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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的夫人是谁 任弼时与夫人指腹为婚相伴一生

山南慕北 2016-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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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夫妇
  任弼时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曾任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位。那么在生活中,任弼时的夫人是谁?他与夫人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任弼时的夫人是谁
  任弼时夫人为陈琮英。
  陈琮英(1902年1月—2003年5月31日),湖南长沙人。中国工农红军女战士、原中国共产党七大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夫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历任任弼时同志处机要秘书、中央机要局机要处处长。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离职休养。 2003年5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任弼时与夫人指腹为婚相伴一生
  1896年,陈琮英的姑姑嫁给了任弼时的父亲任振声,却不幸在第二年病故。任振声非常悲痛。虽然他俩结婚仅一年多,尚不曾有儿女,但是两人感情却很好,于是两家为代代交好,相约下一代再续姻亲。
  1901年农历腊月初七,陈琮英生于长沙。不足2岁,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她只得随兄嫂生活。因为和弼时家的这种关系,儿时常小住弼时家中,来来往往,两小无猜。12岁那一年,陈琮英到长沙一家织袜作坊当童工。1915年夏,任弼时来长沙求学,琮英虽收入微薄,还常常接济弼时些许零花钱。1920年,弼时要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准备赴苏留学。这一年琮英已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明知弼时此行难料归期,却无言地支持了他的抉择。
  1924年8月,结束了莫斯科近4年的读书生活,弼时回到上海。他多么想回湖南老家探望父母和琮英啊!然而革命工作使他无法脱身,就连后来,父亲病故他都没能抽暇回籍奔丧!探望琮英更成为不可能。1926年2月,五卅运动高潮已过,终于有回乡一转的可能了。经组织批准任弼时准备回家探视母亲并接琮英到上海完婚。动身那天却又接通知:马上赴北京开会。3月11日,任弼时自北京出席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后回到上海。没料到,琮英已先他而至——组织上安排王一飞把她从长沙接来。
  4月,任弼时与陈琮英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从此,陈琮英伴随在弼时左右踏上革命的道路,义无反顾。这一年,陈琮英24岁。
  营救丈夫,痛失爱女。1928年,任弼时夫妇有了第一个女儿,取名“苏明”。初为人父的弼时特别高兴,只要有空,就要抱她、亲她、逗她。每每至此,琮英在一旁是最开心的,多么怡然的天伦情啊!然而,弼时的不幸被捕,一下子将眼前的一幕撕得粉碎!
  这年秋,任弼时奉命去安徽巡视,不幸在南陵被捕。任弼时没有暴露身份,只说他是长沙伟伦纸庄收账的。伟伦纸庄的老板是陈琮英家亲戚。党中央立即组织营救,但是,出面还需陈琮英。于是陈琮英马上从上海赶往长沙坐镇伟伦纸庄,以备敌人来对质。琮英心急如焚,为了抢时间,情急中不顾一切地抱着襁褓中的女儿,爬上一辆拉煤的大货车。深秋寒夜,寒风抽打着蜷缩在敞篷货车上的琮英和女儿,尽管琮英紧紧地抱着女儿,但终因孩子太小,不堪风寒引发肺炎。
  弼时得救了,但是,他们珍爱的第一个孩子却永远地离开了他们。打击接踵而至。1929年11月7日,白色恐怖甚嚣尘上的上海,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任弼时,在去公共租界参加江苏省团委扩大会时,再次被捕。这时弼时化名彭德生,自称由江西来沪谋职,因投亲地址不详,被误捕。敌人抓不到证据,气急败坏,残酷地施以电刑。任弼时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一个月后,在党的全力营救下,弼时获释。琮英抚摸着丈夫背上未愈的电伤,默默地抹去涌出的泪水。
