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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密的《陈情表》多少真情和假意 《陈情表》改变他的命运

彼岸花开 2017-01-16
法撒旦

李密
  相信大家都读过李密的《陈情表》,区区五百余字,不仅使李密摆脱了忠孝不能两全的两难困境,救他于危难之中,还意外地改变了他的命运。
  魏晋时期,臣子向皇帝陈述事情,被称为上表,刘勰的《文心雕龙》有“表以陈请”的说法,就是这个意思。李密上表的目的,是为了向晋武帝陈述他不能应诏,进京赴任的理由。他既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又不能触怒统治者,引起统治者的猜疑和忌恨,所以,他采取了以情动人的叙述策略,尽量渲染他与祖母刘氏相依为命的感情,也直接表达了他对新君的效忠之情。后人有好事者,遂称之为《陈情表》。
  李密,又名虔,字令伯,犍为武阳人,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县。他生于公元224年(魏文帝黄初五年),卒于公元287年(晋武帝太康八年),终年63岁。《晋书》中有他的传,被列为“孝友第一”,算是当年的道德模范,十佳青年。如今在他的出生地,彭山县保胜乡龙安村,石崖上还刻着一个遒劲的“孝”字,据说,这是全国最大的孝字,有“中华第一孝”之称。山上的龙门寺内,则供着李密的牌位。
  李密所处的时代,是个乱世。公元263年,那一年他39岁,魏国发兵入川,把蜀国灭了。次年,司马炎废了魏元帝曹奂,自己做了皇帝,就是晋武帝。这个晋武帝,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出名的原因,主要是他在政治上的昏聩和生活上的荒淫。西晋王朝的短命,和他的所作所为是有很大关系的。但史书上说他“宽惠仁厚,沈深有度量”,这固然有拍皇帝马屁之嫌,但也不排除其性格当中真有一点宽厚的品性。史书上还具体描绘过他的形象,长得也是“发委地,手过膝”,与民间对刘备的描述好有一比,这似乎成为二人性格上或有相近之处的一个证据。但刘备既不荒淫,也不昏聩。不过,晋武帝处在三国乱世的尾声,作为一国之君,把“稳定压倒一切”当作国策,也在常理之中。所以,虽然他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了帝位,有他残酷的一面,但对于曹奂本人,以及蜀、吴的刘禅和孙皓,在生活待遇上也还能做到优厚有加。刘禅能够“乐不思蜀”,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日子过得还不错,甚至忘了亡国之痛。总之,他在做了皇帝的第二年,就向一个蜀汉旧臣发出盛情邀请,这里面固然有笼络人心,装点门面,稳定局势的现实政治考量,却也不排除他对李密才德的欣赏。
  无奈,李密并不领情。李密这个人,其实很不简单。他的祖父李光,在蜀国曾做过朱提太守,是蜀国的老臣;他的老师谯周,著名的儒学大师和史学家,博学广识,曾是蜀国的一块招牌,经诸葛亮举荐,一直做到光禄大夫。魏将邓艾率军直取蜀国,他曾上疏劝刘禅降魏,后以主降有功,被魏封为阳城亭侯。谯周的学生,除了李密,还有撰写《三国志》的陈寿。谯周有“蜀中孔子”之誉,他的门人则把李密比作七十二贤人里的子游和子夏。这二位在孔子的学生中都是以文学著称的,我们据此猜想,李密在这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据史书记载,他博览五经,尤长于《春秋左氏传》。而且,他少年得志,出名很早,年轻时做过蜀国的尚书郎,就是为尚书掌管文书章奏的官,属于现在的“大秘”。后来做到大将军主簿和太子洗马这样的官职,都是管理文书典籍,为领导办理事务。他的同学陈寿对他的评价是“机警辩捷”四个字,可见他不仅聪明,而且能言善辩。据说,他曾经出使东吴,他的辩才给东吴君臣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像是孔明再世。
