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逼华国锋下台？华国锋辞职陈云为什么责问胡耀邦？
山南慕北 腾讯网 红潮网 2016-09-21
陈云华国锋
陈云逼华国锋下台？
华国锋“淡出”政治舞台
“淡出”是一种电影术语，又叫“渐隐”，指的是画面逐渐由清晰到模糊、到消失。
华国锋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经历了从显要到逐步降职的“淡出”的过程……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虽然中国的实际领袖已经由华国锋转为邓小平，但是华国锋在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国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仍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之后，不知内情的人，只是从《公报》第五段中关于华国锋提议“少宣传个人”那一段话中，隐隐约约感到华国锋的“英明领袖”地位发生了一点麻烦。不过，这只是“隐隐约约”而已。
虽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了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决定对中共高层领导“只增不减”、“只进不出”的原则。但是，该“减”该“出”的，毕竟还是要“减”要“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最初的人事大变动发生在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全会批准了汪东兴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的请求。这样，也就“减”去了汪东兴。
全会还批准了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要求，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全会决定增选两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胡耀邦和赵紫阳。
全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的人事变动，意味着华国锋虽然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但是这个主席已经成为“空头主席”了。
1980年5月6日至9日，华国锋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南斯拉夫参加铁托总统葬礼活动。
接着，华国锋从南斯拉夫前往罗马尼亚，应邀到罗马尼亚进行短暂访问。
1980年5月17日，华国锋主持刘少奇追悼大会。
1980年7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文章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要消除“神化个人”的现象，而且要处理好领导班子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不言而喻，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是针对华国锋的。
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在发出的《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指示》中说：当前在执行三中全会制定的要“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一指示，同样暗含对华国锋的批评。
赵紫阳除了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外，尚未安排其他职务。但是，不久之后，便显露了对赵紫阳的重要安排。
那是在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这样，华国锋失去了他在“政”方面的最高职务。
赵紫阳接替华国锋，成为中国国务院第三任总理。
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是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行党政分工的决定。
1980年9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民主的大会改革的大会》指出：
这次会议的革新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对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改革上。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把党的工作和政府工作切实地明确地分开，各级党委第一把手已不兼任政府职务。
正因为这样，不光是华国锋辞去了国务院总理，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也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
应当说，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属正常人事变动。
政治局召开9次会议解决华国锋问题
198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准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迷信。
1980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转发华国锋同志的信的通知》。华国锋提出，今后在公共场所不再悬挂华国锋同志的像和题词。
于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公共场合并排悬挂毛泽东和华国锋画像的现象不复存在。华国锋的画像纷纷被取下。华国锋语录以及题词也被纷纷取下。至今，唯一被保留下来的华国锋题词，那就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六个镌刻在大理石上的金字。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的职务的最大变迁是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在此之前，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全会总是由华国锋主持。
然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公报上，却是这么写着：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同志主持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了会议”这样的提法，是中共中央历届全会公报或新闻公报上所没有过的。这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排名顺序，也是从未有过的，胡耀邦排名第一，而本来排名第一的华国锋变成了倒数第一！
发生如此显著变化的原因，公报中是这么写的：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
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也就是说，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军委主席。
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之后，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华国锋职务的重大变化，虽然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作出决定，其实早在半年多以前——1980年11月10日、11日、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29日和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会议，专门讨论华国锋问题。除刘伯承、聂荣臻二人因病未参加（聂荣臻来信同意会议内容）和陈永贵、赛福鼎二人未通知到会外，实到政治局委员21人，候补委员1人。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共计出席者29人。
召开这9次会议的原因，是自从1980年8月中下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不少人向中央提出，华国锋不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9次会议，对此进行讨论，并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
11月11日下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陈云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点，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
