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是怎么当上老大的 宋江为什么主张招安
新之助 2016-01-26
水浒英雄
《水浒传》中一百多条梁山好汉在头领宋公明哥哥引领的“招安”之路上死的死，亡的亡，做鸟兽散的悲惨结局，几百年来让无数读者后人扼腕叹息、唏嘘感慨。
宋江是怎么当上老大的
中国人从骨子里看重等级排序，家族有长幼辈份的排序，年老也成为资本，政府有官阶大小，官大一级更能压死人。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梁山上一百单八条好汉，来自天南地北，出于各行各业，忠义堂便是一个缩小了的红尘世界，自然少不得也要分分资历等级，谁在前谁在后，这不能含糊，唤作“排座次”。
以幼时童稚思维，觉得排座次很简单：比本事。本事大的坐前，本事小的靠后。至于是什么“本事”，自然就是武艺，武艺不好还能叫“英雄好汉”？但是这个答案明显站不住脚，宋江座次第一，可梁山上武艺比宋江好的一大把；卢俊义武艺最好，可宋江要遵照晁盖遗言立卢俊义为寨主时却遭到一致反对，可见座次不是按武艺高低排的。
座次是一定要排的，而且一定要排得大家，至少是大多数人认可，不然好汉们一不乐意自家人翻脸可不得了。自从“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咱先不说石碣是真是假，座次是民主选举还是少数人内定，总之此后梁山内部和谐稳定，没人搞分裂内讧，那么说明这个座次的排法能够被大多数好汉认可。而一百零八条好汉中各种阶层的人都有，《水浒传》的读者更是难以计数。由此放大点说，这个座次排名能够被大多数中国人认可。那么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座次前后、地位高低是由什么决定的？且来玩味一下这份好汉座次。
前面说了，单纯的想法是认为本事大的座次在前，那么老大的座次最前，该有最大的本事。但小时对这个问题着实想不通：宋江有什么本事，使得那么多本事比他大的都服他做老大？那就慢慢梳理一下，看看宋江到底有什么本事。
先看宋江的武艺，宋江第一次出场时是这样介绍的：“更兼爱习枪奉，学得武艺多般”。照这看宋江会武，但这“多般武艺”是强是弱？全书含糊其词，每到宋江有动武机会时都有人替他打。仔细比较一下宋江的几次动武机会，不是“酥软了”就是“抱作一团”，或是“下跪求饶”“拍马而走”，可见宋江那点武艺全不中用。不过有一次例外，在揭阳镇上，宋江赏了卖艺的薛永五两银子，恼了地头蛇穆春，要找宋江晦气。“那大汉提起双拳，劈脸打来。宋江躲个过。大汉又赶入一步来，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对”，这是宋江表现得最勇敢的一次，不但没求饶，躲过了双拳，还敢“放对”。可惜这么难得一次机会让薛永搅了，宋江还是没能展示一下实力。
不过可以分析一下，宋江敢和穆春“放对”，定是觉得有点把握，遇到别的对手就没这么勇敢了，那是估计自己白给，不如直接求饶。据此推断宋江的武艺大致和穆春相当，穆春的武艺怎么样？紧接着后文书中“只见那个使棒的教头，从人背后赶将来，一只手揪这那大汉头巾，一只手提住腰胯，望那大汉肋骨上只一兜，踉跄一交，颠翻在地。那大汉却待挣扎起来，又被这教头只一脚踢翻了”，穆春连伸手的机会也没有就被薛永两次打倒，薛永只是梁山上二三流角色，穆春的功夫可说是极其平庸。代换一下，如果宋江和薛永单挑，不外是上去就被打倒在地的结果，更遑论和一流好汉比试。
由上可得出：宋江以武艺的本事根本不足做老大，那么运筹帷幄、排兵布阵的本事又如何？细数宋江参与的几次作战，清风山活捉秦明是花荣定计，打祝家庄、闹华山、攻大名、取东平、两破童贯三败高俅都是吴用的计谋，破高唐州靠公孙胜斗法取胜，大破连环马是时迁盗甲和徐宁钩镰枪的功劳，宋江都没有作决定性的方针策略，只在智取无为军一役宋江是全权指挥，但规模明显比上述战役小得多。宋江指挥作战的本事远不如吴用，甚至不如朱武，所以宋江做老大也不是靠军事才能。
