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为什么要做汉奸？汪精卫伪军的下场
山南慕北 2016-01-20
汪精卫
汪精卫为什么要做汉奸
抗战期间，汪精卫在日军羽翼下，建立“伪国民政府”，名义上将除东北以外的各个伪政权统一在了一起。对此投敌之举，汪精卫有一套看起来“合情合理”的辩解，以掩饰自己的汉奸行径。
汪精卫投敌的最大理由，是所谓“战必大败”。而言和之事，“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汪精卫自谓，若“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但他又说，“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汪精卫遂从重庆出走，在1938年12月发表“艳电”，一步步成为汉奸。
汪精卫后来一再为自己的“主和”主张辩解，称“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因此“跟着蒋高调继续抗战，以蒋现有的兵力”，就要“国亡灭种”。只有先“恢复中日和平”，再“确立东亚和平”，才能“复兴中国、复兴东亚”。
在汪精卫而言，他起初不仅不想做傀儡，甚至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但到了实际谈判时，他才发现日方殊无诚意。1939年12月“日汪密约”，规定中国“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下至矿产,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皆“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
陈公博看到密约后，对影佐祯昭说，这“简直是日本要控制中国。”影佐也不讳言：“在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陈公博将对话内容告知汪精卫后，汪回答：“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对此他并不自信，只是声称：“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事实上，汪精卫一再以“卖身救国”自我辩解。汪自称投敌的目的是，“目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南京伪政权成立前，汪精卫又对追随者说，他们要“管理者为业经沦陷之土地及人民，所争者为敌人已经吞噬之利益”“所欲保存者为国家之元气与沦陷区人民之利益，固不能于后方取得一草一木以赴益敌人”“故我等在南京组府，不但于抗战无害，而反于抗战工作有所辅助，亦未可知”。
但汪伪政权在沦陷区助纣为虐，协助日军压制民众、征收物资，其基层官员还横征暴敛。仅举一例，伪县署规定办理“县民证”，收取纸张费用2角，“但官与吏上下交征，准伪县署以下区乡公所加收至每纸五角，而主办之伪员竟索至七角，最后送达差役则所取一元，如此交征，小费多于正费10倍，闭塞之乡领用‘县民证’者，更须二元三角”。如此盘剥，谈何保存“沦陷区人民之利益”？
汪精卫对组建伪政权的种种规划，乃是基于几个错误判断。其投敌前后，正是抗战最艰难时期。广州、武汉相继沦陷，美、英等国也没有开展全面援华的表示。这使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相信，“日军必继续攻占渝市及西安、昆明等地”“日美或日俄战争必不致发生”。而当时确实也有不少人主和，除了后来追随汪精卫投敌的一干人外，所谓“低调俱乐部”中还有胡适、陈立夫、陈布雷、顾祝同、熊式辉等各界名流。
加之抗日会使中共坐大的观察，汪精卫很自然地认为，主和是大势所趋，要保存中国，就只有同日本和谈。谈判时，他又高估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以为登高一呼，云南、广西、四川等省就会群起响应，到时不愁没有与日本谈判的筹码。然而汪精卫的大多数判断都错了，汪伪政权没能招降到任何实力派人物，其建立一年多后，非但重庆等后方城市没有被占领，太平洋战争又复爆发。蒋介石“苦撑待变”的战略成功了。
汪精卫因死于日本战败前，未能留下一份详尽的自白书。但1964年突然有一篇相当于汪精卫遗嘱的文章——《最后的心情》在香港发表。对于此文真伪，至今尚存争议，然其内容实不失为汪精卫的一个“自辩”。尤其“今铭在宁六年，明知日方将败，而仍继续以之为对象磋商者，则以国事虽有转机，尚在逆水行舟”一句，很鲜明地表现了汪精卫对中日战事的看法，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失利，发生了根本改变。其投敌正可谓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汪精卫伪军的下场
随着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日军抽调部分在华军队，许多敌占区主要靠伪军维系。见大势已去，很多伪军从1944年起，开始纷纷撤逃或反水。
抗战胜利后，拥有绝对军事优势的国民党并未在后来的战争中获得胜利，国民党内有人认为，这与国民党军政部部长陈诚在日本投降后不主张收编伪军有关，陈诚也因此背负了骂名。其实八路军当时缺乏军费和物资，大部分伪军投降的首选是国民党，更有大量“明八路暗中央”的伪军，先假降八路，再大量叛变转投国民党。
可见，并不是所有当过伪军的人都能像马骏一样，从此坚定地投人到共产党的怀抱。汪精卫并未看到他建立的伪政府覆灭的那一天，由于1935年遇刺时，留在体内子弹引发的病情恶化，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逝于日本名古屋，后葬于南京郊外的梅花山。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随着日本国旗的缓缓落下，清算汉奸和伪军的时刻来到了。从1945年起至1948年，不论是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都没有停止对汉奸和伪军的审判。在漫长的抗日战争中，有的人因为挺身而出而被赞扬，有的人因为随波逐流而被唾弃。
1945年9月下旬，国民政府下令，在全国各地对汉奸进行大逮捕。此项工作主要是由军统特务机构执行。到1945年底，南京市奉命接受了军统局移送的汉奸200余人。1946年4月1日，国民政府司法部正式任命赵琛为高等法院院长，陈长虞为代理首席检察官，高等法院即在南京朝天宫正式成立。据统计，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高等法院共审理汉奸案530余件，终结381件。其中判处死刑14人，无期徒刑24人，有期徒刑265人。
“通款敌国，谋叛本国，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的利益服务，并谋取一己的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均为常见，中国亦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抗日战场上，为日寇作战的伪军超过百万之众，人数之多，犹如过江之鲫。抗战时期汉奸大量出现，的确令人深思。
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有一定的号召力，汪伪政权的国民党名称、三民主义旗号、国名、国都、国歌、国旗等都未作改变。其“和平建国”理论颇能迷惑一部分民众。因此在汪精卫投敌后，汉奸数量迅速增多。
1940年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设置军事委员会作为其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汪精卫兼任委员长。汪精卫在建立政权之前曾仿照蒋介石经营黄埔军校的先例在上海江湾成立军官训练团，意图建立自己的嫡系军队。由于日本方面不允许他有这样的部队，所以训练团被带至武汉绥靖处工作。尽管如此，至日本投降时，汪伪政府已经拥有7个集团军和一些绥靖部队。
此外，汪伪政府还对外吹嘘建有海军和空军。但汪伪政府的海军仅有陈旧小炮舰3艘，空军只有数架教练机，实际上形同虚设。汪伪政府所有的伪军统计起来，对外号称兵力百万，实际上大约只有八十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