第二点，“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第三点，“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十二大谁作报告决定下来，哪个当主席哪个作报告。”
胡耀邦和叶剑英的发言
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他在肯定华国锋成绩的同时，也对华国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胡耀邦说：华国锋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老同志了。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40多年来，华国锋同志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的确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
在谈到华国锋同党、同人民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的时候，胡耀邦列举了华国锋的5条表现，批评了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错误采取的态度。胡耀邦指出：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期，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会是真心话。这里边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
胡耀邦还指出，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还有人在会上对华国锋说：“你在过去四年工作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他还指出：“国锋同志对军委工作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
叶剑英在发言中做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
叶剑英回忆了毛泽东临终时欲言未语的难忘情景，说道：
“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毛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针对华国锋过多的辩解，不肯承认错误，不敢承担责任，叶剑英说：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现在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
华国锋辞职陈云为什么责问胡耀邦？
《理论动态》有两篇文章，引起不小的风波，而且后果严重，影响深远。
这两篇文章是：
《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写作者：孙长江，《理论动态》第282期，1981年6月10日。
《跳出圈子想问题》，写作者：王聚武，《理论动态》第296期，1981年8月20日。
关于此事，吴江在《十年的路》书中，有全面的记载。我不是主要当事者，但也是直接当事者之一。《理论动态》这两篇文章的事，至今仍是历史悬案。我撰写这篇文章，是将我所知的情况如实记载下来，对吴江的叙述作一些补充，也有一些是对吴江叙述的补正，立此存照，以正视听。
关于第一篇文章
有关《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这篇文章的情况，先将吴江的记载抄录如下：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批评华国锋并决定将他的辞职要求交六中全会去讨论之后，大约在一九八一年二月间，当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党校副校长冯文彬，突然向我提出建议，《理论动态》要写一篇文章反驳一种议论。
冯文彬不负责《理论动态》写文章，也从来不过问《理论动态》的事，这次要求《理论动态》写文章，并且是要反驳一种议论，是什么议论呢？据他说原来是这么回事：中央批评了华国锋，华国锋准备辞职下台，有人对此抱不平，因此流传一种说法，说华为人厚道谦虚，做事也比较谨慎，未可厚非，而现在上来的新领导人（主要指胡耀邦）倒不够谦虚谨慎，说话随便，很有可能把事情搞糟。冯文彬说：这种说法可能由于不了解情况，也可能别有用心。
书记处议论了这个问题。冯文彬特别说，陈云同志的秘书王某也认为需要写篇文章批驳这种议论。冯说，文章要求说明，究竟怎样才算是真正的谨慎谦虚，现在我们的事业所需要的是一种创新精神和实干精神，那种谨小慎微、墨守成规、害怕创新的消极情绪和作法，不是什么真正的谨慎谦虚。
我对写这样一篇文章持保留态度。因为一则，华本人已主动提出辞呈，按情理不宜再写此文；再则，文章不能指名道姓，一般化的批评反而容易阻塞言路，显得没有器量。因此我颇费踌躇。但冯文彬几次直接催促‘动态组’写这篇文章。我于是请研究史学的孙长江执笔试一试。
为了选择适当的角度，文章停停写写，一直拖了几个月。勉强写成后，经‘动态组’集体讨论，然后由我审查签发，以《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为题，刊登在一九八一年六月《理论动态》282期上。
这篇文章我事先没有向胡耀邦报告，因为据冯文彬告诉我，此事已在书记处会议上议论过。文章刊出，冯文彬又没有同我商量，直接将文章送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又转给了新华社，准备报纸刊登后向全国播发。不几天，冯文彬找到我，神情紧张地告诉我一个不祥的消息，说：有人将这篇文章送到上头去了，说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同志的，因此引起了一场误会。陈云为此直接责问胡耀邦。胡摸不着头脑，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冯文彬说完等我的回应。我什么也没有说，转身离开了他。对这种事我能说什么呢？
事后获悉，这篇文章是被一位经手的大概具有特殊嗅觉神经的人上送胡乔木、邓力群，然后又到达陈云手里。文章‘针对陈云’的罪名就此成立。（这里特别提一下，上送文章的人不久果然很快升了官，真可谓‘立竿见影’！）”（吴江：《十年的路》第117－119页）
这是吴江讲的情况。下面讲我接触到的情况。
我住在中央党校大院北边最后一排房子，房后不远就是围墙。冯文彬住在前面，隔开两排房子，是甲级楼最前一排。我们每天早晨都锻炼身体。我在路上跑步，冯由夫人陪同在路上散步。地方不大，来回都会碰面。大概是四月间（不是吴江说的二月间），有一天早晨碰上冯，他叫住我说，有一种说法，在第一线实干的人是不谦虚谨慎，不干什么实际工作的人倒是谦虚谨慎，你们《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大意）。上班后，我立即向吴江汇报了冯文彬的话。这样，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大概过了两个多星期，那天早上，我骑自行车上班，经过冯家的门口（这是每天必走的路径），他在门口呼叫：沈宝祥！我下车到他那里，他问，那篇文章写了没有？我说，我已经向吴江同志汇报了，写作情况我不知道。冯说，这是陈云同志的话，你们要赶快写。我一听是陈云同志的话，就觉得这事重要，到办公室后，立即给吴江打电话，汇报冯的话。这也引起了吴江的重视，大概很快就将这个任务交给孙长江了。吴江说，冯文彬几次直接催促。他们是否还通过电话，或另有接触，我不知道。我记得孙长江很伤脑筋，来找我们问，这篇文章该怎样写，我们进行过议论。吴江说，“拖了几个月”，实际上，这篇文章的写作还是抓得比较紧的，前后大约一个多月时间。
我的日记有记载：
（1981年）“6月2日下午，小组讨论通过《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孙长江写）”。
按照胡耀邦的规定，《理论动态》刊登的每一篇文章，不论作者是谁，都要经过理论动态组集体讨论修改通过后，才能送他审阅。讨论这篇文稿的具体情况，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当时，我们对中央最高层的情况，特别是有什么矛盾，确实不知道，也不敢乱想。平时胡耀邦同我们谈话中，对邓小平和陈云都是很尊重的。从我个人来说，对他们二位都很崇敬。我们当时的认识是，这篇文章是宣传陈云的一个重要思想观点，是支持耀邦同志。批评陈云，绝对是不可设想的事！这是当时基本的情况。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和精神状态下讨论和处理这篇文章的。
顺便说一下，冯文彬同《理论动态》的关系。
吴江说冯文彬从来不过问《理论动态》的事。实际情况是，冯经常参加胡耀邦召开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也发表一些意见。每年一次的《理论动态》创刊纪念活动，冯都参加了。这既表明是冯对《理论动态》的关心，也反映了冯与胡的特殊关系。以后，胡耀邦的职务越来越高，工作越来越忙，有时顾不上《理论动态》的工作，而冯又同时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他几次召集我们理论动态组人员开会，讲一些情况，也提出一些题目。
如果以坦荡的胸怀看这篇文章，不可能读出这篇文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玄机，有什么特别的针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