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在庆历新政中举措 宋仁宗为何能创造宋朝的繁荣
彼岸花开 2016-05-20
宋仁宗
宋仁宗在庆历新政中有什么举措
条陈十事
宋仁宗在召对中，对范仲淹、富弼等特别礼遇，并曾多次催促，要求执政大臣马上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来。庆历三年(1043年)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庆历三年(1043年)，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锐意进取。八月，仁宗罢免副宰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九月，宋仁宗召见范仲淹、富弼，给笔札，责令条奏政事。范、富二人随即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谏官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大都予以采纳，并渐次颁布实施，颁发全国。
1、澄清吏治
①明黜陟 (严明官吏升降)。仁宗时，官员升迁采用“磨勘” 制度，只讲资历年限，不间政绩，导致官吏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对此提出新的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政绩卓著的官员，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并规定京朝官及郡县官吏，有人保举在三年任期届满即与磨勘升迁，否则便要等到满五年之后，方行磨勘。
②抑侥幸 (限制官僚滥进)。宋初以来,，恩荫制度造成官僚滥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任学士以上官职的，在二十年内通过恩荫，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8] 范仲俺对此提出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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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精贡举 (严密科举取士)。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④择长官 (慎选地方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认为官员的升迁要严格依照政绩，建议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奖励能员，罢免不才，并主张由各级长官保荐下属。
⑤均公田 ：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调配给缺乏职田的官员，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2、富国强兵
①厚农桑 (重视农业生产)。范仲淹建议朝廷降颁布诏令，加强农桑立法，命令全国各路转运使及其所管辖的乡县真正重农桑，奖农桑，使农业的好坏作为考察官吏、官吏黜陟的重要内容。
②减徭役。 宋代的赋税与力役基本上沿袭了唐末及五代的制度，宋初虽作了一些调整，但赋税残酷、力役烦苛，赋税、徭役迫使贫苦农民纷纷破产，也激起农民起义反抗。对此，范仲淹主张合并户口稀少的县邑，以减其地人民的傜役;节用、节俭，裁减统治者的奢侈耗费，做到均赋税，宽徭役，减轻人民负担。
③修武备。 (整治军备)。范仲淹主张恢复府兵制，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此项，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3、厉行法治
①重命令 (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针对朝廷过去颁布的法令“烦而无信”的弊病[10] ，范仲淹提出朝廷今后颁行条令事先必须详议，“删去繁冗”，审定成熟后再颁行天下，一旦颁行，必须遵守，不得随意更改，否则要受到惩处。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②推恩信 (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宋代皇帝三年一郊祀，照例大赦天下、免除百姓多年积欠的赋税，但多未彻底施行。 范仲淹要求取信于民，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除此之外，必须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就不会发生阻隔皇恩的现象。
厉行变革
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朝廷任命张温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沈邀为京东转运按察使、施昌言为河东都转运按察使。这样，十条中的第四条(择长官)首先见之于行动。[在选择诸路转运按察使时，范仲淹翻阅班簿，发现不称职的一笔勾去，毫不留情。富弼不无担忧地说：“ 一笔勾下去，就会有一家人痛哭啊。” 范仲淹则回答说：“ 一家哭总好过一个地区的百姓哭。”
十月二十八日，仁宗下诏，施行磨勘新法。新法实行后，明黜陟也就见之于行动。
十一月十九日，朝廷对恩荫制度，作出新规定;二十三日，下任子诏，增加恩荫的年龄限制和恩荫范围，但对但对高、中级官僚的子孙及期亲、尊属仍用旧制，没有任何限制。
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十三日，颁布贡举新法，加强儒家经典在科举中的比重，并允许州县立学，把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
宋仁宗为何能创造宋朝的繁荣时代
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宋仁宗之后，当王安石变法失败，宋神宗赵顼又恢复了祖父宋仁宗赵祯温和的改良做法时，辽国君主急忙召集将领，说：“不许再去边界惹事了，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
直到700年后，自我感觉甚为良好、看谁都比自己差一大截的干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其祖父康熙，另外两个就是唐太宗和宋仁宗了。宋仁宗是历代帝王中屈指可数的明君圣主，他是北宋第四个皇帝，也是大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做了42年。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陈寅恪言所说的“造极”的“赵宋之世”，主要是指宋仁宗统治时期。中国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这六家(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又都活跃在仁宗时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出现于仁宗时代。宋仁宗为何能创史上最繁荣时代?这与他胸怀仁义、宽厚待人的行事风格有关。
苏辙是大文豪苏轼的胞弟，他们哥俩与其父苏洵，在“唐宋八大家”中就占有了三席。嘉佑二年(1057年)。苏辙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在这次晋级进士的考试中，年轻气盛、心忧天下的苏辙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当时的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建议对之严厉制裁。宋仁宗却很淡定地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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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气方刚的苏辙仅仅依据道听途说，便在科举考试中“妄议”朝政，且矛头直指皇帝，即便是在“康干盛世”，也难逃其被灭九族的命运。宋仁宗的宽容心胸，由此可见一斑。宋仁宗对读书人的宽容，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当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干坤”。成都太守一看，吓出一身冷汗，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请朝廷制裁之。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对这个口出不逊、有“煽动造反”之嫌的读书人，即使不按“谋大逆”严惩，起码也得按“危害国家安全”治罪。
谁知宋仁宗对这样的事情，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就事论事地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于是，这个读书人被授予了司户参军的职位。纵观数千年历史，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宽容苏辙的事，或许有人能做到，但宽容四川秀才的事，恐怕只有宋仁宗做到了。这说明宋仁宗很理性，能够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使对“煽动造反”的，也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明辨是非，分清是真要造反，还是发牢骚。然后做出符合事实的判断，做出明智的决定。
当时，朝鲜半岛封建王朝高丽岁岁向北宋进贡。有一次，使者回来报告说高丽的贡物越来越少了，要求出兵教训高丽。宋仁宗说：这只是高丽国王的罪过。现在出兵，国王不一定会被杀，反而要杀死无数百姓。所以最终置之不理，没有去诉诸于武力。宋仁宗不光对人仁慈宽厚，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史书中记录了他大量严于律己的故事。有一次，宋仁宗在散步，时不时的就回头看，随从们都不知道皇帝是为了什么。宋仁宗回宫后，风风火火地对嫔妃说道：“朕渴坏了，快倒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
宋仁宗回答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我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对属下能如此细致入微之体恤，委实不易。宋仁宗一辈子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变法，因为只有变法才能改变积贫积弱的现象，才能富国强兵。可是做了长期准备工作的“庆历变法”很快就失败了，他并没有灰心，在侬智高入侵广南州郡之时，他又突破人事制度，力排众议，破格任用士兵出身的大将狄青为统帅，平定了侬智高之乱。在他去世的两年前，他又重用王安石，任为知制诰，酝酿再来一次规模更大的变法。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知识分子在创造精神财富的时候，特别需要精神上的宽松，仁宗时代是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上特别宽松的时代，所以文学艺术事业都很发达。中国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这六家(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又都活跃在仁宗时代。在仁宗晚期，富弼、韩琦、文彦博、曾公亮相继为相，欧阳修参加政事，包拯为枢密院副使，司马光知谏院，王安石知制诰，真正称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满朝。这样的盛况，历代只有宋代才有，宋代只有仁宗时代才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