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谈父亲就义 李鹏回忆与周恩来初见面
彼岸花开 2016-10-10
李鹏与邓颖超
李鹏忆父母
父母相识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我的父亲叫李硕勋，母亲叫赵君陶(原名赵世萱)，他们于1926年8月在上海大学结成良缘，成为一对志同道合、相亲相爱的革命伴侣。从他们的结婚照片上可以看出，母亲坐在一个大椅子上，相貌端庄、温柔文雅，父亲坐在母亲身旁，身材修长，刚强坚毅。这张照片我母亲一直珍藏在身边，这是她幸福而永恒的纪念。
说起父母亲的相识，还有一段往事。那是在1925年3月，我父亲在上海大学读书。当时的上海大学是我们党参与创办的一所学校，培养出了大批党的干部，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张太雷等都曾在这里任教。
有一位同学叫阳翰笙，他患有胃病，组织上安排他和李硕勋、刘昭黎、雷晓晖等几位同学一同到杭州养病并补习功课。他们四人在西湖边的葛岭山上租了一套四间屋子的平房，自己动手做饭和料理日常生活事务。杭州风景秀丽，气候宜人，阳翰笙的病一天天好了起来。
我父亲随身带了许多关于马列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书籍，在那里苦心阅读钻研。有一天，雷晓晖碰到一个叫钟复光的同学，就邀请她来西湖的住处。钟复光后来嫁给了上海大学的一位教社会科学的教授施存统，他们的儿子就是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过了几天，钟复光来到了葛岭山上的住处，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位20岁左右的女学生。钟复光介绍说：这个女孩子叫赵世萱，是赵世炎的妹妹，从北京来到上海，准备明年报考上海大学。
就这样，我的父亲和母亲相识了。以后他们同时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他们经过相识、相知，互相萌发了爱慕之心，在第二年8月结为终身伴侣。
我的母亲非常喜欢杭州，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湖秀丽的风光，还有她对父亲的无尽怀念。母亲晚年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她还是想回杭州再看一看那令人牵肠挂肚的地方。1982年她终于如愿以偿，在西湖边上的一家休养所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
我的出生
1928年10月20日，也就是农历九月初八，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号。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受党中央委派，正在浙江省从事党的白区工作，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军委书记，后又任省委代理书记，所以未能陪伴在母亲身边照顾她。过了半年，到1929年3月，我父亲才奉中央的调动，回到了上海。
这时候我已经快半周岁了，父亲见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他就问母亲：“给他取名字了吗？”母亲说：“还没有呢，等你来取呢。”他好像胸有成竹，说：“他在我们李家属于‘远’字辈的，就叫李远芃吧。”我母亲不假思索念出了白居易的一首诗《贺雨》，其中有两句是“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我父亲说：“‘芃’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这说明我们家又多了一个革命的后代，我希望他能够像茂盛的草木一样，永远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
就这样，我的名字就定下来了，叫李远芃。后来我12岁去延安的时候，蒋南翔帮我改名为李鹏，一直沿用至今。
革命活动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轰动全国的五卅惨案。李硕勋参加了上海各界进步人士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抗议活动，成为上海学生会的领导人之一，后被推荐为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1925年夏季，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成为中国革命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
1926年夏季，北伐战争打响了。经过激烈的战斗，北伐军节节胜利，占领了通往武汉的要地汀泗桥和贺胜桥，并且攻克了武汉。革命的中心逐渐转移到武汉地区，中央派遣李硕勋和赵君陶夫妇也来到了武汉工作。
随后，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是李汉魂，副师长是叶挺(后升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受党组织的派遣，李硕勋前往二十五师，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也是他投笔从戎的开始。
