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康生不为人知的关系 周恩来拖重病看望康生
彼岸花开 2016-11-10
1974 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当时周恩来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望康生，吩咐医生护士尽力做好工作，安慰和鼓励他们，对他们提出的一些难题表示理解，并尽量给予具体的指示。
聊天时，周恩来回忆起他们同年生（1898年），还无限唏嘘地说他们在上海一起工作（指“特科”工作）的只剩下三个人（指周、康、陈云）了。
康生的病情发展较快，精神状况越来越差，不肯接受任何治疗。他整天不服药、不吃饭，甚至连水都不肯喝。这便造成严重的全身营养不良性浮肿。周恩来多次劝康生进食，但效果不大，均被拒绝。由于康生多疑，对医疗组人员不完全信任，因此常常要通过周恩来做医生们的工作，或是更换人员。
不独于此，周恩来在病危时跟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不用了，你到康老那去吧！”“康老”自然说的是康生。现在书上都避讳康生，说成：“你到更需要你的人那里去吧！”
周恩来为什么要拖着病体去看望康生？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康生是老资格的中共领袖，在大部分老干部被打倒、靠边站的情况下，周恩来需要以此来凝固党内关系，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康生曾多次站出来帮助周恩来度过难关。
1967年5月，北京钢铁学院学生张建旗为首的六七个来自师范大学、航空学院、钢铁学院的大学生和附中的红卫兵头头在上海发现了一份国民党反动派30年代的报纸，上面登有《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就把这份报纸带回了北京。张建旗等人不知道这是一个历史上早已澄清了的问题。他们分析说，这份启事是真实的，“伍豪”是周恩来的曾用名，因此，周恩来就是大叛徒。于是，他们就决定炮打周恩来，并成立了一个名叫“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组织。
他们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信，“揭露”周恩来。江青获如获至宝，在信中写道：“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江青妄图用这种方法，逼迫周恩来对此事做出交待。
周恩来接信后，马上给予严正驳斥。他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造谣。只举出243人，而无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在延安整风和文革期间，周恩来善于容忍，不怕写检讨。但在这种原则性问题上他寸步不让。5月19日，他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了事情的真相。他在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的‘伍豪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材料后，作了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康生得到此事后，积极为周恩来提供线索，寻找资料，并且亲自说明此事是假的。毛泽东及时表态，在另一封涉及这件事的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在康生的澄清以及毛泽东的保护下，周恩来度过一劫。而“伍豪”事件的的另一重要当事人陈云，在“文革”中“靠边”。自一九六九年起，陈云被“下放”到南昌。1972年6月1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陈云以当事人的身份郑重证明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到达中央之后。”
当天陈云还写了个书面证明：“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康生也在1972年2月18日，口述一份记录：“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