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马林的恩怨 陈独秀叛党背后的真相

陈独秀

　　陈独秀与马林，一个是中国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另一个是荷兰着名革命家，本应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却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实现了“对中国革命的两大贡献”。大革命时期，马林三次来华（一说四次），与陈独秀之间的诸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颇有戏剧效果。

　　“我们不能靠马林” 大革命时期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和苏俄顾问很多，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四册“人物索引”记载，应有数10人之多。但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产生重要影响的，前有马林后有鲍罗廷，他们分别是列宁和斯大林亲自推荐或建议的驻华代表。其中，马林更为特殊，因为他不仅是列宁亲自推荐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华常驻代表，而且经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方针的确立等具有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决策。在1921年6月至1923年10月间，马林无疑是影响中国共产党和陈独秀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

　　1920年，作为荷兰共产党的代表赴苏联，以马林的名字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秘书，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其丰富的东方革命经历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曾在共产国际总部工作，主要任务是研究远东各国革命运动，尤其是中国革命运动。1921年6月，他奉命首度来华，推动中共于次月召开成立大会，并推选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马林的到来，应该说符合陈独秀的愿望。早在酝酿建党之际，陈独秀即通过更早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认识到共产国际的性质及重要性，感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要做的工作十分繁重，“如果能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和这一运动的实际经验上都可以得着莫大的帮助”；“如果共产国际能派一位得力代表做我们的顾问，我们也将获益不少”。应该说，马林的经历、资历及对东方革命的情感都是堪当此任的。 中共成立之时，陈独秀正在广州任职，并积极推动广东建党事宜。中共一大召开前，陈独秀因无法脱身转而指派包惠僧为自己的代表参加大会。一大闭幕后，包惠僧奉马林之命再次专程来粤催行。为了党的工作，陈独秀在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职务后，于9月10日到达上海，次日便同马林见面会谈，表达了足够的诚意。但两人首次见面就因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发生了争论。马林以西方人特有的直率，提出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国际统一领导之下制定。而陈独秀则认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需要国际的经济援助。由于两人几次都谈不拢，加之其他因素，一度出现陈独秀声言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而马林则主张开除陈独秀党籍的极端对立局面。

　　看到两人僵持不下的尴尬局面，马林的翻译张太雷有些着急。一次，他单独找到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的领导之下，由产生到发展，由成长到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这个书记，但中国共产党绝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说完丢下张太雷，拿起皮包，气冲冲地走了。事后，陈独秀将李达、张国焘及一些在沪党员召集开会，向他们阐明自己的态度，坚持表示：“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我们自己来组织党。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干，我们可以一面工作，一面革命。” 陈独秀不满马林对中共的粗暴干涉，进而偏激地拒绝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还拒绝使用共产国际的经费。但辞去公职成为职业革命家的陈独秀，不仅面临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压力，更要面对一批又一批怀着高昂革命热情从各地慕名而来，没有正当职业、生活来源和固定住所的青年革命者。面对开展党的工作所必然发生的经费需求，陈独秀宁可多次屈身登门，向早已政治分途的好友兼同乡胡适求助，以求独立自主地干革命，但这终究不是持久之计。不食嗟来之食、不会仰人鼻息，性格刚烈的陈独秀没有想到，由一场逮捕而发生的一次患难，使他转变了态度，成为中共党内第一位使用共产国际经费的领导人。 一次重要的变故 正当党内同志苦思冥想如何解决陈独秀与马林分歧的办法之时，一次突如其来的变故在陈独秀身上发生了，从而结束了陈马关系紧张的局面，也改变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1921年10月4日下午2时许，有3个“白相人”忽从前门闯入陈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新青年》。陈独秀正在楼上与时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兼上海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邵力子交谈，闻声从楼上下来，见此情形想从后门出去，但后门已被人把守，无法脱身。不一会儿，来了两部汽车，不容分说就将陈独秀和他的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一共5人押上汽车，扬长而去。抓捕陈独秀的是法租界当局，《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到捕房后，陈独秀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报了假姓名。不一会儿，时任北京众议院副议长、上海法学院院长、陈独秀的老友褚辅成正巧前来拜访，也立时被守候在陈宅的巡捕逮捕。褚辅成被押到捕房见到陈独秀时不慎直呼了陈独秀大名，使陈独秀的真实身份完全暴露。等捕房查清褚、邵两人身份后，即释放了他们，陈独秀等5人被关入牢房。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传开，顿时满城风雨。出于对陈独秀的敬仰，上海各界纷纷营救。 陈独秀被捕，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顿时群龙无首。在共产国际看来，陈独秀是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是“天才的政论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 。显然，陈独秀被捕既是共产国际在华事业的巨大挫折，更是马林修补陈马关系的难得机会。他开始为营救陈独秀四处奔走，一是通过熟人请到法国律师巴和承办这个案子；二是从共产国际给他的活动经费中拿出400美元疏通关系，打通会审公堂的关键人物。由于马林的斡旋和其他方面的营救，会审公堂最终宣判罚大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陈独秀被捕一案至此了结。 陈独秀一向极重感情，爱憎分明，知恩必报。他出狱后，得知马林在营救中费了很多力，花了很多钱，深受感动。被释放的次日，陈独秀便以中共中央局书记的身份召集了两次会议，不仅热情地过问工会工作和宣传工作，还引导大家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与赤色职工国际的关系、中共中央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援等三个重要问题上统一认识。从此，中共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陈独秀与马林更是经常晤面，坦诚相见，也按照要求每月向马林或共产国际执委会书面报告一次中共中央的工作计划、执行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听取马林对中共中央工作的意见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马林则毫无保留地向中共中央和陈独秀提出自己的工作建议。由此，陈马关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1949-2009年60年间，陈独秀著作出版经历了内部限制印发与公开出版发行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前一个阶段，陈独秀作为戴着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托派、叛徒、汉奸等5顶帽子的反面人物，他的著作只供少数人批判，而无法与广大读者见面。1980年代后，随着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陈独秀的大多帽子已陆续摘掉，他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正面人物。2004年4月30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纪念任弼时百年诞辰讲话中郑重地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改作“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右倾错误”，陈独秀在人们心目中的正面人物形象，似应合法化了。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1949年以后，官方对陈独秀是基本上否定的。除了给他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以外，对他在新文化运动当中的作用都从来不提，从来不讲他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改为《新青年》)，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从来不反映。只讲李大钊、毛泽东，李大钊的作用当然重要。最早提出陈独秀问题是在1979年。1979年、1980年发了一些文章，重新肯定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当中的作用。陈独秀一共有五顶帽子——叛徒、汉奸、托派、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今天我们就讲讲陈独秀的这五顶帽子：

