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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与《红楼梦》 周汝昌为何不喜欢林黛玉?

山南慕北 2015-12-28
周汝昌

周汝昌
  《红楼梦》堪称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古往今来众多学者耗尽一生来研究它,故而衍生出“红学”,而周汝昌先生又有当代“红学泰斗”之称。然而他对于红楼梦的解读是否有失偏颇?
  周汝昌与《红楼梦》
  周汝昌关于曹雪芹的家世生平考证,使得人们对于《红楼梦》作者有了一个空前清晰的印象。
  《红楼梦》汇校工作:周祜昌、周汝昌二位先生五十六年心血的结晶《石头记会真》,汇集已发现的现存于世的古抄本10余种,对其进行全面汇校,展示所有异文,使之成为接近曹雪芹原本真笔的一部可以信赖的《石头记》。
  周汝昌把《红楼梦》上升到中华文化小说的高度,提出“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红楼梦》应列为第十四经。
  周汝昌一生致力于红学研究,其研究方法师承于胡适,但又独树一帜。周汝昌重点考证了曹雪芹的身世与家世,并且仔细研究了大量清宫档案之后,得出了《红楼梦》是自传体小说的观点。并且通过对前八十回的仔细研读结合曹家史实,经过严密思考和逻辑推理,为人们揭开了隐藏在书中的深刻艺术内涵,伟大的诠释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其研究观点为广大红学研究者和人民群众所接受。
  一般读者以为,曹雪芹生前只留下了《红楼梦》前八十回。而周汝昌等学者认为,曹雪芹是写完了《红楼梦》的,只是八十回后的文稿因故迷失了。周汝昌根据脂砚斋批语提供的线索,阐述了他对《红楼梦》八十回后内容的研究成果,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真本《红楼梦》。
  周汝昌为什么不喜欢林黛玉
  他关于《红楼梦》的著作的确相当多,而且也有很多新的观点。但是,在评价林黛玉的问题上,实在是偏见过多,大失他“考证派”学者应有的作风。
  五十七回中史湘云要为邢岫烟出气,被薛、林制止,林黛玉说“你又充什么荆轲聂政”。这里他认为林黛玉刻薄、嘲笑史湘云,可是他似乎忽略了在这句话前后书中的具体描述:“黛玉便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不免感叹起来.”林黛玉看到邢岫烟的遭遇,绝不是简单的看客心理。她也为之唏嘘,并且,也明显是想到了自己的境遇:同样是寄人篱下、无依无靠,虽不至于典当衣物,但是常常也要看人脸色。用她自己的话说:“你看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丫头两个,他们尚且虎视眈眈,背地里言三语四,何况于我?···如今我还不知进退,何苦叫他们咒我。”这样的困境,即便是疼她爱她的贾母、贾宝玉,也是无能为力的。人世间很多无奈源于人心的相互隔阂、猜忌,而人心又是最虚无缥缈最无处不在又最顽劣最难以把握的,所以对无奈也就无计可施。基于这样的认识,她的这番话,与其说是对史湘云的嘲讽,毋宁说是看透现实无奈的一种绝望。
  还有,书中具体是这样写的“宝钗忙一把拉住, 笑道:"你又发疯了,还不给我坐着呢."黛玉笑道:"你要是个男人,出去打一个报不平儿.
  他不仅不喜欢林黛玉,而且认为曹雪芹也不喜欢林黛玉。且看他怎么说:“黛玉太不光风霁月,太不阔大宽宏,太把儿女私情放在心尖上,别的一概未见她有所关切,有所救助,有所同情。就在这一层上,雪芹不客气地评论了她——从盛赞湘云之品格而反衬出婉批黛玉的缺陷。所以,雪芹写出湘云批评黛玉的直言快语——…‘这些没要紧的恶誓、散话、歪话,说给那些小性儿、行动爱恼的人、会辖治你的人听去!’——如果这不代表雪芹的意见,又是从何而说起呢?”(《红楼夺目红》P83-84
  2003年出版)
  首先,难道赞颂一种品格就要贬斥另一种品格?谁不知道《红楼梦》的突出之处在于描绘的儿女各有特性,鲜活而真实?倘若每个人都像史湘云般“光风霁月、阔大宽宏”就完美了?更可笑的是,重视儿女私情,用情深居然是缺陷?!其次,书中史湘云批评林黛玉凭什么就可以认为是代表了曹雪芹的观点?曹雪芹对人物的感情的表达最是复杂,有时喜欢用反语,有时喜欢双关。如他全书从没有一句话称赞贾宝玉,相反,倒是借了无数人的口批评了他,莫非原来曹雪芹是极不喜欢贾宝玉的?分析这段话不从史湘云与林黛玉的性格冲突、史湘云与贾宝玉的隔膜入手,反倒先入为主地插入作者的褒贬,不亦本末倒置?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恐怕不会轻易地陷入自己手中的某一个角色,他必须跳出来,以一种俯瞰的姿态冷眼旁观,即使他写的是自传或半自传。再有,说林黛玉对别的一切都无所关切无所同情更是大有偏颇。香菱找她学诗时她是多么尽心真诚,也没有丝毫的嘲讽或鄙夷——对于弱者她是不会加以欺压的。那么如何看待她的尖酸刻薄?她对寄人篱下的感触太深,内心有种自卑情绪,所以处处谨小慎微,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论——即便对于那些丫头婆子们,她也是弱者,被人议论指点。如果我们不喜欢她的刻薄,是否也要明白她的痛楚而报以谅解和宽宥呢?