宋江另一个突出的本事是“仗义疏财”，因此赢得了江湖好汉们的尊敬，比如“私放晁天王”为了朋友义气可以置国家法律不顾，初见武松、李逵时，从来没有舍不得花银子，这些都是“仗义疏财”的事例。粗一看宋江确是因为“仗义疏财”而做上老大，但仔细想一想，“仗义疏财”对做老大虽然有很大作用，但不是唯一的，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梁山好汉中“仗义疏财”的不止有宋江，要是较真说每个好汉都“仗义疏财”，只是仗的义有轻重、疏的财有多少而已。柴进是大周皇帝嫡孙，财力不是宋江一个刀笔小吏能比，他庄上养着三五十无处投奔的好汉，亦曾冒着犯王法的干系救林冲出沧州，要说“仗义疏财”，柴进比宋江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朱仝、雷横，也“义释”过晁盖宋江，可见宋江并不是因“仗义疏财”才坐了头把交椅。
宋江的本事还有一条“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这更不是做老大的本事。若论“吏道”，铁面孔目裴宣不比宋江差，若论文笔，圣手书生萧让更比宋江强。除了这些，宋江好像再没有拿得出手的本事，正如他自己说的“貌拙才疏”“出身小吏”“文不能安邦，武不能附众”。
然而做老大终究需要本事，不然人人都做老大了，可从来做老大的只是少数人。究竟是什么本事？还是宋江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浔阳楼上宋江题了两首反诗（词），其中一首《西江月》开头两句“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可谓酒后吐真言。宋江赖以做上梁山老大、驾驭众好汉的本事，正是这“权谋”。
权谋，或叫作权术、法术。中国的科技水平落后，权谋文化却一向发达，已至渗入到了平常的俗语成语中，如“杀鸡儆猴”“先礼后兵”等。但凡做一把手的，可以文不能提笔武不能提枪，却绝不可以不会权谋。郑庄公克段于鄢是权谋，燕昭王千金市骨是权谋，刘备掼阿斗、曹操割发代首更是权谋，名曰“王霸之道”“恩威并施”。中国历史，特别是帝王发迹史，正是一部权谋史。宋江既然从小熟读经史，一篇篇精彩的权谋教程自是用心领会，及至长成就活学活用。
且看宋江都有哪些权谋手腕。驰马东溪村给晁盖报信是宋江故事的开始，此举虽是仗义，也未尝不可看作是宋江市恩于晁盖等人，没有这一节，宋江日后上梁山的威信全无着落，就算平日里有些名望，上山后没一点功劳，怎能坐得第二把交椅？然则又不能只吃这点老本，坐吃山空，本再大也有吃完的一天。以后宋江处处留意，保护这点老本，不断开发新本，直至够做老大的本。
晁盖等人在梁山安身后，不忘宋江大恩，派刘唐送来一封信和一百两黄金。这又是个难处，一百两黄金，收与不收都不妥。宋江的做法是看了书信后，“把那封书，就取了一条金子，和这书包了，插在招文袋内”。别看轻轻巧巧几个动作，又是宋江小展权谋。如果把一百两黄金全收下，一则这是笔巨款，过于显眼，对宋江对梁山都是风险，要是让做公的知道点风声，拔起萝卜带起泥，谁都不得安生。二是收下一百两黄金后梁山算是报答了他宋江的恩德，以后两不相欠，宋江这点老本就没了。所以全收下是不行的。如果不收，这帮好汉最是直性，诚心送来的东西，不收必然伤了好汉们的感情，而吴用这类有弯弯肠子的人则会认为宋江怕受牵连，怕摊上“勾结盗匪”的罪名，要和梁山“划清界限”。拒收以后，虽然梁山不至于立即和宋江断了关系，总是疏远了一些，所以不收也不行。宋江只收一条，这样做就完全避免了收或不收的不利处，而好汉们总道宋江有恩于人不图回报，确是义高云天。宋江未闯江湖便有这番权谋，日后晁盖卢俊义之辈自然不是对手。
后来宋江点背，发配江州，带有吴用给戴宗的信。牢城营中使银子上下打点是比太祖皇帝旧制更重要的规矩。可宋江谁的银子都给了就是没给戴宗，惹得戴宗在点视厅上大发雷霆。是宋江疏忽？或是不想结交戴宗？都不是，宋江精细过人，狱卒差拨都打点银子，不可能忘了主角。宋江在江州无亲无故，吴用特意致书戴宗，宋江本就喜欢结识好汉，怎会放弃这位神行太保。且看书中宋江如是说：“那节级要时，一文也没！等他下来，宋江自有话说”，有什么话说？下一回戴宗叫了宋江去，大骂了一通，宋江还是不掏钱，反而故意激怒戴宗，当戴宗发作到高潮时，宋江轻轻一句“结识梁山泊吴学究却该怎地”，如钱王射潮，戴宗立马由怒到惊，由惊到拜，宋江完全掌握了主动。
