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咸平之治的整治措施 咸平之治的经济措施
彼岸花开 2016-05-18
咸平之治
咸平之治的政治措施
廉政理念
宋真宗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稳定，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史称“咸平之治”。而它的缔造，得益于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
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
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
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
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务实，不要贪图虚名;
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
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
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百姓们的热切期望。在宋真宗看来，“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就能实现“德治”。
其次，宋朝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升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一个官员若犯贪污罪，这样，只有才德兼备者才能被选拔进入官员队伍，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
同时，宋代吏部还建立了官员档案，这样的规定，动员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监督力量，杜绝了贪污腐败者上升的空间，并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管体系中，避免其再次腐败。
第三，建立了一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受到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对于失察的监察官，宋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史载，王曙为河北转运使，“坐部吏受赇，降知寿州”;张观任解州通判，因“盐池吏以赃败，坐失举劾”，被降监河中府税;河北路走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边肃贪纵故也”。
据有关史籍的记载，宋朝监察官员台官(御史)的选拔，有严格的标准：
首先要“鲠亮敢言”，廉洁无私，纠弹不避权贵。
其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从政的实践经验。宋朝规定，台官“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强调荐举具有基层实践经验的官员充当御史。
三是实行官亲回避制度。凡宰执所荐之人，以及宰执子弟，亲戚和属官，一概不得充任台官。宰执不得荐举御史，宰执所荐之人不得为御史，以及与宰执有亲嫌、同乡关系或为其属官者也不得任御史。因为宰相奏举御史，御史必然与宰相结党营私，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这正是宋朝三令五申不准宰执奏举御史的原因所在。
因为这些廉政举措，宋真宗和他的后来者们创造了一个政治清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宋王朝。
知人善任
宋真宗即位后，提拔了李沆、吕蒙正、夏侯峤、杨砺等人担任宰相和执政大臣，保留了张齐贤、吕端等。这些人大多能够做到忠于职守，使得此时期政治较为清明。如张齐贤在咸平元年完成了“编敕”的编撰工作，成为正式法律《刑统》之外的重要补充。提出了职田，废除了江南前面几朝苛捐杂税的建议。重用寇准，使其在澶渊之盟时能够力挽狂澜。
且真宗能较能听取各方意见。他在即位后就通过御史台向转达他的意思，要京师内文武百官凡是他施政有误、看到利病、对军事有好的建议，都可以直接向皇帝递奏折。在咸平元年四月，他下令各路转运使轮流到京师向他述职，讲述所在地情况。咸平二年(999年)，遇到大旱，要求“直言极谏”，他会给予提出好意见的人赏赐。也是这一年，他对身边大臣说他每天看奏章近百份，很有收获，他要大臣们也要看，并且把其中有益的方案挑出来。此后，他也多次下诏征求“直言”，所以这段时间上书言事特别多。
谨慎用法
宋真宗本人很厌恶严刑峻法，主讲谨慎用刑。又下诏废除了断截手足、钩背烙身等刑罚，禁止使用法外刑法，也严厉批评军中对逃兵施以的烙伤手腕、敲碎胫骨等做法。同时对私铸铜钱、私造管制武器等重罪都减轻处罚。
