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在文革中的境遇如何？ 宋庆龄在文革中是否被迫害
彼岸花开 2016-10-14
宋庆龄
当时身任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也受到严重的冲击。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能看到的文献资料不多。但从宋庆龄的记载不详的言行，从保留下来的她给亲友、同志、同事的一些信札，特别是从粉碎“四人帮”后她对“文革”的批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她在十年内乱中，对那股乘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逆流进行最大限度而极为艰难的抵制与抗击。大体说来，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宋庆龄是从觉察、警悟、认识，到抵制、反抗以及后来的揭批和反思，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了所能作的一切，从而使人们更能认识和理解宋庆龄——这位对共产主义信仰从未动摇，为国家和人民利益从未停止过战斗和前进的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
宋庆龄尽管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但是她对这场“革命”还是怀着良好的愿望，并且真诚地要求自己通过运动来改进工作。她在1966年9月24日致函老同事、老朋友罗叔章说：“请您把红卫兵对我的大字报借给我看，并总理对我支持的话，因为上次您借给我看的，没有包括在内。你怕我不开心是么？我看到对我的批评不会主观，如果我有不对的地方我要知道，以便改掉不好的作风。如果不知，那怎么改掉呢？”她有时会坐着汽车，上街去看大字报，了解情况。她还写信给当时正在受批判的中国福利会秘书长李云同志，嘱咐她“……赶快检查工作，作自我批评，就可以很快恢复工作。”宋庆龄原来的秘书黎沛华女士受托打电话给李云，说“夫人非常挂念你，要我转告你快快检查工作，主要检查工作中的缺点或者错误，就没事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阶段，宋庆龄的某些忧虑还未形成明确的判断——主要的原因，无疑是事变还未充分展开和暴露。
后来形势很快就急转直下，急风暴雨般的红卫兵运动打乱了整个社会秩序并逐渐被林彪、江青一伙所利用甚至操纵。林彪、江青一伙在“文革”中篡党夺权的政治野心急剧膨胀，他们以革命的面目出现，用极其卑劣的手段，企图打倒一大批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口号，恣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为他们上台做准备。这时，与宋庆龄长期并肩战斗的许多同事与战友，很快就“靠边站”，进而被批斗，被关押，他们当中有些同志因不堪受辱和迫害含冤自杀；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夜间成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不少长期支持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的亲密朋友如爱泼斯坦等，被戴上特务的头衔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牢狱。最使宋庆龄不能忍受的是，她的导师、战友和伴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竟被江青一伙污蔑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祖宗”（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是一项弥天大罪）和“牛鬼蛇神”，他们竟然要拿走国庆节时天安门广场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的孙中山像。在南京，发生了红卫兵捣毁矗立在新街口的孙中山铜像的事件。对宋庆龄的冲击也在升级：她主持的中国福利会的工作受到极大干扰而几乎陷于停顿，正如她后来所叙述的那样：“一九六六年，也就是十年动乱开始的时候，我们‘中国福利会’在上海的工作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儿童时代》杂志不再出版了，我也接不到一份中国福利会下属的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儿童艺术剧院和其它单位的报告。这些单位的领导，当时正处于不断增长的压力之下或受到了攻击。”
66年至76年已是宋庆龄的晚年时光，期间主要致力于缓和中美两国矛盾。
在文革期间，心情沉重，百思不得其解，一直过着深居浅出的生活。由于酷爱音乐，工作之余喜弹钢琴，而在这期间，更常听《黄河》交响乐和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有时，则伏案绘画以排忧解愁。
1977年 2月18日 为欢庆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节，高兴地购送一条几十斤重的青鱼和一些年糕给儿童艺术剧院，盼望他们在艺术上再放异彩。
总的来说，10年动荡对宋庆龄本身迫害不大，但是起初刘少奇以及国家领导人的相继离世不能不对她的精神带来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