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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峰回忆文革:林彪陷害罗瑞卿 陈伯达康生骗他去北大讲话

山南慕北 2016-12-22
李雪峰

李雪峰
  李雪峰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位,文革期间他被“四人帮”迫害,隔离审查8年之久。
  1965年12月7日,接到通知要我到上海参加中央的会议。当时我正在下面抓“四清”。7日,我从河北永年县赶回北京,8日由北京飞到上海,行前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12月9日开始开会。会议由林彪主持,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批判罗瑞卿的起因,是11月林彪让叶群从苏州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罗的状。林让叶到杭州,告诉她要躲开什么人,直接找到主席。叶群到了杭州也不容易见到毛主席。主席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事,让她等。她就和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谈了谈。她在杭州打电话请示林彪,想给主席写个东西送上去。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毛主席本人讲,叶群又去,写了一个条子,要求面谈。这样才见到毛主席。
  据说讲了5个小时,主席听了5个小时。主席问得很仔细,但一直不表态,最后,主席相信了叶群的话。
  这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视察工作。12月10日,中央要他马上回来,到上海开会。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接到通知就飞往上海。一下飞机,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迎接,将他送到一个地方,警卫森严,实际是软禁。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他一住下,马上就明白自己已失去自由,非常生气,又莫明其妙,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没有参加会议。李井泉不知道,还给罗瑞卿送橘子。
  当天下午5时我们就到主席那里开会,主席住在刘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加上六大区书记,总理、彭真都在。小平同志没有来,他为了躲开处理罗的事,到三线视察去了。林彪似到场。
  这次会议我有记录,会开得很自由,没有正式报告,主要是毛主席讲。
  他先是扯些闲话,很随便的,然后讲到文化革命,点了乔木的名字(他未到会),批评了吴冷西,说:“我看你们只是半个马列主义者,半个三民主义,你们自己做结论,算不算马列主义?”大家也听出来不只是这几个人的事,而是批评文化工作方面的问题。主席也没有讲得那么透。
  大家听着,哑口无声,谁也不能表态。陶铸是勇敢的,敢讲话,这次也很谨慎。参加会议的人相互之间也不敢多说话,又都想试探一下,了解情况,但是谁也不主动,也不敢主动。
  当时彭真的地位还可以,是中央秘书长,还管着罗的事。记得会议中间,他去接电话,回来说罗(3月18日)跳楼把腿摔坏了。这时毛主席有些惊讶的样子,问:“为什么跳楼?”然后讲了一句:“真没出息!”听起来那意思是官司刚开始打,就跳楼,官司还在后头呢。
  我想主席还在观察,从事后的事态发展也可以看出,主席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中央还未做结论嘛。主席还在考虑还可能牵扯到什么人。
  3月会议主要点了杨尚昆、陆定一的事,还听了江青介绍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会议对罗的揭露就多了。一边倒,群情激奋。光听会上的揭发,罗的问题就大了。
  20日上午会议结束。
  陈伯达康生骗我去北大讲话
  这天晚上我接到陈伯达的电话,他要我去北大,说:“形势严重,怕大字报上街,怕串连。现在很多人到北大看大字报,怕人们上街游行。”看来他们放了火,还不知毛主席的态度,怕火烧到自己,急于稳住阵地。
  我说:“我不能去,因为中央没有正式通知,师出无名。”这时吴德已到北京,但我和吴德还未正式到北京市委上班,以华北局的名义去也不行。
  陈讲:“形势严重,很可能发生游行。在北大如何贴大字报要做工作,不要上街。”
  我想,非中央讲话不可,我也不能给主席打电话,现在夜半三更,也不能和少奇联系,因而没有答应。又拖了一下。
  陈伯达着急了,第三次给我打电话,话讲到这种程度:“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我还是不答应,他又说:“我们一块去。”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已内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负责运动的。我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
  这时外事办副主任张彦也来电话说,他刚从康生那里回来,康生让我和蒋南翔一起去。康生的意见是,大字报可以出,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总理也指示了几条:正面讲毛的伟大决定,对大字报要做几条规定。工作要说服,不能压,要负责人亲自去做工作。张彦说:先和你打个招呼,康生还要找你。
  过了一会,康生就来电话了。我先讲了张彦转告的话,他说:蒋南翔已经来过了,你不来也可以。我说:陈伯达来过电话,要我讲话。康生听了表示可以。
  这时,陈伯达又来电话催我。我说:“我等你。”我考虑,我一个人上台让群众一包围,我连个报信的人也没有,就找解学恭、池必卿来开会商量。我说我在台上,你们散在台下,聂元梓是太行的干部,池必卿可以做做聂的工作。这一切都安排好了,已是十二点多了。我和陈伯达联系,陈这时却说:“我正在改一篇社论,去不了。”陈伯达要我去北大后开个紧急会议。(这暴露了康、陈两个人的互相勾结。)
  我赶到北大临湖轩时,陆平正在主持校党委会。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也在。他们已经开过了一个八百人的党团员干部会。我先听了一段汇报,就说:“已经开过了,那就算了吧。”蒋说:“雪峰同志你既然来了,我们就再开一次。”
  陪我上主席台的是刘仰峤和张彦。又要开会,我讲什么?我就叫张彦再提供一些情况,传达周、康、陈的指示。我一边听一边想,心里生气,为什么把我推到台上,算啥!我请张彦先讲讲,我主持会。他不讲,我问总理还有什么指示,他说没有了。
  等于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会,在党团干部会上我讲了25分钟。后来群众概括为几条:1.不提倡写大字报;2.大字报要内外有别;3.要有领导;4.要有步骤;5.不一定开大会声讨,等等。
  会后,我回到家里,睡不着,心里考虑,中央还未吭声,我这样做合适不合适?天还没大亮,就给少奇打了个电话,不想碰了个钉子。我刚说我在会上代表中央、包括总理讲了话,他马上顶了一句:“你不能代表!”
  我赶快就说:“那怎么办?我马上写一个检讨,需要公布就公布。”
  少奇说:“那也不要。”说完就把电话挂上了。我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在我这儿。这句话把我解脱了。
  通过这一天的事,觉得康、陈是对我来了个突然袭击。本来我对康、陈有些看法,但当时也不敢太怀疑,因为他们都是老资格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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