  1931年,中央派任弼时到中央苏区工作。由于琮英临产,无法随行,弼时只得只身前往,留下琮英在上海待产。弼时安慰琮英说:“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远志’吧,希望他有远大的志向!”当任弼时离开上海7天,琮英就生下女儿“任远志”。4月下旬,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握有大量中央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叛变。情况危急,党中央马上安排中共中央机关神秘转移。陈琮英怀抱女儿被安排在一家新开的小旅馆住下。但没过多久,又有一个叛徒出卖了革命,敌人抓走了陈琮英和她不满百日的女儿。琮英毫不畏惧,装作农妇,一问三不知。她知道党组织一定在紧张地设法营救。最终,由“互济会”出面营救,琮英抱着女儿安全出狱。这时,党中央安排她去苏区,为了一路方便,陈琮英毅然将女儿送回老家,只身赴苏区。在江西瑞金苏区,陈琮英的革命生涯经历了一次突变——1932年由邓颖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在中央机要科工作。
  西征掉队,草地生女。1933年5月,任弼时被委为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琮英随同前往,在湘赣省委机要科工作。1934年8月,任弼时等率军开始突围西征。这时,陈琮英刚生下男孩“湘赣”不足半年,为了追随丈夫革命,她不得不把独生子留在老乡家抚养。从此,琮英再也没有见到儿子“湘赣”。直至今日,“湘赣”和许许多多当年红军撤离时留下的子女一样,音信杳然。
  在艰难的西征途中,任弼时患了疟疾,身体极为虚弱,只好躺在担架上指挥。后来,由于山势陡峭,山路狭窄,不但担架无法使用,就连骡马也常失蹄坠落。弼时只好由警卫员搀扶艰难移行,队伍也零零落落。负责机要工作的琮英背着密码箱不离弼时左右。由于饥饿、疲劳,渐渐地瘦小的陈琮英掉队了。好在,当她倚在一棵大树下喘息时,被负责宣传和收容的陈罗英发现了,连背带拖地带她赶上军团部的行列。弼时这才知道陈琮英掉队了。他高兴而诙谐地感谢陈罗英:“哎呀,真要感谢你啊。我丢得老婆,可丢不起军团的密电码啊!”
  1936年任弼时任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随同朱德一起北上,过长征中闻名的“草地”。这时,对琮英来说,更比其他人不知艰难多少倍——她要临产了。一天,部队刚刚趟过一条齐腰深的河,琮英的二女儿便来到了人间。她与弼时欣喜至极。5年前,送回老家的大女儿远志少有信息;留在湘赣的儿子生死未卜;惟有这个女儿在眼前。回首征战孕育,遥想未来,他们给女儿起了一个极富意义的名字:“任远征”。
  悲痛欲绝,泣送弼时。1938年春,奉中央指派,任弼时赴苏联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并偕妻子前往。这时的琮英已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女战士。在莫斯科,任弼时活跃在共产国际的舞台上,紧张、繁忙。琮英边在党校学习,边照料弼时的生活,抚育1938年12月在莫斯科出生的小女儿“任远芳”。1940年2月,任弼时结束了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启程回国。为了革命,他们把女儿留在苏联,回到了延安。1947年3月,解放战争开始,弼时协助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琮英带着小儿子转移到晋西北解放区。
  1947年11月,琮英心悬不下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由于紧张艰苦的转战过于劳累,任弼时病倒了。琮英带着小儿子匆匆赶来。从此,她为丈夫的健康而悬起的心再也没有放下。
  1949年4月,任弼时在作报告时,再次犯病。数月后,弼时赴苏求医,此行琮英没有陪同,留在国内照顾孩子们。1950年弼时病情稳定,他带着10年前留在苏联的女儿一起回国了。然而,健康并未给弼时以更多岁月,5个月后,弼时被突发“脑溢血”夺去了生命。琮英心痛欲裂,泣不成声!
  然而,琮英毕竟是在弼时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她坚强地挺住了沉重的打击,满怀着对弼时深沉和真挚的情感,独自支撑着有4个孩子的家,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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