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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顶撞张春桥反感江青 坚决抵制四人帮

浅草 2016-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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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贵火了,他站了起来,指着张春桥的鼻子大声吼道: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不让我说话?我反映的都是事实!你还看不看事实?你不让我说话,大不了我回家种地!哼!你想不让我说话,你想排斥我,你现在还没有那个权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样尖锐的话是少有的,闹得张春桥坐在那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十分狼狈。
  原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作为劳动模范被毛泽东、周恩来所赏识。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名,陈永贵当选为九大中央委员、十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他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后,到中央工作,但却与“四人帮”发生了矛盾。
  陈永贵热爱毛泽东,亲近老干部,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但与“四人帮”有本质上的不同
  陈永贵出身贫寒,有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他家才获得解放,分得了土地,政治上也翻身作了主人。因此,陈永贵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热爱毛泽东。战争年代,他积极支前,努力生产。建国后,他成为大寨的党支部书记。与那个时代的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一样,他听毛泽东的话,带领农民跟共产党走。所以,从入党那一天起,他就一直坚信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50年代初,他带领大寨全体农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之后,率领农民,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夺得了丰收,巩固了集体经济。50年代后期,他又带领大寨人走上了人民公社化的道路,大寨成了大寨公社下属的一个大队。
  同时,陈永贵又是一个具有一定政治头脑,有很强组织能力的基层干部。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处处以身作则,在农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因此,他依靠群众,工作成绩很突出。50年代和60年代初,大寨就成了地区、省、全国的先进典型,陈永贵本人也成为全国劳动模范、模范党支部书记。 陈永贵和大寨的突出事迹为毛泽东所了解是在1964年。这一年的3月28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专列停在邯郸火车站,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到邯郸火车站毛泽东专列上汇报工作。在汇报中,陶鲁笳提到了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他问陶鲁笳: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用笔在纸上写下了陈永贵三个字,然后告诉毛泽东,陈永贵不大识字,但讲话很讲辩证法。毛泽东听后更感兴趣了,他告诉陶鲁笳,一定要把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材料送给他。之后,毛泽东又打电话给周恩来,要他了解大寨和陈永贵的情况。周恩来通过山西省委了解到大寨的实际情况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也看了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材料,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典型。从那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对大寨的经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陈永贵十分赏识。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71岁生日的时候,在他自费宴请的客人中,就有陈永贵。陈永贵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人民大会堂时,毛泽东热情地拉着他的手,问了他身体、家庭等许多方面问题,使陈永贵深受感动。席间,毛泽东还特意让陈永贵坐在自己身边。此后,经毛泽东提议,陈永贵以一个农民的身份,逐步走上了领导岗位。那时,陈永贵经过自己刻苦学习,也基本能看懂文件了,能读《毛泽东选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提议,陈永贵当上了晋中地区领导人,不久又晋升为山西省的领导人。