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做了什么事？两次检讨毛泽东还不满意
浅草 2017-01-02
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种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做法。周恩来在各种场合反冒进，一度陷入被批评的境地，三次作出公开检讨。
南宁会议，周恩来被批评得很厉害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会议。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冒进“错误”。他认为，一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再提反冒进这个词了。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气，这是政治性、方针性问题。”“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差50米远了!”
在这次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还对《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反冒进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进行逐段逐句的批判。他把社论的摘要发给参加会议人员，并加上批语：“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由于周恩来正在北京忙于接待也门共和国太子巴德尔，所以直到13日他才赶赴南宁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仍在猛烈抨击反冒进。16日上午，毛泽东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迫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周恩来两做检讨，毛泽东不满意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
根据毛泽东批评中涉及到的问题，19日晚，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检查。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个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畏缩。“这是一种右倾保守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表示：“这一反冒进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之后，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把党的领导人在建设速度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定性为：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25日，周恩来再次检讨反冒进“错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检讨仍不满意。他在周恩来检讨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个问题，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总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在南宁会议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迫使周恩来还将在随后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按毛泽东主张的“从方法问题上”，即以脱离实际的“多些、快些”的方法为主题继续检讨。
第三次检讨稿花了十多天时间
5月5日，作为对全国性“大跃进”进行总动员，并对1956年反冒进作正式结论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作出这样的判断：1956年至1958年中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的经济建设是高潮和跃进，而反冒进却使1957年经济建设出现了低潮和保守，1958年的经济建设则是更大的高潮和跃进。
为此，被认为应该对反冒进“错误”负主要责任的周恩来、陈云被安排再次在中央党的会议上进行检讨。
16日是陈云作检讨。他在检讨中说：“对于反冒进，我负有主要责任，首先是在思想影响上有主要责任。”同时，他还检讨了犯“错误”的原因等问题。
17日是周恩来作检讨。为了这次检讨，他花了10多天时间，其中有7天闭门未出，停止了一切对外活动，数易其稿并经过若干次修改后才写成的。在这次会议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内心显得异常苦闷。
据当时的学习秘书范若愚回忆：“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他对我说‘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摘编自《党史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