或问：何须这样周折，到江州时便寻着戴宗，拿出吴用的信，大不了再送上一二十两银子，岂不是省事得多？其实不然，如先出信见戴宗，是上门求戴宗庇护，虽然戴宗出于吴用面子宋江名望也能给予关照，但那是戴宗施恩惠于宋江，使宋戴关系成了“宋江是戴宗的人”，这不是宋江的愿望。而宋江的做法杀了戴宗一个措手不及，虽不能说从这开始就确定“戴宗是宋江的人”的关系，但是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戴宗施恩于人的主动地位、宋江求人庇护的被动地位，所谓“欲擒故纵”，宋江对戴宗欲大收买而先大得罪，使得戴宗对宋江心存敬畏。对照林冲持柴进书信到沧州牢城营，等差拨发作过了，赔笑送上银子和书信，这固然是林冲英雄气度，不和差拨这等小人一般见识，但也道出林冲没宋江这般权谋。宋江会戴宗和刘邦洗脚见英布归降有异曲同工处，都是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收拾人服帖。不同处是刘邦开始就是主动，宋江却在被动位置上转为主动，这样看宋公明的权谋实胜于汉高祖。
智取无为军后，宋江对江州众好汉说：“如是相从者，只今收拾便行。如不愿去的，一听尊命。只恐事发，反遭负累。烦可寻思”这与其说是和好汉们商量上梁山，不如说是强拉入伙。“只恐事发”以后的话全是在点明利害，不容谁不上梁山，这样宋江上山就不是光杆司令一人，而是有势力的。
宋江上山屁股不及落座便又是一着精彩权谋，且看他如何说：“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好一个“休分功劳高下”。俗话说“好马出在腿上，好汉出在嘴上”，出在拳脚上的好汉撑死了做个二三把手，只有宋江这般出在“嘴”上的好汉方能做得一把手。
以前梁山每有新成员加入，都要重排一下座次，以定名份。如林冲火并王伦、花荣秦明等人上山，自宋江上山后，新好汉加入却不排座次了，直到最终一百八人大聚义时总排一次。为什么？宋江初到梁山，以清风山（包括清风寨、青州）人马和江州好汉为基础，小有势力。现在不能也不应和晁盖争锋，只能努力维护壮大这点小势力。所谓“旧头领”，是晁盖的人马，所谓“新头领”，即宋江的亲信（除了萧让金大坚比较模糊）。左右分座后，右边的宋江派系便确定下来，又特以花荣居首，花荣与宋江最厚，武艺声望均高，倚仗他笼络住下面一干好汉当没问题。如果和以前一样排座次，那么宋系人马面临分化瓦解的可能，且多数人将排在后面，这样宋江就没个人势力可言了。况且宋江别无它能，不可能凭一刀一枪真打实拼树立威信，左右分座，实是唯一的妙着。
以后宋江又以一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的经典口头禅软夺了晁盖的兵权，统帅出征便似成了宋江的专利，当然具体出谋划策还是靠吴用，借此宋江在梁山上威望日增，加上昔日恩德令名，真个“恩威并重”，梁山老大舍宋江其谁？
宋江为什么主张招安
因为当时大宋国力已经衰退,而且多方造反,内忧外患,由此来看宋江他们当时的实力还是有限的.而且根据后来他们征方腊死伤惨重的结果来看同样是反贼方腊的实力也很雄厚,所以就算他们不被招安恐怕也作为有限,而招按后还是有些人落了个好的归宿还是不错的。
一
宋江是个自卑感极强的人，但与一般混日子的小吏不同，他并不安于本职工作，他有强烈的欲望超越自卑。而宋代社会的一个残酷现实是，官员严重超编，不用说一个“押司”，就是那些正经科举出身的官员也绝少升迁的机会。这意味着，宋江要想出人头地，就得寻找另外的人生定位。他利用手中的闲钱，广结善缘，脚踩黑白两道，心存朝野之间，借助官方身份，大搞权力寻租，短短几年，就完成了“及时雨”的品牌设计。《水浒传》中是这样记载这令人筋疲力尽的包装过程的：“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但令人奇怪的是，书中交代，宋押司自幼丧母，只有一个父亲和兄弟“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那么，他挥霍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不用大宋法院刑侦，寻常人一看，就知道老宋有“灰色收入”，犯的是“财产来源不明罪”。
这种立足本单位扶危济困的做法，为宋江本人积累了巨大的声望，从而也为梁山准备了一批干部。如果不是民间歌手兼三陪女阎婆惜的出现，我们可以想像，宋江会把“及时雨”这个品牌长期经营下去，以等待历史的风云际会。但最终是这个美少女的执意要挟打乱了宋江的营销计划，使他不得不提前开始了他的计划。