  实际上,这个人的德行和才干,早在邓艾将军平蜀之初,就已被曹魏政权注意到了,所以才有“闻其名,请为主簿”的说法。不过,李密并不接受。后来他在《陈情表》中也曾提到,“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公元267年(泰始三年)春,晋武帝直接下令,要他到京城洛阳来做官,郡、县两级都催他赶快上路。这时,他才真正陷入了绝境。一方面,君命不可违,何况他还是个“亡国贱俘”,其身份地位是如此“至微至陋”,能得到新君的恩宠,已经是天上掉馅饼了,又怎敢对皇帝说“不”呢?他或许听说过华佗的故事,这位当代名医,厌倦了曹操的专宠,借口妻子有病,跑回家中。曹操“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他的这种态度终于把曹操激怒了,派人前去调查,如果他的妻子确实有病,就赐给小豆四十斛,并宽限他的假期,如果其妻没有生病,就把他关押起来。后来,虽有荀彧为他说情,曹操还是把他杀了。事实上,任何专制统治者都不能允许别人违背他的意志,做臣子的,永远只有服从,没有别的选择。但另一方面,李密或许确实尚未做好去新朝为官的准备,或者他真有难言之隐,老奶奶需要他的照顾。总之,他选择了向皇帝陈述自己的隐情,诚惶诚恐地写了这个“表”,在他,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李密的这个《陈情表》是写给晋武帝司马炎的。这是一个特殊的读者,一个掌握着生杀大权的读者,他的阅读感受,将直接关系到作者的身家性命。所以,下笔之前,作者不能不对写什么和怎么写认真地思索一番。关于“表”的写作,历来是有说法的,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讲到“表”,他引别人的说法,认为:“表中眼目,全在破题,要见尽题意,又忌太露。贴题目处,须字字精确。且如进实录,不可移于日录。若泛滥不切,可以移用,便不为工矣。大抵表文以简洁精致为先,用事忌深僻,造语忌纤巧,铺叙忌繁冗。”
  李密写《陈情表》,破题就破得很巧妙。他上来就说,“臣以险衅,夙遭闵凶”,叙述自己自幼年所遭遇的不幸,生下来只有六个月,尚在襁褓之中,父亲就去世了;四岁时,舅舅又强迫母亲改嫁他人。只有祖母刘氏,看他孤苦伶仃,承担起抚养他的重担。他从小多病,九岁时还不能行走。而家族的情况也不乐观,既没有叔伯,也没有兄弟;由于福分浅薄,很晚才有儿子。外面没有可以依靠的近亲,家中也没有可以照应门户的童仆,孤零零地立身于人世,只有自己的影子可以相伴相随。这时,祖母早已疾病缠身,卧床不起,他每天要为祖母侍奉汤药,一刻也不能离开。
  然而,如今的圣朝,政治清明,教化盛行,前有太守逵,察举他为孝廉,后有刺史荣,推荐他为秀才。他都以祖母无人供养为理由,婉言谢绝了,没有应命前往。这一次,陛下特意下达了诏书,任命他为郎中;不久,又承蒙国家的恩典,授予他太子洗马的职位。像他这样一个地位微贱的人,担当侍奉太子的官职,真不是他肝脑涂地所能报答的。他曾将自己的想法写成表章,向上面陈述过,表示辞谢这个职位。但现在诏书又下来了,言辞比前一次还要急切和严厉,甚至责备他故意拖延回避。郡县两级官府都要他赶快动身,州官也登门催促,像星火一样急迫。他虽然很想立刻奉诏前行,但是祖母的病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想暂时迁就自己的私情,又得不到长官的理解和允许。他的处境真是进退两难,十分狼狈。他说,如今的圣朝标榜以孝道治理天下,只要是老人,都受到了国家的怜悯和抚养,何况他的孤苦无依,更是不同寻常。再说,他年轻的时候曾在伪朝任职,已经做到尚书郎的职位,一心想着仕途通达,并不在乎什么名节。
  如今,他已是亡国贱俘,极其渺小和鄙陋,却意外地得到破格提拔和优厚的恩泽,又怎敢徘徊观望,再有非分之想呢?只是因为,祖母已经到了风烛残年,气息奄奄,生命垂危,朝不保夕的地步。没有祖母,他活不到今日;祖母没有他,也无法度过剩下的岁月。祖孙二人,相依为命,而他的一点心愿,就是不能为了远行求官而放弃对祖母的侍奉。他今年四十四岁,祖母今年九十六岁,这样看来,他为皇帝尽忠的日子还很长呢,而报答祖母的日子却不多了。他表示,自己是怀着乌鸦反哺的心情,乞求皇帝允许他为祖母养老送终。最后他说,他的苦衷不仅蜀地人士和二州长官都很了解,就是天地神明也都可以见证。希望皇帝陛下怜悯他的诚心,遂了他的这一点点愿望,或许祖母还可以侥幸地平安寿终,那样的话,他活着就要为陛下尽忠,死后变鬼,也要结草报答陛下的恩德。他说他怀着一种像犬马在主人面前一样的恐惧之情,恭敬地上表奏闻陛下。
