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如何与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 张大千为什么去台湾？
山南慕北 2016-04-01
张大千
张大千如何与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
1937年7月26日，张大千携家眷前往颐和园避暑。第二天，保安队在颐和园内，挨家挨户通知说日本人要炮轰颐和园，还要放毒瓦斯，园内顿时大乱。当天晚上，园内只剩下张大千一家及另一杨姓家。7月28日，日军果然进入颐和园。张大千的德国朋友海斯乐波，打着红十字会的旗帜到颐和园去接张大千一家人。在路上，车却被未及逃出的妇孺老幼围住。张大千无奈，只好让妇孺先乘车走，自己留在园中。直到8月1日，他才被海斯乐波接走。
事后，张大千被日本宪兵队找去“谈话”。日本宪兵司令部以“调查清楚后再说”作借口将其扣押。此间，《兴中报》刊出消息说：“张大千因侮辱皇军，已被枪毙!”此事一登，张大千在京、沪的亲友和学生无不悲痛欲绝。在上海，他的学生胡若思还在法租界举办了“张大千遗作展”，上海各大报纸也报道了此事。日本宪兵司令部无奈之下只好放人。
1937年8月9日，张大千带着家眷又返回颐和园听鹂馆居住。一次，张大千去景山写生回来，遇上了日本宪兵。日本宪兵误以为他是国名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非要把他抓走不可。张大千突然灵机一动说：“于右任不会作画，我张大千是作画的，我作一幅画给你们看。”说着，张大千一挥而就，一只螃蟹呼之欲出。日本宪兵半信半疑，要他再画一个，张大千很快又画了一只龙虾。这下麻烦大了，日本宪兵的长官确定他就是著名画家张大千后，对他说：“你不要出去了，留在这儿为我们画画吧!”其夫人杨宛君得知张大千被日本宪兵扣留，便穿着白色旗袍和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大夫，乘坐红十字会汽车直奔张大千处，对日本宪兵头目说：“他患有传染性肝炎，会传染的，请让他去治病，医院已派车来接他了。”日本宪兵头目认为张大千无论如何也跑不掉，于是就让他们接走了。
知道张大千收藏许多古字画，日本宪兵头目想敲诈他：“听说你有许多古字画，你拿出来，我们给你成立一个馆，陈列起来，比放在你个人手里保险。”“我的字画不在北平。”“在哪里?”“在苏州、上海。”张大千看到日本人还在怀疑，就说：“我留在北平，让我太太去拿吧。”杨宛君也不推辞：“你们开个路条吧，我去拿。”日本宪兵头目还真开了路条。其实，张大千收藏的24箱古字画，已送到德国朋友海斯乐波处保存了。
杨宛君到上海后，发电报说：“你的画有些我找不着，必须你自己来找。”第二天又写信说“四哥已在北平，你回来找画完毕，带四嫂与我同回北平，否则两个女人行路实在不便。”通过这种方式，杨宛君把时间拖了一个多月。日本鬼子上门逼画，张大千拿着杨宛君的电报和信给日本人看，日本鬼子头目果然深信不疑。
驻北平的日军司令官香月通过汉奸金潜庵与张大千联系，希望他选择故宫博物院院长或北平艺专校长职位，还可以在日本艺术画院兼任名誉职务，张大千断然拒绝。但是，日本驻华北军事总司令部司令内寿一大将为粉饰“东亚共荣”，成立了“中日艺术协会”，未经张大千等人的同意，就将黄宾虹、张大千等都列为发起人，在报纸上公布，张大千还被迫以“主任教授”的名义去上了一堂课。
这段时间，张大千一直都在为如何返川犯愁。最终，张大千决定通过办画展的形式逃离北平。但日军对他不但不放行，反而要他在北平办画展。张大千当然不肯答应，事情就这样僵持着。
一天，张大千收到老友方介堪从上海寄来的信，信中央着一张剪报，上面正是报道张大千在北平被日本人杀害的消息。看完这张剪报，张大千突然灵机一动，正好利用它向日本方面提要求。于是，张大千提出要到上海开画展，以便辟谣。第一次被拒绝了。张大千便又亲自找到他们说：“上海各方面都谣传我被你们杀害了，无论你们怎么说，他们都不会相信，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亲自去上海露面，更何况上海也被你们日本人控制着，我也跑不掉。”由于张大千没有提出要四哥和学生们一起南下，日军只好同意了，但提出一个条件，要张大千把放在上海的古字画运回北平，张大千假装满口答应。
1938年5月18日清晨，张大千离开北平，前往天津。为了不引起日本鬼子的怀疑，他在天津法租界的永安饭店办了画展。随后又前往上海转道去香港，与先期到达的夫人会合，等那24箱古字画运过来。不久，古字画运到了，夫妇二人便一路颠簸，终于安全地返回了四川。 张大千的艺术生涯和绘画风格，经历“师古”、“师自然”、“师心”的三阶段：40岁前以古人为师，40岁至60岁之间以自然为师，60岁后以心为师。早年遍临古代大师名迹，从石涛、八大到徐渭、郭淳以至宋元诸家乃至敦煌壁画。60岁后在传统笔墨基础上，受西方现代绘画抽象表现主义的启发，独创泼彩画法，那种墨彩辉映的效果,彰显他深厚的艺术底蕴，使他的绘画艺术独具气息。
张大千说：“作画如欲脱俗气、洗浮气、除匠气，第—是读书，第二是多读书，第三是须有系统、有选择地读书。”
张大千为什么去台湾
