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为什么令周恩来感动 陈诚为何反对用女职员？
山南慕北 2016-02-01
陈诚与同僚
陈诚令周恩来感动不已
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改变，为了尽早地解决台湾问题，毛主席提出了“一纲四目”的对台方针。“一纲”：如果台湾可以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都可以按蒋介石和陈诚的意见研究解决。“四目”：一、台湾回归祖国以后，除外交问题必须要由中央决定之外，其余军政和人事安排可根据台湾方面的意见办理;二、台湾如果建设费用不足，中央财政可以下拨;三、台湾的社会变革可根据台湾方面的意见研究拟定并付诸实施;四、大陆和台湾均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的团结之事。
1963年，周恩来请张治中以个人名义向陈诚转达关于“一纲四目”的方针，希望陈诚能尽早为海峡两岸统一做出贡献。谁知信刚送到台湾，陈诚就因为肝癌而病倒了。
1965年3月，陈诚的病情急转直下。一天昏迷醒来后，陈诚自知时日不多，便指示他的长子陈履安代写遗嘱(陈诚口述，陈履安代写)。
遗嘱内容很简短，共三条：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民国军民共此患难;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口述完遗嘱不久，陈诚就病逝了。但是他的这份遗嘱却在当时的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60年代的台湾，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时常叫嚣着“反攻大陆”。而身为副总统的陈诚，却在遗嘱中对此只字未提。
据说蒋介石看了陈诚的遗嘱后，默然了好几天，于是蒋的亲信们就暗示陈诚的夫人谭祥是否能修改一下陈诚的遗嘱。谭祥听后不为所动，说：“辞修的遗嘱如果一定要发表，就只能按照他生前的口授原件，如果感到这样公布不合时宜，也可以不发表。不过要发表就只能如此了!”
消息反馈给蒋介石后，他思忖良久，最后还是批准“照原件发表公布”。
远在北京的周恩来听说陈诚的遗嘱后，也深为感动。就在这一年，原中华民国的“代总统”李宗仁回到了祖国。周恩来亲自去上海迎接他，当谈到当前的台海局势时，周恩来动情地说了一句：“陈辞修是爱国的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可惜他身体不好……”
“陈辞修是爱国的人。”这就是周恩来对他的黄埔同僚的最后评价。
陈诚为何反对用女职员？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组建第三厅，负责抗战的文化宣传。厅长郭沫若到任后，广泛延揽人才，形成“名流内阁”。但却有一个共识，即三厅不录用女性。郭沫若在《洪波曲》中说，在最早关于政治部的一次闲话式讨论中，“有一则是集中攻击女职员，他们认为政治部应该以不用女职员为原则。贺衷寒、康泽、刘健群三位主张得最坚决，以为用女职员有百害而无一利。陈诚也表示赞同。他说他最不满意的是女子穿军装，头发用电烫，脚上有的还要穿高跟鞋，真是对军人的侮辱。”
1938年，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昙华林鸣锣亮相。胡愈之、田汉、阳翰笙、郁达夫等众多文化名人纷纷加入，可谓人才济济，集一时之盛。
对敌宣传是当时三厅的一项重要工作，由拟定中的第七处负责，包括杜国庠、董维健、冯乃超等人。一天，郭沫若突然想到三厅要保证对敌宣传的效果，必须请些日本朋友来帮忙。而当下有一个特别合适的人选，即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
鹿地亘1935年即在上海从事反战活动，上海沦陷后，被迫与夫人池田幸子逃亡香港。郭沫若为此专门去找政治部部长陈诚，提出对敌宣传需要请日本朋友帮忙，并自谦地说自己在日本二十年竟还不能说好日语。陈诚问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日本朋友呢?郭沫若于是便介绍了鹿地亘。他说：“鹿地亘是日本的反战作家，帝国大学毕业，和冯乃超同期。他现在受着迫害，在香港过逃亡生活。我相信假如我们邀请他，他一定会来，而且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陈诚当即表示同意。于是，郭沫若与陈诚联名致电给在广州办《救亡日报》的夏衍设法转鹿地亘，表达相邀之意。同时电示广州方面某保安处长，清他们派人将鹿地亘夫妇护送到武汉。这样，一个星期后，鹿地亘夫妇安然抵达武汉。
那天，陈诚与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以及郭沫若一道与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见面。鹿地亘夫妇非常激动与兴奋。毕竟香港人生地疏，生活无着。而武汉气氛则大不一样。鹿地亘随后问周恩来：“不知我们到此能做些什么工作?”
