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事件的内幕 叶剑英也积极倒罗？
彼岸花开 2016-09-19
罗瑞卿
第一、军队山头主义的影响。
中共军队的组成有其历史的渊源，其中尤以林彪、贺龙、徐向前为代表的第一、第二和第四方面军为主要“山头”。邱会作说：“红军中三个大‘山头’是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党在大革命时期培养积蓄的军事人才多在一方面军，有很多能人；次之是二方面军；四方面军干部数量多，来源多为农民。在党领导的革命各个时期，担任军事要职的人基本上是按一、二、四方面军排序。经过发展和演变，这三个山头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是林彪、贺龙、徐向前了。从历史功绩、威望、能力来看，林彪、贺龙居前，徐向前因张国焘牵连，受了很大影响。”“解放后，军内有政治力量的大山头就剩下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其代表人物林彪、贺龙地位很高。红四方面军‘山头’很松散，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在1936年的西征中几乎全军覆灭，再加上张国焘到延安后叛变的影响，他们再也形不成有政治力量的高级干部群体了。因此，以后军队里能够和林彪相提并论的只有贺龙。”1959年彭德怀下台后，林彪、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直接体现了军内两大派系共掌军权的格局。然而，日后的矛盾也由此而生。
第二、林彪患病，军内产生的变局。
1962年秋天，林彪患病严重，不得不脱离工作休养。毛泽东遂指定贺龙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对贺龙说“军队的工作，今后靠你了！”然而，毛泽东这句不经意的话却引出日后发生的矛盾。邱会作说：“但罗瑞卿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想得多，作得也多，个人决断、自作主张也多了。我在军委办公会上经常听到罗瑞卿说：“林总身体不好，我们不能去干扰林总，去看望也是增加病人的负担。罗瑞卿要求大家多向他请示工作，不能越过他去和林彪联系。”“人们对林彪的病情悲观，认为他再回来工作的可能很小。贺龙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他和林彪不苟言笑，过于严肃相比，善于和下级搞好关系，好多人聚拢在他那里。贺龙年纪大，有许多老年病，主持军委的时间有限，但他对接班的人推荐的分量就重了。罗瑞卿和贺龙的关系迅速热了起来。”
林彪有病，难以主持军委工作，军队内部原有的格局产生了微妙变化。罗瑞卿等人言行上难免有所流露。邱会作说：“罗瑞卿以往讲话，总是习惯带上一句，说林总如何如何指示。贺龙主持军委工作以后，罗就爱讲林彪的病了，讲话经常带上如何关心林彪的身体，而且很生动。罗瑞卿把林彪的病情说得很重，要求大家不要打扰林彪，要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把好关。向林彪送文件、去汇报，要经过罗，对不经他同意就到林彪那儿去的人说成是‘干扰’，给予批评。”罗瑞卿甚至将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找来在会上介绍林彪的病情。邱会作说“贺龙、罗瑞卿在军队主政要有组织措施，但无论是收拢或是动林的人都不方便，如果在这上做手脚，可能会适得其反，引起麻烦。而林彪的身体已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是可以说得出口的理由。”由此，军内两派人马的互动和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
第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作用。
历史上刘亚楼与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极为紧密。1959年林彪取代彭德怀接任国防部长，罗瑞卿和刘亚楼都是积极拥护者。林彪患病后，刘亚楼曾出面对林彪建议，要林安心养病，罗瑞卿为林彪管事。林彪今后超脱些，在中央以副主席的身份协助毛主席管军队，然后过渡到罗瑞卿主持军委工作。但受到林彪的批评。林彪说“这样重大的人事问题只有毛主席才有权决定，你们这样不妥。你刘亚楼是聪明人，要知道深浅。”在林罗关系微妙之际，而刘亚楼又加在其中处境尴尬时，林彪针对空军击落美国U2高空侦察机一事，在1963年春提出“全军向空军学习”，表示了对刘亚楼的信任。然而，罗瑞卿对此却不很积极。后来刘亚楼开始远离贺龙与罗瑞卿的活动，罗刘之间的关系也渐行渐远。邱会作说：“刘亚楼1964年患了肝癌，在他生病之时，林彪对他非常关心，刘亚楼在病危时说出了心里话，说他对罗瑞卿没有看清，和罗曾搞到一起了一段时间。从他认识林总以来，就这一次对不起林总，有些事他会有个交待。”日后叶群在倒罗会议上的发言所提及的“四条”也就是由此而来。邱说：“毛主席知道了，说刘亚楼动身之前（死），把问题说清了，是一个好人。这样他到马克思那里就有共同语言了。”
第四、军中倒罗力量的兴起。
军中一些老帅对罗瑞卿不满由来已久，尤以叶剑英、聂荣臻为甚。邱会作说：“1965年６月间的一天，军委常委在京西宾馆开会，我到的早了，一进门看见叶剑英和聂荣臻在空荡的会议室里贴近坐着在说话，我正要退出，聂帅招手叫我坐在旁边听听，他们继续在谈着，叶剑英说：“……现在他是利令智昏了，他人长、脚长，手也伸得长了！”聂荣臻说：“坏事就坏在他手长上！’我知道是在说谁，罗瑞卿个子高，毛主席叫他‘罗长子’。没多久外面有动静，他们收住了谈话，叶对我叮嘱：“我们谈的事，你听得懂，将来我们还会对你说更多的问题。”我知道聂荣臻、叶剑英对罗瑞卿很有意见。但他们毫不掩饰地对我说出来，这是第一次。
