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是卖国贼吗？为什么五四运动时曹汝霖被骂汉奸？
浅草 2016-05-04
曹汝霖
五四运动是公认的爱国主义运动，人们都很熟悉，最有名的火烧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更是尽人皆知的大快人心事，而且几乎所有书籍文章中提到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时都冠以“卖国贼”的称号。其实即使是新文化的启蒙巨匠胡适，在自己的书信中也对烧曹宅和打砸很不满，诸多批评。可是很少有人详细考察他们的卖国行为，而把这几个人当成丑化的反面人物。五四学生游行由巴黎和会上把青岛原来在德国的权益归日本接替而引起，而这一条款为什么会被写进第一次大战后对德和约里？曹汝霖时任交通部长，陆宗舆任制币局长，即使章宗祥是驻日公使，也跟巴黎和会关系不大。虽然他们三人都是日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毕业的留日高材生，在政府里也有亲日派的名声，但五四运动中把他们当卖国贼来痛击，多少是有失偏颇，历史留给他们卖国贼的名声也不妥当。
事情要从日本1915年强迫中国签订史称“二十一条”的中日密约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日本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英国和日本联合对青岛的德军发动进攻，经过激烈战斗，以日军为主的军队占领了青岛。日本曾在1905年经过日俄战争夺取旅顺的权益，早尝到甜头，所以趁世界大战把占领青岛当成落入嘴里的肉，在当时弱国无外交的背景下，中国几乎没有实力要回青岛的租借权。袁世凯那时已经有称帝的企图，通过渠道寻取日本对帝制的支持。而日本正利用这种机会，突然在1915年初，提出了苛刻的“二十一条”，第一条就是“中国完全同意日本与德国就原先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达成任何协定”。但是最无理的是以下几条，如：中国政府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在有中日冲突和治安纠纷的中国地区，设立中日共管或拥有双方工作人员的警察部门；日本供应中国百分之五十或更多的弹药，或建立一个由双方共管、雇佣日本专家、使用日本原料的兵工厂。这些被看做日本灭亡中国的开始。
袁世凯接到这份恶毒的“二十一条”，也很感意外和惊慌。后来日本驻华公使在喝醉酒时，曾说过一段话：“日本人对于皇室，不论本国或外国，都具有传统的崇奉观念，但在日本人看来，袁总统不但是清室的重臣，且世受清室的宠信，姑无论他的办法如何巧妙，总觉得有欺骗寡后幼主的嫌隙，这是日本人普遍的批评。”这表明日本颇有利用山东问题有意无礼威逼袁世凯。袁当时马上找来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和外交次长曹汝霖商议。由于孙宝琦甚至主张全盘接受，不要引起武力干涉，袁撤了孙的外长之职，换上了亲英美的著名外交家陆徵祥。当时内阁中对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由日本接替并无异议，因为无实力抗争，焦点在后面日本派顾问和军事涉入中国事务几条上。由陆徵祥和曹汝霖等和日方进行了非常艰苦的谈判，二十一条中接受了八条，修改了若干，拒绝了八条，中方的外交努力是把最后第五号中几条搁置。
在中方仍坚持继续谈判情况下，5月7日，日本向外交部递送了最后通牒，内容如下：
帝国政府因鉴于中国政府如此之态度，虽深惜几无继续协商之余地，然终眷眷于维持极东和平之局面，务冀圆满了结此交涉，以避时局之纠纷。于无可忍之中，更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省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议外，其他五项可承认与此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因此中国政府亦应谅帝国政府之谊，将其他各项，即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第五项关于福建省公文互换之件，照4月 26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任何之更改，速行应诺。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5月9日午后6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行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