对待嫌疑犯上，宋真宗不允许使用酷刑、搞刑讯逼供。在景德四年(1007年)，有个叫潘义方县尉对嫌疑犯朱凝严刑拷打，并用牛皮套头，勒令招供。朱凝受不住作了假证，后来经查明，宋真宗撤了潘义方的职，并向全国通报此事，严令不许严刑逼供。
同时在京设立纠察刑狱司，地方设立提点刑狱司，负责对各种刑事审判、刑罚、监狱进行监察。凡是判处徒刑之上的罪都必须要向此机构通报，这个机构有查询复审的权利。如果初审官员处理不当，此机构有权向朝廷提出，并对该官员提出弹劾。如电视剧《包青天》那种审理案件方式在宋代是不可能存在的。
真宗经常跑去主持各种审决在押囚犯，特别是几乎每年夏天都搞一次“虑囚”，处理一些长期关押的囚犯，免得他们在监狱待时间过长受苦。另外他的亲自下问审理一些重大贪腐案件，如齐化基案、孙朴案等。
官员改制
宋真宗时，定“州县三课”法，“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身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宋初，内外官任满一年，为一考，三考为一任。特别对法司之官，既有明确的转官年限，也有严格的考课与回避制度。
宋代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有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凡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定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
一个官员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范下属犯贪污罪，荐举者很关心被荐举者的德行，这就使官员贪污受到牵制。宋代吏部设有官员档案，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
“德治”就是以道德教育，启迪官吏的道德良知，使之不去越轨，但它必须与“法治”相结合：以法律约束，令其奉公守法，不敢贪污。为达到《文武七条》之“奉公”(廉洁奉公)宗旨，真宗倡廉工作的一大重点是加强监察官员自身的廉政建设。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九月，真宗“诏诸路官吏蠹政害民，转运使、提点刑狱官不举察者坐之”。
对于失察的监察官，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王曙为河北转运使，“坐部吏受赇，降知寿州”。张观任解州通判，因“盐池吏以赃败，坐失举劾”，被降监河中府税;河北路走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边肃贪纵故也”。因为这些廉政举措，1009年的北宋，可谓政治清明，这更加速了宋王朝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制式改革
岁末年节时，皇帝赐臣僚宴饮，既是增进君臣关系的需要，又是播撒皇恩的大好时机。历朝皇帝都有此举措，宋真宗也不例外。他即位不久，就“赐近臣岁节宴于宰相吕端第，自是遂以为例。”另外，有资格参加节序赐宴官员的范围较前期大为扩大，如1009年二月，“旧制，节序赐宴，惟皇族、近列、诸帅、内职。三月甲子，始诏自今上巳、重阳，三司副使、判官及馆职事官并别置会。其后，知杂御史、三院御史、法官、开封府判官亦预焉”。即从原来的内朝高官扩大到外朝一般官员。同时，节日时还馈送朝臣节物，并客省赍签赐羊、酒、米、面;立春赐春盘。寒食神(食炎)、饧粥。端午粽子，伏日蜜沙冰，重阳糕，并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赐冰。享受馈送节物的官职之广，几乎包括文武百官;节日之多，几乎全部囊括。
宋真宗“诏自今伏日并休务”，增加了官员伏日的休务假，对官员节日之外的事假也较以前灵活，将祭奠亡亲的私忌假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官员，私忌日给假一天，并新创了饯行假。一些节假，不仅只施行于官员，那些为官府服役的工匠也可享受，比如给在福建险恶山路上运送官物的军士以旬假和节假。
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宋真宗时期官员约一万余人。此外，还有数十万在各级官署中服役的胥吏，以及各级武职人员及其家属。其中，文武官员每年可休传统节假，还有新设假日。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也是人民生活水准最高、官吏的俸禄最高的朝代，是市民阶层最强大、最富裕的时期。
反腐举措
而它的缔造，得益于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
第一，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
第二，宋朝有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严明赏罚，试用期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自然而然，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了。