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共产党人认识到，我们党不掌握革命的武装力量就不可能取得胜利。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等同志的领导下，发动了南昌起义，并且占领了南昌城。这是我们党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打响的第一枪，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把南昌起义的这一天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在南昌起义中，李硕勋担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后，部队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五师担负后卫任务。这支部队和兄弟部队一起在江西会昌同国民党部队打了一场恶战，伤亡很大。当部队转移到广东大埔县三河坝镇时，国民党钱大钧的部队已追赶到大埔一线，朱德、李硕勋、周士第三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在三河坝镇指挥部队。
鉴于形势十分危急，朱德对李硕勋说：“我们现在需要请示党中央，决定今后部队的动向，你对上海很熟悉，所以决定由你去上海向中央请示。”这样，李硕勋就告别了部队，转道广东前往上海。后来，朱德、陈毅等领导的第二十五师等部队的余部上了井冈山，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红军胜利会师。
李硕勋到上海以后，立即向中央作了汇报。随后，李硕勋被留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先后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军委书记，后又任浙江省委代理书记。1929年春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工作，担任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后又担任中央军委委员。
在担任江苏省委军委书记期间，他积累了建立人民军队的丰富经验。大革命的失败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工农红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是，他在省委的领导下，将当地的共产党武装力量组织起来，先后参与领导了红十四军和红十五军的组建工作。何昆(又名何坤)和李超时曾先后担任红十四军军长。
这几支红军活动的地区地势平坦，没有可以隐蔽大批军事人员的地方，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建立这样的武装力量很不容易。不幸的是，这几支红军终因势单力薄，在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战斗中被打散，何昆和李超时等同志都英勇牺牲了。
根据党中央的紧急指示，中央的一部分同志从上海等地转移到了苏区。我的父亲也被任命为红七军的政委，接替原政委邓小平。红七军是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以后建立的一支工农红军队伍。
我父亲原定的任务是尽快赶上红七军，把红七军带往江西苏区。就在他抵达香港准备转往红七军的时候，突然接到中央电报。原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蔡和森不幸被捕，英勇牺牲。广东省委代理书记章汉夫向中央报告，希望派一位负责同志来广东主持工作。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中央改变了原定让李硕勋去红七军的决定，任命他为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军委办事机构那时设在香港九龙。
不久，经过组织上的批准，我的母亲带着我一起来到了香港，见到了我的父亲，一家人团聚了，十分高兴。
父亲就义
短暂的团聚后，根据工作需要和省委的指示，父亲只身一人赴海南岛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不幸的是，他一上岸就被国民党密探逮捕了。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有叛徒出卖；还有一个原因，他是四川人，不懂当地方言，在海南又没有任何关系掩护，很容易暴露。
我的父亲被捕后，在狱中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但他没有丝毫畏惧，以一名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坚贞品格和不屈意志，同敌人进行了顽强斗争。据后来一位被营救出狱的同志回忆，敌人对他进行了各种残酷折磨，以至两条腿都被打断了。身份已经暴露，为了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始终咬紧牙关，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做出任何出卖党、出卖同志的事情，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他给我母亲留下一封绝笔信，信中要求我母亲培育我成长。在临刑的那一天，他在刑场上大义凛然，高昂起不屈的头颅，面对国民党反动军警，大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的口号，从容就义，时年28岁。
林鹏回忆与周恩来的初见面
邓颖超称李鹏“兰兰”
1939年，李鹏在成都附近的温江县上小学。当年6月初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从成都西御西街传来的消息：“家里来人了，你赶快回家吧。”李鹏明白，“家里”就是指党组织派人来了。于是，他就叫了一辆人力车，赶忙前往成都。那时候，他还不满11岁。