与此同时，日本已于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亦派军舰游弋，宣布关东戒严，日侨准备撤退，一时空气紧张，人心惶惶。日本公开实行了武力讹诈，在这种局面下，袁世凯政府屈服了。陆徵祥在国会曾沉痛报告了中日交涉的情况：“我政府对于此次交涉，历时三月有余，正式会议至廿五次，始终尊重邻邦之意，委曲求全，冀求和平解决之目的，不特我国民所共知，即各友邦亦莫不共谅。惜日本或借词要挟、或托故增兵，终为武装之谈判，致不能达此目的，迨一经决裂，我国必难幸胜，战后之损失，恐较之现在所要求，重加倍屣，而大局糜烂，生灵涂炭，更有不堪设想者。在京友邦驻使，亦多来部婉劝，既与中国主权内政无损，不可过为坚执，政府反复讨论，不得不内顾国势，外察舆情，熟审利害，以为趋避。”
5月9日，中国被迫签订修改后的“二十一条”，全国民众都是沉痛万分，后来社会把此日当成“国耻日”纷纷集 会纪念。袁世凯对此也表示了很沉痛的心情，以后讲话常以此为例激励属下，他儿子袁克文曾写过一首诗，记录此事：“炎炎江海间，骄阳良可畏。安得鲁阳戈，挥日日教坠。五月九日感当年，曜灵下逼山为碎。泪化为血中心摧，哀黎啼断吁天时。天胡梦梦不相语，中宵拔剑为起舞。誓捣黄龙一醉呼，会有谈笑吞骄奴，壮士奋起兮毋踌躇。”袁世凯因为签订“二十一条”被世人谩骂不少，有一定合理性，外交总长陆徵祥主持了中日间的全部谈判，但是后人很少责难他，而曹汝霖以外交次长身份参与了谈判，应该是职务所属，并不应该负主要责任。当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曾经在日本为修改第五项条款积极进行努力，甚至表示日本出兵，他要在使馆下旗之日在使馆官邸大门自杀，章是去东京换约签字而惹些谩骂。
在事隔四年后的五四期间，这三个人被指为“卖国贼”，成为众矢之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三个人一贯有亲日的立场，长期参与对日外交，五四前不久，段祺瑞为武力统一南北，向外大肆借外债，对外借款一般都要有额外政治或经济条件，日本的野心尤其大，段政府和日本秘密谈判这几个人多有参与，外间早已经切齿非议。第二，当时政治派别斗争激烈，互相攻讦，曹汝霖等属于段的皖系安福派，段与总统徐世昌闹矛盾刚辞职不久，因此政敌利用他的亲日立场攻击他，加上巴黎和会正成为社会焦点，他们作为日本问题专家，常持妥协立场，所以连签订“二十一条”的罪名也扣在他们的头上。本来中日已经签订了密约，中国同意把德国的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但是随着中国宣布对德宣战，问题复杂化。中国也是参战国，怎么在胜利后却失去自己的土地和利益？社会普遍不接受。另外，几年来人民爱国觉悟普遍提高，青年在反帝斗争中情绪高涨。山东问题的条款写在对德和约中，虽然中国尽力交涉，但是由于中日已有密约在前，世界强国在巴黎和会上均在山东问题上袖手旁观，所以签不签对德合约成了中国棘手的外交考验。如果不签，中国则在法律上仍和德国保持战争状态，条约中的相关条款利益也无法落实，而签字则等于正式承认山东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五四学生游行导致火烧赵家楼，多少是有点偶然。北大学生本来筹备在五七国耻日举行集 会游行，5月3日传来巴黎和会很不利于中国的消息，北京大学各社团为骨干决定翌日马上游行，第二天联合了多所大学近三千学生上街游行。学生在天安门集会，然后去东交民巷各大国的使馆，呈递请愿书，但是因为是周日，各国大使多不在馆中，学生不免失望。游行队伍本打算到不远的东单外交部去请愿，但估计也没重要官员办公，有人提议去附近的曹汝霖宅抗议，结果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火烧赵家楼曹宅的事件，警察也为此逮捕了大批学生。五四运动的过程各种书刊记载得很多了，没必要重复叙述，当学生游行随后一步步变成全国性爱国风潮后，政府妥协了，《巴黎和约》没有签字，曹汝霖等三人被迫辞职。历史把他们放在了卖国贼的位置上，这样显然不恰当。曹汝霖晚年自己曾提到五四运动：“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曹汝霖下台后，离开政坛去了金融界。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仍在北方，日本人多方拉拢他出任伪职，他没屈服。他秘密与国民政府建立联系，政府希望他适当出头，搜取些有价值的情报，曹也认真去做了。抗战胜利后，北平光复，他受到蒋政府的保护，后去美国定居。
近代中国历史书上似乎“坏人”特别多，政治上随便就给对方戴一顶“卖国贼”或者“反动派”的帽子，说起来容易，但影响不可谓不大。比如大家都知道，毛泽东青年时期，参加了湖南第一师范的一次学 潮，带头鼓动驱逐校长张干，结果“反动校长”张干的名字尽人皆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