张大千为什么要在成都解放前夕离蓉赴台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长期在张大千身边学画的刘力上。刘力上告诉我说，大千先生在政治上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他无求于国民党，只是与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于右任、张群、罗家伦有些往来，也仅止于艺术交往。因此不能把他的离乡赴台，看作是投奔国民党。至于他对共产党，去国前既无恩怨，也无往来。不过，1949年初，大千先生在香港曾应何香凝之求，为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画了一幅荷花，并题了“润之先生”的上款。如果说大千先生当时对共产党已有不满情绪，怕是不会题款相赠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高层领导曾多次过问张大千的回归问题。据张大千的好友谢稚柳告诉我说,1950年代初，陈(毅)老总问过他，中国画家谁画得好?他说当然是张大千。陈毅又问，张大千现在何处？谢稚柳答在海外。陈老总让谢稚柳写信劝他回来。又据叶浅予回忆，周总理也多次过问张大千，一次是让他和徐悲鸿联名写信劝张大千回国，一次是张大千的家属杨宛君捐赠了张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画临摹稿，周恩来获悉后，亲自指示文化部颁发4万元奖金，并过问奖金的分配，要留2万元给大千先生回来后用。除此之外，周总理还指示有关部门，择机动员张大千回国。
谢家孝在《张大千的世界》中，记载了1956年中国商业代表团团长与张大千在酒宴上的一段对话。
团长:“上海一别，不知近况如何？”
张大千:“国破家亡，亡命天涯，哪有什么好日子好过啊，欠了一身债！”
团长:“欠了多少债?”
张大千:“不多，二三十万美金!”
团长:“人民政府可以代你还债，只要你肯答应回去。”
张大千:“我张大千一生，自己的债自己了。想当年在敦煌，我也欠了几百条金子的债，人家说我发掘艺术有功，可以申请政府补助。我都不肯，我不管你说的是啥子政府。政府的钱是国家的，怎好拿国家的钱给私人还债?”
几巡茅台之后，宾主都已醉醺醺,主人站起来说:“张先生，你究竟站在哪一边，今天最好表明态度。”
张大千一拍桌子，站起来说:“我张大千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向来站在哪一边，就站在哪一边。”
1981年，谢稚柳在香港答记者问时，谈到了张大千回内地的问题，他的看法是:“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决不劝他回去。原因有二:第一，张大千自由散漫，爱花钱，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张大千自由主义很强烈。要是让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美协理事等职，经常要开会，肯定吃不消。张大千这人，只适宜写画，不适宜开会，他不擅说话，更不擅作大报告。”谢稚柳是大千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对他的个性脾气自然了如指掌，这两点是从他的生活作风和个性上，道出了他不愿回归的原因。除了谢稚柳说的两点原因外，还有两条是张大千不愿归来的重要原因:一是经济方面，二是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困难重重，百废待兴。公私合营前，除少数私方人员外，绝大部分人员先实行供给制，后是低薪。衣食住行外，所剩无几。很少有人会用钱来收藏字画，艺术市场十分萧条，既无国内市场，更无海外市场，中国画没有出路，绝大多数中国画家改画连环画、年画或广告设计，有的从事美术教育，只有极少数画家(如齐白石)还能坚持卖画为生，但价格甚低。当年齐白石一幅画，只有几十元，还不太好卖……对张大千来说，有没有艺术市场(即卖画环境)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问题，这是张大千不愿回国在经济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张大千的家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济，诸如他的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及两房夫人，都是年逾花甲或没有收入的老人(还不包括子侄辈中的困难户)，据了解，张大千在海外站稳脚跟后，每月按时给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费是一百港币(上世纪约合人民币四五十元)，这在五六十年代中小城市，相当于四五个人的生活费；如果张大千回国，没有卖画的环境，不要说帮助这些亲友了，恐怕连他自己一大家妻儿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了。
从政治上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土改”“肃反”“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反右倾”“社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运动，张大千虽然不明究竟，但是他有一些亲友、画界朋友在运动中受到了各种伤害。通过香港新闻媒介和亲友书信传递，使他对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有些害怕。
说张大千一点儿也不想回来看看，看看故乡的亲人，看看老朋友，那是有点不近情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