　　其一顶帽子，汉奸。

　　80年代中期，首先摘掉的是“汉奸”的帽子。“汉奸”的帽子最早见于1936年2月份的《救国时报》，有人说“中国的托派是拿着日本人津贴的汉奸”(但是没点陈独秀的名字)。10月份，伍平在《救国时报》发表文章，说“陈独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贴的汉奸”(伍平是谁?我不清楚)。《解放》周刊、《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最厉害的是康生在1938年1月份的《解放》周刊发表的文章《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斯基匪徒》，这篇文章有两万多字，是针对陈独秀写的。该文实际上是根据苏联的肃托精神来的，因为当时苏联正在公审托洛斯基分子拉迪克。文章前一部分讲苏联的托洛斯基分子，后一部分讲中国的托洛斯基分子。康生文章的依据就是1936年伍平的文章。开始陈独秀没说话，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八人联名质问《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说你们有什么根据说“陈独秀是拿着日本人津贴的汉奸”?这个事闹得中共很被动。《新华日报》还不认错，发了一篇短评，毫不讲道理地说陈独秀就是汉奸。后来陈独秀自己要诉诸法律了，周恩来委托徐特立去做陈独秀的工作，才平息了这件事情。研究者根据文献材料，把陈独秀“汉奸”的帽子给摘掉了。事实上，不仅说陈“汉奸”毫无根据、子虚乌有，而且相反的，陈独秀发表了许多关于抗日的言论和主张。《毛选》原来的版本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有一个注释，原来的注释说托陈取消派是说托洛斯基分子、汉奸，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那个注释改了，就是原来托陈取消派是日本汉奸，是根据苏联审判托洛斯基分子的错误结论得出来的，等于就给翻过来了，这顶帽子就给摘掉了。

　　第二顶帽子：叛徒。

　　紧接着就是“叛徒”的帽子，更是子虚乌有。所谓“叛徒”，一个是抽象地说他在大革命时期，把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国民党新右派，出卖了革命;还有就是说他1932年被捕，被关到国民政府监狱，做了叛徒。他一共被关了五年，1937年出来的，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因为陈独秀的被捕而使中共首脑机关或其他机关遭破坏的事情。相反倒是出狱以后，蒋介石一度邀请他出任教育部次长，被他拒绝。所以，这顶帽子在80年代初期也摘掉了。

　　第三顶帽子：托派。

　　“托派”这顶帽子没法摘，因为他确实当过几年的中国托派领袖。关于“托派”的帽子，从苏联解密的文件来看，托洛茨基都要平反。如果不带价值判断的话，陈独秀肯定是托派领袖，他确实当过几年托派领导人，后来因为托派内部矛盾，也被开除了。最后剩下的两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

　　第四顶和第五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

　　这两顶帽子摘得非常艰难，从80年代中期一直摘到现在，笔墨官司打得非常多，为此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陈独秀研究会影响很大，自动参会的人每年都在增加，这个研究会包括相当一批研究党史的人，大家纷纷为摘掉陈独秀最后两顶帽子打笔墨官司。陈独秀研究会还办了一内部的刊物，前年被取缔了。近几年，学术界关于陈独秀的研究突破更多，这是由于苏联的档案大量被解密，国际共运的档案大量被披露。过去给陈独秀扣帽子的时候，说陈实行“右倾投降主义”，向国民党新右派让步，比方说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这叫三大让步。其实这些事件的经过非常复杂，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联共中央及其顾问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有研究者统计，从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开始)，一直到1927年国共分裂，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仅联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定、指示就有122个，联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738次，这还不包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件和会议。这表明，原来加在陈独秀头上的所谓向国民党新右派退让的政策和主张，其实来自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而不是陈独秀自己的主张，相反，陈独秀跟共产国际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一些研究者认为给陈独秀扣上这两顶帽子毫无道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给陈独秀摘掉了一顶帽子——右倾投降主义，保留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但仍有研究者强烈批评这部《简史》：为什么还给陈独秀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2002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修订本，还是保留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但是有些研究者已经把它摘掉了，在他们编写的中共历史著作中，已经不再说陈独秀是“右倾投降主义”，连“右倾机会主义”都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