到了成都的家以后，李鹏推开门进去，只见堂屋里坐满了人，有些人他认识，有些不认识。有一位和李鹏母亲年龄相仿的中年妇女正在讲话，她就是李鹏一直向往相见的邓颖超。
看到李鹏进来后，邓颖超停下来，走到他身边，很亲热地和他拥抱在一起。她直呼李鹏的小名：“兰兰，你都长这么高了。”
李鹏为什么会有一个像女孩名字的小名呢？这与李鹏的三姨赵世兰有关。赵世兰终生未嫁，她和李鹏的母亲赵君陶姐妹间志同道合、感情最深。李鹏的母亲曾向她的姐姐承诺：我将来无论生男生女，为了永不忘怀我们姐妹之情，都取名“兰兰”。所以，赵世兰的老战友如邓颖超、蔡畅对李鹏都称“兰兰”。
邓颖超看到李鹏当天头部包扎着白纱布，惊讶地问道：“你头上怎么受伤了？”原来，就在不久前，日本战机对成都进行了一轮轰炸，李鹏所在的温江离成都很近，巨大的爆炸声惊动了那里的师生。晚上入睡后，李鹏做起了噩梦，梦到日本战机又来轰炸了，大家急忙起来疏散。这时候，他下意识不停地在床上翻滚，一不小心，从上铺掉到了对面床下铺上，后脑勺正好碰在床沿上，碰了一个大口子，流血不止。事后，校医给他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和治疗。
听完李鹏简单说了受伤经过，邓颖超愤愤地说：“日本人真是太可恶了。”然后，她让李鹏在一旁坐下来，说等她们开完会，有话跟李鹏说。当时，邓颖超她们开的是川康特委妇委扩大会议。
散会后，邓颖超和赵世兰商量说：“现在大家都在忙于搞抗日救亡运动，兰兰受伤了，他在这里生活不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君陶现在正在重庆第三保育院工作，我还是把他带到那里去养伤。”赵世兰听后也同意这样做。
这样，李鹏就跟随邓颖超由成都赶赴重庆。
到了重庆，邓颖超带李鹏住进了曾家岩周公馆。这是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赁的房子，作为中共南方局在重庆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因此称为“周公馆”。
当时，周恩来已经到延安去了，所以邓颖超就把李鹏安置在她的房间里，和她一起吃，一起住。邓颖超还为李鹏请了医生，给他做了检查，换了药，李鹏的伤口逐渐愈合了。
过了一个星期，邓颖超对李鹏说：“你母亲已经到了重庆，现在阳翰笙同志家里。”于是，李鹏被送到阳翰笙家里，见到了阔别半年的母亲。
随后，出于安全考虑，李鹏又被送到了著名教育家、革命老前辈吴玉章的休养处北碚北温泉。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水力发电。
给李鹏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吴玉章的儿子吴震寰，他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搞水电工程的。李鹏和吴震寰住在一起，他给李鹏讲了很多关于水力发电的知识，李鹏听起来很新鲜，也非常感兴趣。“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水力发电，没想到后来竟成为我终生倾注的专业。”多年以后，李鹏回忆。
“周伯伯”问李鹏：“你还驼背吗？”
1940年秋，李鹏第一次见到了在重庆工作的周恩来。
当时，李鹏正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学习。有一天，他突然接到通知，要他赶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去延安。李鹏到北碚和他母亲赵君陶汇合后，一起坐公交车前往重庆。
他们先到了曾家岩周公馆。这次，他第一次见到了“周伯伯”。李鹏等烈士子弟都亲切地称呼周恩来、邓颖超为“周伯伯”、“邓妈妈”。
“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兴，对邓妈妈说，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越长越像硕勋了。邓妈妈说，我看更像君陶，大家哈哈大笑。”李鹏回忆。李硕勋是李鹏的父亲，1931年9月牺牲。
见面的时候，周恩来看到李鹏有一点驼背，就用巴掌拍拍他的背，然后又用拳头轻轻敲了敲。他对李鹏说：“可不要驼背，要挺起胸膛，这样身体才健康。”
“这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因为以后到了延安以及在北京再次和周伯伯见面的时候，他都要看看我是否还驼背。”李鹏说。
有一天，周恩来问李鹏：“你在育才学校学习什么功课？”李鹏说：“在社会科学组。”周恩来听了以后，从桌子上随便拿了一张《新华日报》，叫李鹏把社论念一遍。
李鹏很流利地念了一遍。周恩来说：“你能不能把这篇社论的要点给我讲一讲？”李鹏当即根据自己的归纳讲了几点意见，都是比较中肯的。周恩来听后对李鹏大为称赞。不久，这件事情在曾家岩传开了，说育才学校有一个小孩，小小年纪就能背马列主义。
在最新出版的回忆录中，李鹏纠正说：“这当然是误传……我当时只不过是念了一篇《新华日报》的社论和归纳了要点罢了。”
李鹏在曾家岩住了几天，就看到许多统战工作对象和重庆的民主人士纷纷来拜访“周伯伯”。有一次，他看到文化界人士郭沫若、阳翰笙等人，聚集在周恩来和邓颖超居住的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里，一起商谈抗日救国的大事。
周恩来还特别向郭沫若介绍了李鹏，说：“这是李硕勋的儿子，叫李远芃，在育才学校学习。”郭沫若和李鹏的父亲则是熟识，都参加过北伐战争。
李鹏原名李远芃(péng)。李硕勋看到他时，李鹏已经快半周岁了，还没有取名字，赵君陶等着李硕勋来取。于是，李硕勋说：“他在我们李家属于‘远’字辈，就叫李远芃吧。”李硕勋解释说：“芃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这说明我们家又多了一个革命的后代，我希望他能够像茂盛的草木一样，永远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