第三，建立了一整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对于失察德监察官，宋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
首先要“鲠亮感言”，廉洁无私，纠缠不避权贵;其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从政的实践经验。
咸平之治的经济措施
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和约之后得以增加，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即公元1021年，其总额已达15000万。可以说，没有1004年前的和约，就没有1009年的繁华似锦。公元1009年十一月，大手笔宋真宗作了一篇文章。众所周知，真宗是位诗人，脍炙人口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出自他的名篇《励学篇》。不过这次却非他的即兴之作，而是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真宗所立七条，均是廉政之举。
有宋一朝，经济发达，尤善商贾，尽管赵宋的面积、人口、资源都比前朝李唐差得多，但是，宋朝的经济，在像1009年这般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时，岁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灾害频仍，岁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官员接触钱财的机会也由此多了起来。然而北宋时期官员赃罪(贪污)的现象却减少了，尤其与相距较近的唐朝、明朝相比，更是稀少。
田赋改革
公元996年(至道二年)，开封府所属的17个县都遭遇了大旱。当时主持开封府工作的正是宋真宗。那时的宋真宗很想做出一些成绩。看到天气大旱，百姓艰难，他就大发慈悲地把这17个县的田赋都免掉了，并且上报了宋太宗。可是不久，就有人告了他一状，说下面的旱灾没那么严重，这么做纯粹就是收买人心。
宋太宗原本就是个多疑的人。活着的时候失去权力，那是不可接受的事情。所以接到报告后，十分重视，立马派人下去调查。宋太宗有九个儿子，未必只有三子赵恒可以继任。
其中有一个官员是这样说的，有几个县的灾情，比开封府上报的要严重的多，开封府对这些县的田赋，减免的还远远不够。他的举动使当时那位惶恐的赵恒非常感动，最终他是有惊无险地过了一关。
这位官员就是王钦若，投机眼光独到。做了皇帝的宋真宗没有忘记他，上任不久就把王钦若调到京城总部任职(三司判官)。王钦若有个同事叫毋宾古。他有一次对王钦若说，各地种田的人，拖延了大量未缴的田赋，有的已拖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年积一年，老百姓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可是因为账上挂着，基层当官的就年年下去催要，并且借机勒索，这都成了一大社会问题。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王钦若听了后，立即安排手下人，将这一方面的有关数字统计清楚，并且抢先一步，向宋真宗递上了毋宾古打算递的这么一份报告。宋真宗看了报告，于是急召王钦若商量此事。
公元998年5月(咸平元年4月)，宋真宗下令，凡是远年拖欠的田赋一律免掉，因为欠钱被抓进监狱的一律释放。三年后，宋真宗还亲自审问因欠钱入狱的人，一连审了七天，又释放了2600多人。老百姓纷纷称赞宋真宗，这一来，他对王钦若的印象就更好了。
除此之外，宋真宗还办了不少实事。如四川地区贴钱贬值，他得知后，立即下令调高折算比率。同时减少了大量服杂役的人，连他自己家族里所用的丝织品也进行了削减。
减免赋役
咸平元年，时任度支判官毋宾古向王钦若提到：“自五代以来，各地拖欠赋税数量很多，百姓无力缴纳，但是官员经常去催收，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上奏圣上免去这些赋税”。王钦若听到立即命人统计好有关数据，抢在毋宾古之前向真宗上奏要求免除这些赋税。真宗看到奏折后大惊，说：“先帝怎么没想到这么做呢?”钦若回答：“先帝当然知道这么做，只是留给陛下用来收天下人之心罢了”。宋真宗听后觉得很有道理，立即下令实施。
宋真宗在咸平元年(998年)四月十六日下令，凡往年拖欠的田赋一律免除。而因为欠税被抓进监狱的人，也一律释放。并且让各地认真核查落实，最后统计结果，共免除各处各地赋税一千余万贯石匹两等，共释放在押囚犯三千余人。
又在咸平四年(1001年)，宋真宗亲自审问因拖欠官府钱财而被捕入狱的人，一连审了七天，共释放2600余人，免除债务达260万。 并让有关部门重新审问有关拖欠政府钱物档案，凡有冤屈的重新处理。
后宋真宗多次下诏要求免除或减免各地赋税，用以赈灾和其他用途。如咸平四年闰月十八日，河北发生饥荒，减免赋役，并发粮食以赈灾。
另外下令减少服徭役的人数，根据咸平四年统计，此次共减少195,802人。恢复死刑复核,释放大批宫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