周恩来说：“尽可能地参加中国抗战活动吧!这是我对你们最大的希望。若可能，请在郭沫若、冯乃超两位协助下，做些对日本军民的思想启蒙工作;同时也请尽可能为激励中国军民抗敌士气做些工作。”
鹿地亘连连点头，说：“感谢你的信任，我们将尽力而为。这也是我们来中国的目的啊!”
这次见面后，郭沫若又与陈诚商议他们的待遇问题。郭沫若提议聘请鹿地亘为设计委员，可解决每月车马费二百元。陈诚说：“他们俩都是外国人，一个月两百元恐不够用，索性请他们夫妇俩都做设计委员吧。”
当时政治部和第三厅均安排有设计委员。鹿地亘夫妇很快收到了政治部颁发的设计委员聘书。郭沫若说，他们俩是“属厅”的那种设计委员，“事实上成了第三厅第七处的顾问”。
当鹿地亘的夫人池田幸子拿到聘书后，她没有料到此举会成为三厅的唯一，也打破了三厅酝酿之初的一种固守，即不录用女职员的内部规定。据郭沫若在其回忆录《洪波曲》中介绍，在最早关于政治部的一次闲话式讨论中，“有一则是集中攻击女职员，他们认为政治部应该以不用女职员为原则。贺衷寒、康泽、刘健群三位主张得最坚决，以为用女职员有百害而无一利。陈诚也表示赞同。他说他最不满意的是女子穿军装，头发用电烫，脚上有的还要穿高跟鞋，真是对军人的侮辱。”
当时，贺衷寒是拟定中的一厅厅长，康泽是二厅厅长，刘健群是三厅副厅长。他们都是特务组织复兴社的主要成员。贺衷寒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政训处长以及新闻局长，授陆军中将衔。康泽曾任南京《中国日报》社长、复兴社中央干事兼宣传处处长、中央军校特训班主任等职，亦为中将军衔。刘健群亦任过军委会政训处处长、三民主义力行社书记长、广州行营二厅厅长等。这几位在政治部都属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共同对女职员的蔑视，自然成了政治部的主导声音。更何况还有陈诚的支持。这样，在政治部成立时不录用女职员则成了一种共识。而原本“闲话式的讨论”则演变成了一种规定。
对这种明显带有性别歧视的做法，郭沫若并没有反对。在以后三厅的遴选人员中都没有出现女性。郭沫若甚至为此拒绝了时已成名的左翼女作家白薇加入三厅的要求。
阳翰笙曾经评价过白薇“在左翼女作家中她堪与丁玲比肩”。白薇1938年抵达武汉，知道三厅正在网罗一些抗战的文化人，于是便给郭沫若写信，表达“愿听凭郭先生驱使”的意愿。郭沫若虽然知道白薇很有才华，但碍于三厅有不录用女职员的内部规定，故而没有回应，白薇终与三厅失之交臂。
自从池田幸子打破了这一规定之后，情况即出现了变化。有幸成为池田幸子第二的是另一位日本女人。她外表温文娴静，秀气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但她柔和的嗓音却似利剑一样成为一种特殊的反战武器。她就是日本女作家、世界语运动者、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1938年7月，绿川英子在郭沫若的帮助下经香港、广州到达武汉。当时三厅的国际宣传急需专门人才，绿川英子随即成为三厅国际宣传处一名从事对日反战的播音员，也是自池田幸子后三厅第二位女职员。日本军方曾称绿川英子为“骄声卖国贼”，而周恩来在一次文化界的聚会活动中专门对她说：“日本军国主义者把你称为‘骄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武汉时期，绿川英子将整个身心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以后她在回忆录《在战斗的中国》一书的后记中说：“这一阶段仅有三个月，时间很短，但却是多么振奋，多么活跃，多么紧张啊!……我看到了和感觉到了我终生难忘的东西，而这些也定将感动任何国家爱好正义的人们。”她把这一时期称为“昨日的玫瑰”，以此注释那一段温馨的回忆。
两位日本女人加入三厅，参加中国的抗日宣传活动，历史记忆了这两位女子的身影和声音。郭沫若曾经评价她们“勇敢的决意和出色的行动，完全证实你们和我们是全然站在同一战线上。我们大家受同一脉搏的鼓动，我们大家的血向相同的目标流动，拥护正义，争取真理，在以决死的意志完成为先驱者的使命的这方面，我们完全是一心同体。”“血向相同的目标流动”，是诗人郭沫若的语言风格，在浪漫中彰显坚定、正义和力量。它同样也是对池田幸子和绿川英子这两位日本女子投身中国抗战事业的极高褒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