这时的宋江虽然对梁山有救命之恩，但他并没有急着投奔。“吏道纯熟”的他知道，在拉起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之前，即使落草为寇，也不过是个小喽啰。后因老父诓骗，回家奔丧，被县政府缉拿，刺配江州牢城。与以往金钱开道，黑社会暗中助力的手段一致，服刑期间的宋公明，一方面等待皇帝大赦天下；一方面上下使钱，买通了包括江州监狱局管教干部戴宗以及司法局的聘用警察李逵等一大批黑白两道的人物。后因酒后失言，在浔阳楼题了反诗，被大宋能吏黄文炳告发，不得已才上了梁山。
一上梁山，宋江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又在显要位置竖起一面大旗，曰，“替天行道”。以致人人都为他这些外在包装迷惑，以为宋江真是至忠至义之人。实际上宋江对大宋从来就没有忠过。他要真忠，还能替晁盖通风报信，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他要真义，还能一俟招安就向当年的同道兄弟方腊动刀兵？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宋江本人的价值世界。
二
作为一个面黑身矮、武艺平平的小吏，他想像不出，一个人除了在既定的国家权力秩序内谋求更高的升迁外，还能有什么价值空间可供一个人的灵魂栖居？也就是说，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他骄人的业绩和成功如果经不住国家意识形态的猛烈拷问，从而引来众人以致后人的交口称誉，还能有什么意义？可以想象，在这种单一信念支配下的宋江不可能真的造反。在跻身于体制的初期，他一定像许多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有过无数玫瑰色的梦想。可当一切通过正常途径光宗耀祖的门路被堵死以后，他只能改变思路徐图大起。这样的一个人，当他是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成为别人心目中的道德英雄；可一旦走上梁山的领导岗位，“杀人放火受招安”就成了当务之急。
这样的造反实际上是一场撒娇，一场个人向国家权力机关的摔盆子掼碗，一场通过打家劫舍、装疯卖傻将自己重新踅回君父怀抱的曲折努力。简单地说，这样的造反实际上是一种手段。没有新观念的宋江无论从体制出走多远，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招安。为了招安大计的早日实现，宋江甚至不惜令名，动用了包括御用“二奶”李师师在内的一切人力资源，这种“有违圣德”的做法甚至引起了他的忠实“粉丝”李逵的强烈不满，但为了整体目标的顺利推进，宋江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为了将自己以及他所代表的公司高价出售给赵宋集团，宋江以梁山所有的人马作抵押，开始了和另一暴力集团——赵宋王朝的艰难谈判。
在这一声势浩大的谈判中，一切行动、业务都得服务于整体目标。什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不过是一时的促销手段，一旦和宏伟的招安大计相违，立即连贪官也不反了。岂不说贪官太多，反不胜反，按梁山的标准，高俅不是最大的贪官吗？而“捉放俅”的闹剧恰好说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替天行道”都不过是一时的统战口号。也就是说，在这场个人和国家的政治博弈中，双方并没有本质的分歧。就攫取权力的方式，以及权力用来支配别人的生命和幸福的目的而言，双方可以说异曲同工。宋头领长期深入基层，混迹于各式公人、听差、媒婆、地保、更夫、商贩、江湖混混、引车卖浆者流之间，并没有可能获得比当时的统治集团多的信息资源，也就是说，他的脑子里不可能自发生出比当时的文官集团先进的制度理念。即使后来打土豪，分田地，劫法场，杀害公务员，目的也不是要改变或颠覆现存的权力格局，而是要在既定的国家权力秩序内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换句话说，他只想通过非正常的手段，重新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