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经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提名,陈永贵当选为中央委员。党的十大时,又是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名,陈永贵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在“文革”中,陈永贵出于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的朴素感情,对毛泽东采取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积极拥护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在宣传大寨经验上,也带有浓厚的“左”的色彩。但是,他与“四人帮”有本质的不同。
  陈永贵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对共产党的朴素感情,拥护“文革”的,而“四人帮”则是有政治野心的人物,他们想利用“文革”往上爬,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四人帮”看不起陈永贵,却想利用陈永贵,对此,陈永贵不买账
  陈永贵到中央工作后,“四人帮”从心里瞧不起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从来不与陈永贵打招呼,不同他握手。张春桥多次阴阳怪气地讽刺陈永贵。陈永贵讲话,江青不是插话,就是挑毛病。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从来就不提陈永贵,不讲大寨人的艰苦奋斗精神。对于这些,陈永贵心知肚明。他对“四人帮”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四人帮”中的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他见面也不打招呼。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陈永贵见到江青时,有时点点头,但也不和她多说话。陈永贵当上国务院副总理后,江青出于对国务院人事安排的不满,把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挨个点名骂了一遍,其中也骂了陈永贵,说他是个老农民,没有文化,政治水平更低。江青骂人大和国务院领导成员的事情传到毛泽东耳朵里后,毛泽东生气地说:她看上的人没有几个。我死后,看她怎么办。
  “九一三事件”后,“四人帮”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想利用大寨的名气,在那里搞一个批林批孔的“点”。对此,陈永贵不买账。他坚持大寨搞政治运动,搞生产,都要自己搞,不要别人插手,不当“点”。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陈永贵也坚持大寨自己搞运动,不让别人插手。而且,他还坚持,搞运动,不要误生产。在政治运动频繁的时候,大寨仍然抓生产,并且连年取得了丰收。看到大寨取得丰收,江青等人又想把大寨连年丰收说成是批林批孔的成果。对这一点,陈永贵也不买账。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姚文元说:批林批孔促进了生产,大寨算一个典型。陈永贵立即接过话来说:不对,没有批林批孔,大寨也连年增产。陈永贵的话,给了姚文元一个软钉子,使姚文元很尴尬。由于陈永贵的抵制,在“文革”中,“四人帮”始终没有机会把大寨当作他们抓的一个“点”。
  “四人帮”见陈永贵不买他们的账,便抛开大寨,于1974年7月另搞了一个小靳庄,与大寨“争春”。但是,陈永贵并不理睬,也不学小靳庄,而是自己照样干自己的。那时,陈永贵多次在山西省的干部和大寨的干部面前说:小靳庄不搞生产,光是靠唱歌唱样板戏,能打出粮食来吗?他特意嘱咐大寨的干部,有人问小靳庄的经验好不好,大寨人学不学,你们就说,离得远,对那里的情况不了解,谁知道他们在搞些什么。对小靳庄的经验,不表态。那时,全国许多地方都学小靳庄,大寨就是不学。
  有两次,周恩来发表讲话时,陈永贵都站起来,双手举过头顶,使劲地鼓掌,这引起了张春桥的不满
  周恩来生病住院期间,一方面同“四人帮”斗争,一方面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四届人大顺利召开。开会前,陈永贵就打听周总理出席不出席会议,作不作报告。他也当面问过周恩来。当他听周恩来说,自己要出席,要作报告时,心里十分高兴。每次山西省来干部,大寨来干部,他第一句话就是先告诉他们,周总理的身体好多了,要在四届人大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呢。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抱病出席国庆25周年招待会。陈永贵也出席了这次会议。那天,周恩来虽然重病在身,但精神很好,他以锐利的目光扫视了全场一周后,开始发表讲话。陈永贵见周恩来声音洪亮,精神很好,心里十分高兴,乐得合不上嘴。周恩来每讲一段话,陈永贵都热烈鼓掌。当周恩来结束讲话后,大家热烈鼓掌,坐在前边的陈永贵与众不同,一个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把两只手举过头顶,使劲地鼓掌,以此来表达他对总理的敬仰之情。坐在旁边的张春桥冷冷地看了陈永贵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这一声被陈永贵听见了,陈永贵也冷冷地扫了张春桥一眼,不理睬张春桥,只顾自己高举双手鼓掌,直到周恩来走下讲台。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开幕,周恩来带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的末尾,周恩来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宣布:中国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坐在主席台上的陈永贵听到这里,又一次站立起来,双手举过头顶,使劲地鼓掌,旁边的张春桥见陈永贵这个样子,阴森的目光从眼镜后面透过来,狠狠地盯了陈永贵一眼,又一次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这一次,陈永贵也听到了,但他仍然不睬张春桥,只顾高举双手使劲地鼓掌。 当时,张春桥是副总理,陈永贵也是副总理,但陈永贵排在张春桥之后,在副总理里面名列第七,张春桥又是政治局常委,应该说比陈永贵地位高。从两次见到陈永贵把双手举过头顶为周恩来鼓掌后,张春桥便认定陈永贵是紧跟周恩来的,与他们不是一路。但陈永贵不怕这些,他从不去讨好身为政治局常委的张春桥。