  这是一篇救命的文字,以其区区五百余字,不仅使李密摆脱了忠孝不能两全的两难困境,救他于危难之中,还意外地改变了他的命运。看来,李密的这一腔苦水,还真的发挥了作用。据说,晋武帝看了他所上的表文,也颇受感动,说:“士之有名,不虚然哉!”他是真的相信了李密的孝心,还是想在世人面前表现出一点统治者的仁慈?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二者皆有吧。但从他所面临的形势来看,确实要求他少杀人,甚至不杀人。汉末大乱,天下争雄,杀了百余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世道人心,都不希望再开杀戒,荼毒生灵。就晋武帝的性情而言,他也不同于曹操或者明成祖。曹操对华佗,还不是说杀就杀了,丝毫也不犹豫。他杀孔融,也因为孔融说话不中听。孔融被杀后,尸体被抛弃在街市上,竟无人敢为他收葬。老朋友脂习冒死前去收尸,被曹操逮捕,也几乎被杀。还可以举出明成祖和方孝孺的例子,方孝孺是建文帝的心腹谋臣之一,明成祖朱棣“篡位”之后,方孝孺被俘,朱棣为了让普天之下的读书人及老百姓都能承认其“合法性”,想着要借助方孝孺的名声,请他为自己起草一份“告全国人民书”。哪知,方孝孺坚决不干,就是灭十族也不干。于是,恼羞成怒的朱棣果然灭了他的十族。朱棣的谋士姚广孝恳请不要杀了方孝孺,说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绝了。朱棣不听,坚决杀之。无论如何,李密没有被晋武帝杀掉,不仅没杀,也没以其他方式治他的罪。为了表彰他的“诚恳”,甚至同意了他先尽孝再尽忠的请求,还赐他奴婢二人,并请郡、县,即当地官府,供给他赡养祖母的费用,直到他的祖母去世。
  在这里,晋武帝用的是赎买政策,以此方式,换取李密的政治表态。“伪朝”一词,使李密于不动声色之间,不留痕迹地完成了自己的立场转换,从此告别了蜀汉小朝廷,归顺了司马氏。这是李密的聪明之处,也是晋武帝用杀人的办法求之不得的。李密最终还是到朝中做了官的,祖母去世以后,服丧完毕,他就以太子洗马的身份到了洛阳,以后又出任温县县令,再迁汉中太守,但他并不感到称心如意,经常发牢骚,有一次,还在诗中发泄自己的不满,怨天尤人,终于还是被人(据说是著名文人张华)打了小报告,总之,不久就被晋武帝罢免了官职,回到家乡养老去了。但也有人说他为人“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势位”,一年后,李密死在家中,终年63岁。
  历史上,李密之前,或李密之后,因为文章或言谈得罪统治者而惨遭杀害的文人,多了去了,李密竟能幸免于难,也算是个奇迹。他应该庆幸,他遇到的不是曹操或明成祖,而是晋武帝。但从他自身这方面说,文章写得漂亮,也的确帮了他很大的忙。李密写过很多东西,都没能保存下来,流传至今的只有这篇《陈情表》和一首《赐钱东堂诏令赋诗》。但仅就这一篇文章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我们就应该对他的政治智慧和写作才能刮目相看。他是研究《春秋左氏传》的专家,我们猜测,他对春秋笔法不仅不陌生,恐怕早已心领神会,得其真传了。杜预作《春秋序》,概括《春秋》的特点,认为是:“文见于此,起义在彼。”后来的刘熙载,发挥他的看法,指出:“左氏窥此秘,故其文虚实互藏,两在不测。”意思都是想告诉我们,所谓春秋笔法,就是把微言大义藏在委婉的叙事之中。
  什么叫好文章?好文章就是写得委婉曲折,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话不直说,绕弯子,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隔山打老牛,敲山震虎,古典美学中的“含蓄”是也。平常人们也说,人贵直,文贵曲,文似看山不喜平,等等,都是对这种审美的认同。李密的这篇文章,在这方面确实非常突出。有时我会想,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样的审美感受呢?