那么，在砸烂国家机器和成为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之外，有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也就是说，如果宋江不投降，有没有别的选择？有，只是宋江不想。独立于朝廷，“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借用萨特的话，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如果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自外于国家纲常，宋江完全有可能自立于梁山。但问题是，在体制之外，宋江不可能活得自在。“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在他看来，只有荣耀在史书里的荣耀，才是真的荣耀；成功在别人目光里的成功，才是真的成功。他想不出，一个人怎么可能不依赖国家而自得其乐？谁来奖惩他的功过？谁来记录他的操行？没有国家眼睛的注视，他手足无措。
因此，这场较量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且不说梁山的武器、装备无法和赵宋集团抗衡，即使在精神上，梁山就首先输给了朝廷。
三
千百年后，我们知道，宋江缺少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人自上天得来的生命天然地享有追求幸福和尊严的权利；这种权利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并不需要其他人的认同；个人应当成为自身价值的最终裁判者，并要为其担负主要责任。
若拿这样一种标准去衡量《水浒》人物的话，宋江可能还比不上被他杀死的阎婆惜。这个流落他乡的妙龄女子，这个熟悉通俗、民族以及原生态等多种唱法的实力派歌手，这个大宋王朝的“超级女生”，因老父病故，无钱葬埋，被家母典卖给宋江做丫头。但她并没有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女人一样，屈从于国家道德的严厉指令，做一个“孝义黑三郎”的无名花瓶。她要在年华将逝之前，尽情享受生命本身的绚烂和美好。说到底，她只想关起门来，过一个正常女人的日子。
然而，正是这种近乎本能的生活态度刺激了宋江，照亮了宋江生命深处的黑暗、卑微以及像蚁穴一样的苦毒和虚无。他可以忍受这个女人得寸进尺的物质勒索，但他无法忍受这个女人对他生命信条的藐视和敌意。在他看来，这个女人无意中揭开的秘密，是对他的最大挑衅。于是，他恼羞成怒，挥刀相向。
第二个具有明显个人主义倾向的人物是燕青。这个大宋王朝的超级帅哥，这个吹拉弹唱无所不能的当行演员，这个在摔跤、射箭等多项群众性比赛中荣获金奖的体育明星，因自幼父母双亡，被卢员外聘为高级雇员。后因吴用使计，随主人上了梁山。出生入死，备尝辛酸。功成名就之际，却纳还官诰，长揖主人而去。临别时，他企图说服主人“寻个僻净去处，以终天年”，但被卢俊义断然拒绝。卢说：“自从梁山泊归顺宋朝已来，北破辽兵，南征方腊，勤劳不易，边塞苦楚，弟兄殒折，幸存我一家二人性命。正要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你如何却寻这等没结果？”燕青笑道：“主人差矣。小乙此去，正有结果。只恐主人此去，定无结果。”言讫，堕泪如雨，浪迹天涯而去。
这个见多识广、义气深重的汉子，当初跟随卢俊义南征北讨，只是为补报主人的养育之恩，并不是真的赞同征剿。一旦主人的心愿已了，他便只想返还自我，做个笑傲江湖的了身汉。这种剔骨还父、剜肉还母、为而不争、功成而不居的精神，唯大智大勇者方能。
