,亦是开来。
  正如鲁迅所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百年回首,我们细数历史波澜,我们静穆沉思。这一切,都只为未来继续前行。
  1911年10月10日,湖广总督瑞澂向朝廷发出了一封报喜的奏章,电奏中说:湖北已经波澜不惊地捉拿了32个革匪,此案虽然还没有完全破获,但他本人已经胸有成竹,“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
  志得意满的瑞澂并不知道,此时,在武昌城南黄土坡驻扎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正是人心惶惶,黑云压城。他也不知道,四个小时之后,一阵从这里响起的枪声,会直捣清帝国最脆弱的防线,直至它最终崩塌。
  起义前夕变革突生
  枪声的酝酿,从数月前已经开始。
  “八月十五杀鞑子!”
  这句口号相传来自元朝:当初朱元璋率汉人起义,曾以人头祭月。而过了将近六百年后,大清宣统三年,农历辛亥的中秋节前,这句话再次被人们悄悄传起。
  放出风声的是湖北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八月十五,是西历10月6日,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和共进会会长孙武商定,就在这天发动起义。当时清廷大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湖北新军也调去许多,武汉三镇防御薄弱,是起义的最佳地点。
  流言也传到了瑞澂耳中。他下令,从闰六月初一(7月26日)开始,武汉所有刀具店都须取得营业许可,购买五把刀以上的顾客,须登记姓名住址。革命党人武器不足,起义只好延期。
  这时,变故突生。
  10月9日,正午时分,汉口俄租界的宝善里14号的一座小楼里,革命党人孙武正埋头制作炸弹。面前的案子上摆满了黑铅、铁片、罐头盒、盐酸、硫磺等物,房间里到处散落着炸药粉末。
  孙武的效率不低,一天能做大概50枚。他正在做几枚大号的炸弹,计划在起义之时从总督衙门后墙外的“武昌帽店”楼上扔过去,直接炸掉瑞澂的卧房。
  革命党人刘同是个十六岁的少年,他叼着根香烟上楼,倚着大木案看孙武忙乎。粗疏的孙武竟然没有意识到刘同此举的危险。没多久,刘同掉落的烟灰点燃了桌案上的炸药,嘭地一声腾起一团大火球,浓烟升起。
  孙武的双手和脸都被严重烧伤。他不及料理自己,马上命令在隔壁的革命党人李春萱在房子里大泼煤油,想在救火队来之前,销毁所有证据。
  没料到俄国巡捕迅速赶来。听到警哨凄厉,孙武等人只得逃走,却把革命党人的花名册、起义文告、革命文件、旗帜印信等遗留在屋里,里面清楚地记录着革命党人的姓名、身份。
  名册到达瑞澂手上,他大惊,下令全城搜捕。
  形势危急。
  革命党人度过难熬一夜
  9日下午5时,负责联络工作的革命党人邓玉麟赶到新军工程营,通知熊秉坤:当晚12时,只要听见城外炮响,就是起义的信号,城内同志即可动手,口号“同心协力”。
  湖北新军一万七千余人,有三分之一是革命党,熊秉坤是“工八营”里革命党的总代表。这年他26岁,已经当了七年兵,刚加入革命组织共进会不到半年。
  熊秉坤接下重担,赶紧挨个通知三百多名革命士兵:半夜听见炮响,就去夺楚望台军械库;得手后开城门,迎接炮兵同志们入城。
  一夜无眠。革命党人摩拳擦掌,枕戈待旦,却没听见炮响。
  原来,起义的命令发自革命党首领蒋翊武。他得知炸药事泄,自岳州星夜赶回武昌,在位于小朝街的党机关部下达起义命令。但是,两个小时后,清朝军警破坏了小朝街机关。当晚全城戒严,40多名革命党人被捕。
  等到天亮,传来的只有更多的噩耗: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人被星夜提审,之后被火速处决。
  杀了三人,又接连抓人,这似乎给新军中的所有人发出了威胁的信号——名单已落入清廷掌握,起义领袖蒋翊武和孙武却又不知藏身何处。死亡的恐惧笼罩在每个革命党人的头上。
  其后,很多历史学者都将瑞澂的失策归结为武昌首义的导火索。当时,瑞澂的师爷建议他火速行动,把所有在册的革命党人一网打尽,但瑞澂百般犹豫,不见决心。可是,他杀掉三名革命党首领却利索得很。这样不上不下的做法,令人难测真实想法。
  流言开始在军营中流传。有的说,所有剪掉辫子的军士都会被抓捕。有的说,对革命党的大搜查还在后面……
  孙中山“认错”首义第一枪
  这时,熊秉坤的游说,管了大用。
  他说:“革命党名册已经被官府搜去,反亦死,不反亦死。与其坐而待死,何若反而死,死得其所也?”
  时针很快指向下午三时。熊秉坤等人已经凑齐了六盒子弹,约150发,有士兵从家里取来的,也有从军官身边偷来的。熊秉坤把子弹给了支队长金兆龙,要他分发给可靠的人待用,把起义推迟到晚上例行巡查结束后,以放枪三响为号。
  金兆龙和程正瀛等人答应下来,便在营房里收拾弹药。
  天近傍晚,值日排长陶启胜巡查到金兆龙的寝室,见金、程二人正在擦枪,便起疑心,上前询问,三人争执扭打起来。
  情急之下,程正瀛一抬手就给了陶启胜一枪,正中其腰肋。在革命胜利之后的1912年,熊秉坤给上级领导写的汇报材料里,这样描绘程正瀛开的这一枪:“此即首义第一声也。”
  闻声赶来的熊秉坤大惊:时辰未到,为何枪响?然而,子弹飞出,一切都必须开始了。
  熊秉坤对空连放三枪,鸣哨集合队伍,跑步杀向楚望台军械所。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就这样在意外和仓促中爆发了。
  1911年10月12日中午,身在美国的孙中山买了份报纸,报上的一则消息让他大喜:“武昌为革命党占领。”两个月后,他乘船回国,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接见了熊秉坤,他很高兴地向旁人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
  虽然真正的第一枪,是程正瀛打响的。但国父孙中山的首肯,使得熊秉坤从此获得了“熊一枪”的称号。
  这称号也非幸致。如果没有作为工程营总代表的熊秉坤在之前广泛串联、策划、动员,并在事发后随机应变,武昌起义的前景未卜。孙中山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评价他的首难之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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