它和我们这个民族受虐的历史,以及文人士子与统治者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猜忌的微妙关系,是不是有些内在的联系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在审美之余,应该再多一点思考。很有可能的是,在我们的审美习惯中,已经积淀了无数人的血和泪,所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是文人士子历史性的悲剧。指出这一点,也许很残酷,但这是事实,谁也逃避不了。至少李密的“曲笔”,就是迫于某种情势,而不得不抛洒的“一把辛酸泪”。如果他也像李后主那样,直抒胸臆,“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恐怕早就被晋武帝杀害了。李密不是不想做官,但他不想马上做官,他在精神上、心理上,都还没有准备好。为了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又不至于引起新主人的怨恨,乃至性命不保,他在《陈情表》中只能采取这种自轻自贱的叙事策略,贬低自己,抬高他人,既要陈诉一些真情,也要说一些假话,而说假话的目的,正是为了让那位特殊的读者,相信自己的真情,真可谓用心良苦。
  李密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把真情和假话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陈情表》中,至少有两类话是假话,一类是所谓“逮奉圣朝,沐浴清化”,以及“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这么说,无非是要引出下面的“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从而给晋武帝出个难题。还有一类就是贬损自己,先说自己本来就是个官迷,“本图宦达,不矜名节”;再骂自己“亡国贱俘,至微至陋”,其实是“故作此语”,目的就在于迷惑和麻痹晋武帝,是向统治者“示弱”的一种表白。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儒家所坚守的道德制高点,即文中反复强调的那个“孝”字。孝是他立身之本,更是儒家道统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儒家介入政治权力的唯一手段,就是利用道统来约束皇权,而皇权也常常利用儒家的道统来维护其统治。李密在此以“孝”为立论的基础,因为有事实做依据,无论他怎样表白,都不会过分,而只能使他身价倍增。
  所以,他写《陈情表》,非得动脑筋把道理讲清楚不可。他在陈述其不能出仕的理由时,先从“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入手,然后折入本意,“况臣孤苦,特为尤其”,也就更有力量。接着他又称自己是个“本图宦达,不矜名节”的人,“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写到这里,文章又一转,强调“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年余,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这样就使道理讲得更加周全了,也充分展露了自己的矛盾心情;既消除了对方的怀疑,也把自己的意愿表达得更加鲜明。文章将诉情之语与说理之言融为一体,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与说服力。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重视,今天,我们作说理的文章,常常是从理到理,一篇道理讲到头,有时就会显得空洞而生硬,《陈情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它提醒我们,有时候,陈情就是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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