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左宗棠为什么不和 左宗棠为什么喜欢骂曾国藩？
山南慕北 2016-05-23
曾国藩左宗棠为什么不和？
曾国藩是文质彬彬的理学家，城府很深，克己复礼的功夫堪称一流；左宗棠是武健书生，有霸才而行王道，率性豪宕，不会作假，也不愿作假，高兴活出自己的天然本色。这两人一寒一热，一卑一亢，一个“以学问自敛抑，议外交常持和节”，一个“锋颖凛凛向敌矣”，两种类型截然相反，甚至有点冰炭不同炉。
左宗棠极受时人推重，潘祖荫甚至在奏折中引用过民谚，“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可见左宗棠在士人心目中的分量不轻。左宗棠三十八岁出山，曾国藩对他有荐起之功，两人渊源不浅。平定江南时，左宗棠率楚军屡建奇功，在军事上襄赞曾国藩，对后者助益极大，曾国藩也对左宗棠屡加褒奖和不断举荐。
有一次，曾国藩巡视各军，发现左宗棠的行军帐幕狭小，就吩咐后勤人员特制两个大帐幕，送给左宗棠，可谓关怀备至。无奈两人的性情太不合辙，曾公阴柔，左公阳刚，处理各类事务的方式自然迥异，曾公喜欢慢工出细活，左公喜欢快刀斩乱麻，因此两人经常锣不对鼓，板不合腔。
曾国藩是理学家，但不乏幽默感，他曾拿左宗棠的姓字调侃，抛出上联：“季子才高，与人意见时相左。”将左宗棠的字（季高）和姓（左）都嵌入其中，寓庄于谐，既切事，又达意，略无雕琢，浑然天成。武健书生左宗棠哪受得了这一“恶补”？他很有点恼羞成怒，决意在气势上凌轹对方，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出下联：“藩臣辅国，问伊经济又何曾？”他也将曾国藩的名（国藩）和姓（曾）分嵌首尾。二语合璧，恰成一副绝对。曾公措词谑而不虐，左公用语负气较真，各有千秋，算是打成了平手。
曾国藩与左宗棠构隙，不在转战江南时，而在攻破江宁（南京）后。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洪秀全之子洪福瑱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江南战事即将结束。可是没过多久，太平军残部窜入湖州，左宗棠侦悉洪福瑱仍为军中在职领袖，于是密疏奏报朝廷。曾国藩听闻这一消息后，怀疑左宗棠别有居心，因此十分恼怒，腾章加以驳斥，说左宗棠夸大其词，有故意邀功请赏之嫌；此时，闽浙总督左宗棠已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又岂肯无辜受责？他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欺君罔上。这样一折腾，事情就闹大了，清廷正在用人之际，也不好出面评判谁是谁非，干脆降谕旨两相调解。
曾、左二巨头公然反目，一些小人乐观其争，好从中渔利，故而调和者少，挑拨者多，俨然形成两大水火不容的敌垒，矛盾越积越深，死结越打越牢。洪福瑱最终被江西巡抚沈葆桢捕杀，那一刀狠狠地切下去，太平军算是完了，曾国藩、左宗棠之间的恩怨却还没完。
曾国藩晚年对人说：“我平生最讲求的就是‘诚信’二字，他居然骂我欺君，我还能不耿耿于怀！”不开心归不开心，不惬意归不惬意，真要说到“公忠体国”这一点上，曾国藩仍然十分看好左宗棠。当年，有人从西北边陲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雷厉风行，卓见成效，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赞叹道：“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肩，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曾国藩说这话，的确有过人的雅量和诚恳，不是故意摆出高姿态。
