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拒吹枕边风 宋仁宗曾创"谒禁"制度
彼岸花开 2016-05-20
宋仁宗是宋代获评价最高的皇帝，一来是他性情宽厚，仁恕爱民，二是他襟怀宽广，能够接受大臣的直言规谏，并在日常生活中自觉进行行为约束，被誉为是有宋第一仁主。
宋仁宗拒吹枕边风
宋人朱弁的《曲洧旧闻》里载有一个宋仁宗拒吹枕头风的故事。某日退朝后，仁宗回到寝宫，脱下帽子直嚷头痒，让内侍赶紧把专门给他梳头的女官叫来。女官在给仁宗梳理头发的时候，看到他怀里有文书，就问是甚么事情。仁宗答说：“最近下雨不止，朝中谏官认为是阴气太盛所致，故上书让宫里裁减嫔妃侍从的人数。”女官听了以后很不屑地说：“那些宰相和御史，家里多的是歌姬舞女，即使普通的官员，只要官职稍一如意，也会增置歌姬舞女的人数，皇上身边不过就几个人，他们就大喊『阴气太盛』，要求裁减，难道只许他们自己逍遥快活？”
见仁宗默然不答，女官又问：“这个建议必须执行吗？”仁宗说：“谏官的建议，哪能不执行？”女官仗着自己平时为仁宗宠爱，认为再怎么裁减也轮不到自己，于是赌气说：“如果一定要执行的话，就请皇上先把奴家给裁掉。”仁宗当即站起身，让掌管嫔妃名册的内侍马上携带名册到后花园来，并下令看门者，即使是皇后前来也不准进入后花园。不一会仁宗就传下命令，让梳头的女官以下共三十人，尽快携带私人物品从内东门出宫，事情办好之后，马上回奏。
当时已是吃饭时间，皇后为了不耽误仁宗吃饭，亲自去督办这件事。直到接到回奏，仁宗才开始吃饭。其间，皇后始终不敢问原因，直到饭后喝茶，皇后才小心翼翼地问：“梳头的女官是皇上平日最为恩幸宠爱的人，为何第一个就把她裁减出宫？”仁宗说：“这人劝我不要接受谏官的建议，怎能把她留在左右？”后来，皇后时常以此事告诫宫中的嫔妃宫女，让她们不要乱说话，更不要干预政事，不然就像梳头的女官那样，为皇上所不容。
不过，宋仁宗也不是天生就有这样的免疫力，而是在吃过亏之后得出的教训。之前最受仁宗宠爱的张贵妃，想让伯父张尧佐做宣徽使，于是在仁宗的耳边大吹枕头风。仁宗不忍拂逆其意，某日上朝遂向百官宣布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结果遭到了谏官包拯的激烈反对。辩驳的时候，包拯站在仁宗的面前滔滔不绝，口水星子都溅到了仁宗的脸上，令仁宗十分狼狈，最后不得不罢议此事。
宋代的国策是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皇权也要受到士大夫的监督和制约。换言之，宋仁宗耳边的枕头风再盛，他也无法仅凭个人意志为所欲为。而这种监督体制，又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皇帝对于自我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这也就是宋仁宗能够拒吹枕头风的原因所在。
宋仁宗曾创"谒禁"制度
清初名臣张英喜欢早睡，“馆中独宿时，漏下二鼓，灭烛就枕。待日出早起，梦境清明，神酣气畅”。漏下二鼓，指晚九点。有人开玩笑说，为什么不找点乐子呢，譬如请同僚小酌几杯啥的。可惜不成啊，当时都察院有禁令：“文武官员，私宅免见。”做官的不许串门子，洗洗睡吧。
私宅免见，在古代就叫“谒禁”或“禁谒”。谒禁，指不许接待来访者;禁谒，指不许随便拜访别人。这个制度据说是宋仁宗晚年首创，目的是为了抑制官场“干进”与请托之风，后来推广至百司衙门，门首竖立一个谒禁的小牌牌，某些司法律政机构如大理寺、台谏等还要加上“不许出谒”的提示。
因为这个制度，时任谏官的司马光与他的老师——退休宰相庞籍，曾比邻而居，却如隔河汉，多年不能谋面。
谒禁制度固然很冷，亦有悖人情社会之传统，但对于堵塞“后门”、根绝“圈子”，预防腐败和山头主义，效果还是明显的。
《青箱杂记》云：“皇祐、嘉祐中，未有谒禁，士人多驰骛请托，而法官尤甚。”官员跑关系跟鸭子赶趟似的，可想而知，法纪废弛到了何种地步!然嘉祐三年推行谒禁后，官风迅疾为之一新，“任事蔑残刻之人，决狱多平允之士”，短短数年而成“嘉祐之治”，仁宗晚年确乎下了决心，当时的政论家陈师锡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甚盛之时，远过汉唐。”
读史常让人揪心之处，莫过于革故鼎新后又回到原点，你看历史上的那些变革，哪一次不是变了废掉，废了又变，变了再废?到末了都是无用功，谒禁制度亦不例外。宋徽宗起用“六贼”之后，谒禁几成摆设，许多官员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蔡京府邸，干吗呢?不奢望见面，而是将“孝敬”放门房，顺便签到留个名儿，万一被太师看到了呢。
谒禁一弛，像刘邦那样假装“贺钱万”，骗走吕家姑娘的事儿，还不过是笑谈;而攸关百官作风问题，就得严肃了。当官员变身“交际族”，背后暗藏了什么不消多说，今天的百姓都知道，无非升学、就业、谋职、升迁、生意、拿项目和诉讼而已。譬如蔡京就尝到了甜头，明码标价卖官鬻爵：“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譬如“六贼”成了朋党，互相勾结，把持朝政，打击异己，搜刮民财，贪污腐败，无恶不作。于是，方腊反了，金兵来了，国家亡了。可见官员的作风问题，实在小觑不得，人心向背，尽在其中;不重视之解决之，霸王别姬，在所难免。
当历史的车轮吱吱呀呀走到晚明，由于嘉靖、万历二帝数十年的怠政，谒禁制度再次被当做了废纸，满朝皆是交际族。
吏部尚书赵南星指出：“今之士人，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为交际，以嘱托为当然，以徇情为盛德，以请教为谦厚。”没了谒禁制度的约束，以至朝野处处帮派，党争频仍。更有甚者，官员们交际成瘾：每天上午，盥栉未毕，“客已到门”，“彼往此来，踵相随属”;到了午时，交际完毕，去衙门上班，“以昏倦之余”料理公事，日日如此。没几年，大明朝也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