后来，在李鹏去延安的路上，一起同行的中共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帮他改名为李鹏，一直沿用至今。
说起改名的原因，李鹏回忆里有详细回忆。有一天，他们在住宿的地方聊天，蒋南翔对李鹏说：“我们到了延安以后一般都要改一个名字，你现在的名字叫李远芃，远是李家的远字辈，芃这个字比较生僻。”蒋南翔建议李鹏把这个名字改一改，李鹏同意了。李鹏说：“那请你给我改一个名字吧！”蒋南翔想了想说：“那你就叫李鹏吧！芃改为大鹏的鹏，这个名字意味着对你的希望，希望你将来为革命、为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曾家岩住了几天之后，李鹏又被安排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住下。这是一座三层小楼，周恩来邓颖超就住在第二层靠东边的一间房子里。
1941年2月，李鹏被转移到了延安，先后在自然科学院补习班、延安大学中学部和延安中学学习。
1943年7月的一天，自然科学院的学生们正在课间休息，突然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汽车轰鸣的声音，他们都跑出去看怎么回事。只见三辆大卡车在公路上飞驰而过，这在延安是少见的事情，因为延安是没有汽车来往的，人们出行最好的交通方式是骑驴、骑马。
学生们都认为这是周恩来回延安了。
1943年8月2日下午，李鹏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跑到杨家岭周恩来、邓颖超的住处。这是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三孔窑洞和一间朝东的平房。
李鹏向窑洞走去，门外的哨兵都认识他，直接放他进去了。他径直走进周恩来办公的窑洞，看到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在里面。他们看到李鹏进来都很高兴。
按照惯例，每次见面，周恩来都问李鹏：“你还驼背吗？”果然，周恩来叫李鹏站起来，又朝他背上拍了一巴掌。邓颖超说：“兰兰又长大了，又长高了。”
随后，周恩来问了李鹏学习整风文件的心得。
在听完李鹏的汇报后，周恩来说：“从你今天讲的看来，你在政治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你们在延安学习，也就是在毛主席身边学习，是多么幸福啊。你们的院长徐特立，徐老，他曾是毛主席的老师，也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们能在徐老的直接领导下学习生活也是很大的幸福，你要好好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周恩来、邓颖超这次回延安后，李鹏和他们有了更多的接触。
李鹏说，有两件事周恩来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件事是，有一次他到周恩来家，那是周恩来刚回延安的时候，正在整理书籍。李鹏看到有一本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就拿起来看了一下，然后又把他放在书架上了。
不料，第二次见到周恩来时，他问李鹏：“那本书你是不是拿走了？”李鹏说：“没有，我没有拿。”周恩来看李鹏委屈的样子，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过了一段时间，李鹏又一次去周恩来家。周恩来告诉李鹏：“那本书找到了，委屈你了。”停了停，周恩来又说：“但是我还是要批评你，你没有把书放回原来的位置，以致我一时找不到。”
李鹏说：“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做事是那样的严谨，那样的有秩序，他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二件事是，李鹏以后再去周恩来那里，总是看见他在接待来访的客人，好像是外调人员。那个时候，延安的审干运动还没有结束，周恩来对党内的情况非常熟悉，许多同志都和他共过事或者有过接触。这些同志是被怀疑的对象，正在接受审查。
“我看见他每次接待来访的同志，总是那样热情，先请他们坐下来，然后认真听取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并用他那受过伤不能伸直的右臂认真地做记录，然后尽他所知，向来访者或来外调的人说明情况。”李鹏回忆。
他认为，周恩来这种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工作作风，对于解放许多被怀疑的对象和平反许多冤假错案起到了积极作用。
李鹏在回忆录里写到：“周总理、邓妈妈与我的关系，就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有人传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周总理、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子女，不止我一个，他们同样关心爱护其他战友的子女。我们都称他们周伯伯、邓妈妈。”
李鹏还说：“我和他们的交往情况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我在重庆和延安的时候，见他们的机会比较多。我回国以后，在东北工作，和他们生活、工作在两地，见面的机会比较少。我每年到北京开会的时候，往往通过周总理的秘书提出会见的要求，一般都得到了满足。不过因为周总理工作很繁忙，见他的机会少一些，见邓妈妈的机会多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