大学者王闿运于同治十年（1871）游历于江淮之间，其年九月路过清江浦，巧遇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巡视船。久别重逢，宾主相见甚欢，一同看戏七出，其中居然有《王小二过年》。王闿运猜道：“这出戏肯定是中堂点的。”曾国藩问他何以见得。王闿运说：“当初（你）刚起兵时就想唱。”曾国藩闻言大笑。俗话说，“王小二过年，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曾国藩刚树立湘军大纛时，屡遭败绩，困窘不堪，年年难过年年过；如今垂垂老矣，身体和心境逐年颓落。碍于这两层意思，谁还敢在曾国藩面前哪壶不开提哪壶？趁着曾国藩神色欢愉，王闿运建议他与左宗棠捐弃前嫌宿怨，重修旧好，原本只是一场误会嘛，又何苦长期失和？曾国藩笑道：“他如今高踞百尺楼头，我如何攀谈？”其实，曾国藩心气已平，芥蒂全消，可惜他们天各一方，无由相见。
左宗棠为什么喜欢骂曾国藩
帝王之学是佐人成帝王之术，大刀屠龙，权术之中裹胁着霸气，所以左宗棠一出山就让人受不了，幸亏赶上了长毛闹事的年月，军情紧急，人才难得，也因为碰上了脾气特好而且能耐特小的骆秉章，让他得以展露才华。建功立业之后，虽说此公脾气大嘴巴臭，还不断地弄点权术耍耍，成片地得罪人，但老谋深算的西太后和恭亲王奕訢，鉴于督抚专权的现实，出于牵制曾、李等人的考虑，对这个搅屎棍特别地优容，使得他在众人的诋毁声中不断地上升，不仅入相而且进过军机处，要不是要枢诸公受不了左宗棠的大话和唠叨，也许他会成为朝中最有权势的中兴名臣。
然而，西征之后的左宗棠，虽然一直得到朝廷的优待，始终在肥缺要差上转，却再没干什么值得一提的事业，无论在公堂还是私邸，此老唯一热衷的事情，就是骂曾国藩，骂来骂去，就是那么几句车轱辘话，无非是说曾国藩假道学，虚伪，可一张嘴，就是它。
见武官的时候骂，直骂得众将官耳朵出了茧子，非不得已不去见大帅；见文员的时候骂，直骂得下属禀报事情都没有机会；见外客还是骂，寒暄才毕，骂声旋起，一直骂到日落西山，最后随从不得已强行将茶杯塞进他的手里，高叫：送客！才算关上了老人家的话龙头（清朝官场，例行规矩，主人一端茶杯，即为送客之意，仆人马上叫：送客）。期间，客人一句话也插不进去，客人来是干什么的，是否有事，他一概不管。不仅如此，吃饭的时候要骂，人一入座就开始骂，直到所有的菜都上完了，他老人家还言如泉涌，结果是每个人都没吃好。睡觉之前也要骂，骂声成了他自编的催眠曲。每天都在自己的骂声中进入梦乡。
曾左交恶一直是晚清史上的一段公案，孰是孰非当然即使在今天也一时难以公断。不过，两人之争，无非为了公事，彼此间并不存在什么私怨。就当时公论，一般舆论还是倾向于曾者多，偏于左者少。毕竟，在左宗棠事业的关键处，曾国藩都是支持而非拆台的。显然，于公于私，似乎左宗棠都没有必要跟曾国藩纠缠不清，甚至在曾死后还骂个不休。过去史家论及此处，往往归咎于左宗棠气量窄，脾气坏。其实，左宗棠骂曾国藩，虽然不乏嫉妒之意，因为朝野公论，曾在左上，但他自己在内心里也未必会像他嘴上说的那样，认为自己比曾强。晚清另一位大老李鸿章晚年服了气，承认世上真正的大人先生只有他老师（曾国藩）一个。左宗棠相反，不仅没有服气，嘴上还不停的骂，然而这个显然过于反常的“骂人事业”，却暴露了他内心的无比焦虑，他心里明白，曾国藩是一座他无法逾越的高山，但一向心高气傲，目无余子的他，断然不可能像李鸿章那样放出软话，于是，唯一的出路就只有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