“1965年8月间，叶剑英叫我到他家里，说：“我才从大连林总那儿回来，我们谈了很多罗长子的问题。”叶剑英看到我感到惊讶，就详细谈开了，说林彪和他都认为，罗瑞卿的官大了、权大了，人变了。当初还注意自己参谋长的身份，可现在专横霸道，独揽大权，俨然已是军队统帅了。叶剑英对罗瑞卿心目中没有他很气愤，说罗很会装自己的腰包。我（叶）管军事训练，在南京发现和总结了郭兴福训练法，罗没在意，后来毛主席作了很好的批示，罗长子就打我的主意。他在全军大搞了一场开展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在南京召开现场会议，兴师动众抢功，后来又发展成大比武。
叶剑英说：“罗瑞卿利用贺龙搞小圈子，把杨成武、李天佑、邱会作、吴法宪等人放到圈子外。林总去大连休养之前，同罗瑞卿谈过一次，要他注意两点：一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位的；二是要多团结一些人。罗瑞卿对林总的话不以为然。我已经和聂总、刘帅他们谈过对罗瑞卿的看法，我们有共同的认识：罗急于想上台，把‘宝’压在林总身体不好上想早上台；搞自己的‘圈子’，胡子（贺龙）历来喜欢搞山头，罗就帮助他挖林总的老部下。主席叫林总管军队，林总的身体不好，让他们代管一下，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这实际上是叶剑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打招呼，开始采取倒罗的步骤。叶剑英称，这是毛泽东的交代，“打招呼的有杨成武我们几个和各大军区的陈锡联、杨得志、许世友、黄永胜、韩先楚等。叶帅说人还要扩大，让大家不要陷到贺、罗的圈子里去。”
第五、批罗不许批贺。
无论是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还是1966年3月的北京会议，军内对罗瑞卿的批判都没有涉及贺龙。邱会作说：“会议表面上是一致批判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而事实上还有林彪、贺龙两派军内势力的较劲。经过批判罗瑞卿，林彪这边力量加强了，贺龙那边有影响的人物不少，但政治力量就弱了。贺龙在元帅中很孤立，他和罗瑞卿的关系，是他得罪了其他元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本次会议再深入，就会遇到贺龙和罗瑞卿的关系问题。不少人想要揭露出来。主持会议的叶剑英说，林彪定下了‘死规矩’，不许涉及贺龙。”由此可以看出，军内两大派系的较劲当中，林彪还是十分注意分寸的。在这一斗争中，由于林彪的“死规定”，贺龙没有受到牵连。实际上是林彪保护贺龙过了关。
第六、叶剑英在批罗中的作用。
在军中倒罗事件中，叶剑英自始至终都亲身参与，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恰恰是国内党史学界隐匿不谈的。大陆官方公开出版的《叶剑英传》、《叶剑英年谱》以及有关叶剑英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完全付诸阙如。叶剑英不仅很早就是倒罗的积极人物，传达、布置毛泽东的意旨，向军中诸将打招呼，而且还是上海批罗会议的积极参与者，北京批罗会议的组织者。上海会议时，叶剑英就对看望他的军内将领说：“你们受压当然不好受。但你们到底还有工作做嘛，罗长子对你们要客气一点，否则对工作不利。可是他对我这个‘光杆’就不客气了，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现在要搬开尊神，解放元帅！”北京会议上，叶剑英作了长篇总结发言，叶说：同志们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有揭发，有批判，有建议。差不多全部发言，都肯定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最主要的是篡军反党。行百里者半九十。晚节末路之难也如此。罗瑞卿同志的晚节不能保全，对我们是个极大的教训……人要是有了私心，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没有公心，还会发展为野心，罗瑞卿这样的人也不例外。罗是利令智昏，错误地估计形势而垮台的。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叶剑英改辛弃疾词曰：将军一跳身名裂。可见，叶剑英当时的心情和态度。1966年4月，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联名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罗列了罗瑞卿的主要“罪行”：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该报告在5月16日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国。1966年5月，叶剑英接任了罗瑞卿军委秘书长一职，成为军中的实权人物。这不能不说是叶剑英积极倒罗所得到的政治上的酬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