  陈永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顶了张春桥,老干部们对陈永贵的行为十分赞赏
  张春桥对陈永贵早有成见。“两次起立鼓掌”事件后,他对陈永贵的成见更深了。此后,国务院开总理办公会时,张春桥动不动就阴阳怪气地讽刺陈永贵几句。陈永贵对张春桥那种作派也看不惯,但为了顾全大局,一般的事也就算了,但涉及人事安排之类的重大问题,该顶的还是要顶。
  一次,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人事安排问题,张春桥提名安排一个人到思想理论界当领导干部。当政治局委员们谈意见时,其他人都不发言,陈永贵却讲了话。他说,这个人我知道一点,他在下边尽搞小动作,我不同意。陈永贵还举出了一些例子。这样就使张春桥十分尴尬。陈永贵一发言,大家都倾向于陈永贵的意见。张春桥一看安排不成这个人了,就很恼怒,但又不便发作,便阴阳怪气地拿陈永贵两次起立为周恩来鼓掌的事讽刺说:有些人说别人搞小动作,他搞的那个动作比别人大得多,说话也让别人看出来,做事也让别人看出来,拍手也让人看出来。张春桥这是讽刺陈永贵爱出风头,为周恩来讲话站起来鼓掌,动作大。他虽然没有点名,但陈永贵在政治上并不含糊,立即就火了,他瞪着眼,黑着脸问张春桥:你把话说清楚,你这是说谁?张春桥不理陈永贵,仍然阴阳怪气地讽刺陈永贵。陈永贵更火了,他站了起来,指着张春桥的鼻子大声吼道: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不让我说话?我反映的都是事实!你还看不看事实?你不让我说话,大不了我回家种地!哼!你想不让我说话,你想排斥我,你现在还没有那个权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样尖锐的话是少有的,闹得张春桥坐在那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十分狼狈。政治局其他成员中,除了“四人帮”一伙外,都感到高兴,大家都乐于看张春桥出丑,谁也不出面打圆场,坐在那里看张春桥下不了台,邓小平也坐在那里不吭声,主持会议的王洪文也怔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会议不欢而散。散会后,陈永贵气呼呼地站起身,瞪了张春桥一眼,“哼”了一声,理也不理张春桥,大步往外就走。这时,有几个政治局委员跟上来,向他竖大姆指,夸他敢顶张春桥,敢捅马蜂窝,痛快。陈永贵回到住处时,又有几个政治局委员打来电话,称赞陈永贵敢顶张春桥,有勇气。
  江青到大寨搞一系列“表演”,受到陈永贵的抵制
  在邓小平的提议下,经毛泽东、周恩来同意,1975年9月,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大寨召开。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华国锋、陈锡联、陈永贵、姚文元、吴桂贤等都先后来到了大寨。已是政治局委员的江青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江青此次到大寨来,另有目的。她是想利用这次会议,宣传评《水浒》。此前不久,毛泽东在读《水浒》时,发表了一些谈话,“四人帮”想借机在全国搞一场评《水浒》运动,以此来整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干部。因此,江青一到大寨就对郭凤莲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到大寨来吗?我是要把大寨搞成一个点,要同修正主义斗争,我要大寨人也评《水浒》,同修正主义斗争。郭凤莲一听,心都要跳起来了,她听不懂江青的话,没有表态。第二天,江青又去找陈永贵讲大寨人要评《水浒》的事,陈永贵很客气地对她说:我们农民不懂得《水浒》,只知道种地。江青说:那样的话,你们召开一个全体干部和社员大会,我直接和他们讲。没有办法,陈永贵只好让郭凤莲在9月12日召开大寨干部和社员大会。江青在会上发表讲话时,先说道:我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毛主席身体非常好,比我好,记忆力强,吃饭好,心脏好。在一旁听着的陈永贵从心里对江青的这个话反感,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已经重病在身,江青这不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吗?同时他心里也明白,江青这是借毛泽东的威望来树自己。因此,陈永贵对江青的讲话颇不耐烦。江青见陈永贵不耐烦了,便转移了话题,大讲起评《水浒》来。她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是投降。现在,我们党内就有人要架空毛主席,搞投降主义,向修正主义投降。你们要同修正主义斗争。现在我们党已经有了十次路线斗争,以后还会不会有第十一次、第十二次路线斗争?肯定会有的。评《水浒》不只是文艺上的事,还是政治上的大事,有现实意义。我们党内现在就有投降派,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就有人提出要删掉。