最后我要说一说晁盖。这个梁山基业的重要缔造人，这个自王伦以来的领导核心，因不主张招安，而乐得在梁山与众兄弟行侠仗义，逍遥自在，被今人目为“胸无大志”的“草莽匹夫”。若从传统政治学的权谋机诈，为进官僚体制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立场上看，晁盖也许够不上“深谋远虑”，但这仍然是一种低级政治学中的庸俗见解。且不说“招安”是不是“大志”，单从结果来看，南征方腊，十损其八，宋江和他的一百零七位兄弟只有三十六人全身而还，连宋江本人都落得个赐酒药死的下场，就说明招安是一场领导者错误发动的、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梁山带来严重灾难的败举。圣经上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本想扬名立万，燕然勒石，最后却死无葬身之地，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大志”？如果晁盖不死，也许他没有能力并吞海内，取赵宋而代之，但以他重情尚义的立场，他如何肯攻打方腊，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也许有人说，大宋疆域广阔，晁盖即使不投降，守住梁山又能怎样？我说，在一个大一统帝国的版图上，有梁山和没有梁山是不一样的：有梁山，就等于在集权帝国的内部划出了一块自治的地方，天下的英雄好汉就可以汇聚那里，就使得无数被体制挤压被官府追杀的人有了用脚投票的可能。
而最终是晁的中箭身亡改变了这一切。临死之际，他留下遗言：“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这等于明白无误地告诉众人，不可让宋江做山寨之主。因为所有的弟兄都知道，凭宋江的那两下三脚猫功夫，根本不可能捉住力敌万人的史文恭。而最终通过分化瓦解晁盖旧部，假意让与没有根基的卢俊义等办法，宋江成功地完成了权力交替，成为继晁盖之后的领导核心。
四
宋江一上台，就把“招安”作为一项基本“山策”来抓。他先是通过好言相劝打压了武松、鲁智深等主战派将领的反对意见，又通过呵斥、威吓等办法安定了李逵等心腹干将的谋反之心，进而不惜一切手段拉拢了一批像呼延灼、徐宁、卢俊义这样的中上流人士入伙梁山，来扩大“招安”的民意基础。这样，“招安派”的主张就占了上风，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就成了梁山的路线，不同意见完全被雪藏起来。
而这种好同恶异、强加于人、权力最大者说了算的方针，正是信奉“集团主义”道德的人的根本特征。只要符合“整体利益”，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千万人的生命，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团聚，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独立、尊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在个人主义者看来，手段和目的是不可分割的，手段就是目的；而在一个信奉“集团主义”道德的人看来，目的可以说明手段的正当性。只要是领导集团的命令——最后总是简化为领导个人的命令——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干的。吴用秉承宋江旨意，为赚卢俊义上山，可以害得他家破人亡；宋江为了保住自己的一世清名，可以将生死兄弟李逵谋杀。
在这种道德观的支配下，个体不允许有运用良心判断是非的自由。他的尊严、地位、发言权以及伤害别人的能力，取决于它在这个暴力集团中的位置，而不是他的勤勉、才智和有益于公众的道德水平。虽然从表面上看，这种想成为某个集团成员的渴望，往往是出于对某种理想的无私热忱，就像宋江天天把“忠义”挂在嘴边一样，但实际上，这种对权力秩序有强烈依恋情结的人，从来就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信念，掩盖在热忱之下的通常是一种单纯的对权力本身的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