  他因为不喜欢林黛玉,就认为贾宝玉对林黛玉也并无爱情。“宝玉对湘云,是相知相厚,真情深情。他对林黛玉,与其说是‘爱’,还不如说是怜是惜,是体贴关切。”(《红楼夺目红》P83)“宝玉对幽者(指林黛玉)是怜惜之,对贤者(指薛宝钗)是敬重之。···谁得一个‘真’呢?唯湘云一人。宝玉真爱的是湘云。”(《红楼夺目红》P68)
  史湘云当得起“真”字,可是,她和贾宝玉是完全“相知相厚”吗?至少在前八十回看来,最和他心有灵犀的还是林黛玉。书中已经多次描绘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相知:林黛玉从不劝他仕途经济、不排斥他吃胭脂。在第二十九回中已经详细描绘了贾宝玉和林黛玉因为对对方最为不同反倒将真心隐藏结果反而总是互生矛盾——可是这样的不同、这样的矛盾,在别人处,有何尝有?曹雪芹说“看来两个人原本是一个心,但都多生了枝叶,反弄成两个心了。”最有趣的是贾母的“不是冤家不聚头”,他二人都“好似参禅一般,低头细嚼此话的滋味”,“人居两地,情发一心”。第五十七回中,贾宝玉因为怕林黛玉回江南而发病发狂,可是他知道史湘云已经订了人家而且相距甚远,也没见他怎么闹,这是一般的“怜惜之情”和“真爱”该有的差别吗?反正我不信。
  《红楼梦》无疑是悲剧。可是,倘若照周先生所说,贾宝玉和史湘云是真爱,而他们最终也结成连理,那么对于视感情为世间最重之物的曹雪芹来说,这不是一个大大的喜剧吗?我并没有想极力反对他们最终的婚姻,然而在我看来,即使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那也是一种历尽沧桑无奈的惺惺相惜,一种对故人的理解与依赖,那不是爱情。
  按照我的理解,周汝昌尊史而抑林,是存在一种男性化的审美标准。他极赞赏史湘云的“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这种情怀的确令人崇敬。而我想说,这样的胸怀,有一种男性的阳刚的豁朗的美——在《红楼梦》的描绘中,史湘云不就是一个男性化的角色吗?喜欢穿男装,和贾宝玉在芦雪庵大啖鹿肉。而我认为林黛玉则是书中最为女性化的角色:聪慧、敏感、多愁善感、心思细腻,当然,也有小心眼、爱刻薄的缺点。(也许会有人说那些婆子们的琐碎、多嘴等特点才是典型的妇女形象,然而我要说,那是一种经过了岁月的销蚀社会化的影响的丑化的女性特征,不是原初的女性之美。)她的情感追求也是纯女性的。
  周汝昌的确提到了女性美的问题,但他认为真正具有女性美的是史湘云——“湘云的体态,雪芹交代得分明:蜂腰猿背,鹤势螳形。···史湘云是最合乎现代女性审美眼光的‘裙钗’之一。”(《红楼小讲》P148
  2002年出版)
  史湘云的美的确是健康的豪迈的摒弃世俗扭捏之态的,与古人的那种纤弱柔美的女性审美不同,也更具有现代性。但这种美,我却不认为是十足的女性化。而林黛玉的韵致,即使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也是动人的。二十五回中,薛蟠“忽然瞥见了林黛玉,风流婉转,已酥倒在那里。”曹雪芹在这里突兀地描绘薛蟠的表现,恐怕正是与之前兴儿“风一吹就倒”与王熙凤“美人灯儿吹吹就坏了”相对照,说明林黛玉并非一味的病态孱弱,而自有女性风流的体态美。
  其实周汝昌已经在自己的书中明确表示,他不喜欢林黛玉,这完全可以理解,每个人有自己的偏好。只是有时是否要注意偏见对全面理解的妨害?或者如周汝昌所说,“一般读《红》人,视黛玉为‘女圣’,地位至高无上,不可冒犯”,是否是出于一种追求个性或者说抑制过度行为的考虑所以他要贬抑林黛玉?这原也无可厚非,只是有时是否要注意矫枉过正也是另一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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