陈永贵听到这里,又一次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他告诉江青:社员们该上工了,时间不多了。江青还要接着讲,陈永贵趁江青说话停顿时,马上宣布:散会。对此,江青心里很不高兴,但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江青到大寨还带了不少文冠果种子,要大寨种。陈永贵说:我们这里的土地种不了文冠果,给了江青一个软钉子。江青又给大寨带去了电影片子。这些电影片子,都是她主持搞出来的影射、攻击老干部的。陈永贵清楚江青的用意,让大寨人看一遍就封存起来。江青一到大寨,就要这里看,那里看。陈永贵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陪江青到处看,也不情愿地和江青一起照了相,但他始终沉着脸,很不高兴的样子。江青的许多“表演节目”,由于陈永贵的消极抵制而冷场,有时闹得十分尴尬。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发表讲话时,江青多次插话,干扰邓小平的讲话。对此,陈永贵很看不惯,他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表示了对邓小平讲话的支持,他要求全国农业战线要贯彻执行邓副主席的讲话精神。江青看到陈永贵倾向于邓小平,心里有气,但陈永贵是毛泽东赞赏的人,江青也拿他没有办法。会后,江青要求全国放她的讲话录音,受到了华国锋的抵制。江青又想让大寨社员听她的讲话录音,陈永贵表示:中央没有同意,我们也不好放。
  粉碎“四人帮”时,陈永贵热烈拥护中央决策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代表全党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和叶剑英让汪东兴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9号楼开紧急会议。陈永贵也接到了通知,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按照通知规定的时间,乘车赶到了玉泉山。
  10月6日深夜,玉泉山9号楼的院子里、各个房间里的电灯全部亮着,整个玉泉山9号灯火通明。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微笑着环顾四周,见人都到齐了,就宣布开会。华国锋收住了笑容,神情严肃地宣布:“同志们,今晚把大家请到这里来,是要向大家通报一件重要的事情。”接着,华国锋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他当着张春桥、王洪文宣读过的中央决定,对大家念了一遍,然后说:中央已经采取了断然措施,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华国锋说到这里,会场上一片宁静。
  陈永贵听到这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接着,叶剑英接过华国锋的话头边打手势边说:“把他们统统抓起来了。”叶剑英的话音刚落,陈永贵几乎和李先念同时站起身来,带头鼓掌。陈永贵那双长满老茧的大手,拍得分外响亮。政治局委员们也都纷纷站起身来,热烈鼓掌,掌声持续有一分多钟。
  掌声停下后,华国锋接着讲道:“我们粉碎‘四人帮’,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对江青一直是有批评、有约束、有限制的。毛主席同‘四人帮’的斗争,有很重要的两招棋:第一招棋,是七四年、七五年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在京全体政治局同志的面,提出了江青有野心和‘四人帮’的问题,批评他们忘掉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谴责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毛主席在生前还有一招棋,就是组织安排。周总理病重以后,‘四人帮’以为,按照原来的次序,政治局应该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应该由张春桥主持。但是,毛主席就是不给他们。邓小平被推下台后,毛主席经过反复考虑,选定了我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主席的这两招棋,非常英明,为我们这次解决‘四人帮’问题奠定了基础。”
  接着,叶剑英在讲话中揭发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叶剑英讲完话后,汪东兴向与会同志汇报“四人帮”的政变阴谋和华国锋、叶剑英做出粉碎“四人帮”的决策和实施的过程。讲话末尾,汪东兴说了一句话:如果“四人帮”政变成功,在座的都得上断头台。汪东兴讲到这里时,陈永贵补充了一句话:对,他们上台,我们都得完蛋。
  汪东兴讲完话后,叶剑英提出了一个简短的动议: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之后,李先念讲话。李先念讲完后,陈永贵站起来发言。他表示坚决拥护华总理代表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他当场揭发批判了“四人帮”乱党乱军、特别是在农业战线上的捣乱和破坏行径,表示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10月7日,心情格外高兴的陈永贵立即给山西省领导人打电话,通报了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因此,山西省是比较早地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的省份之一,也是开展批判“四人帮”比较早的省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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