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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的学生们深情追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2015-03-20

“10月31日一上班就接到通知,说钱老正在医院抢救,让我们尽快到301医院去。中途我打电话询问抢救的情况,结果被通知‘抢救无效’。”电话那头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几乎哽咽……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钱老虽然走了,但他的精神值得我们一辈子学习!”回想起与先生相处的那些点滴小事,钱学森先生的学生们敬慕之情溢于言表。

1955年他的博士学成回国时,他告诫:

“不能挑三拣四,原则是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钱学森身上最光辉的,是爱国主义精神,是为国奉献的精神。”钱学森的第二个中国博士、两院院士郑哲敏告诉记者。

1948年,郑哲敏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后来读钱学森的博士。“他很关心祖国的状况,每周通过朋友收集中文报纸看。”郑哲敏说,“我们很多中国学生都知道,他回国态度一直是很鲜明的。他在美国工作20年,一直是中国国籍,一直没有买房子,只租房子住。1950年,他准备回国,票也买了,行李也找旅行社打包了,但却被美国当局抓起来了。”

“1955年我回国时,钱学森嘱咐我两件事。”郑哲敏回忆说:第一,他说经过二次大战,美国军事后勤领域发展很快,运用了大量数学和运筹学知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强调计划发展的,用得上运筹学。他要我把这个领域的信息带回去,告诉钱伟长。第二是对我的要求: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回国不能太神气。

钱学森说,“你回去做什么事呢,不能挑三拣四,原则是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挑剔高低好坏。即使是一些很基础、很简单的研究,你也要做。”

钱学森回国后担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第一件事就是调整学科方向。原来有弹性组、塑性组等三个研究小组,都是搞纯理论研究的,与当时的国家建设关系不大。“钱学森找我谈话,说科学研究必须和中国发展建设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要调整方向。”

后来,流体力学调整为与航空发动机有关的方向,并增设了化学流体组、物理力学组和运筹学组。

“钱学森不是搞技术的,是搞理论研究的。但回国后国家让他搞火箭,他欣然同意,从不讲价钱,从不讲条件。”郑哲敏说,他牢记钱学森的一句话:回国没有什么,就是来服务。

“钱学森凡事都站在国家的层面,没有私心,凡是只要为国家好,就去做。”钱学森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俞鸿儒说,他在做中科院力学所长的时候,在全国办了很多力学班,包括清华班、北大班、中科大班……他的观点是:全国谁搞得好,谁能干,就让谁干。

学生们担心知识面不够,不能胜任航天工作,他叮咛:

“只要钻下去,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孔祥言1956年从北大力学专业毕业后分到中科院力学所工作。从1963年初开始,孔祥言与朱毅麟、褚桂柏等人一起,跟钱学森进修空间技术,并协助他规划我国1965—1975年的航天事业。

“当时航天在全世界都属于新兴的尖端科学,涉及的专业面很广、可参考的资料很少。一次钱老问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就老实回答:知识面不够,怕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孔祥言回忆说。

钱学森听完就给他们做工作:航天问题不外乎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哪一方面问题不太清楚,就去找书、找资料学习,只要钻下去,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不怕困难,不迷信“洋人”,是钱学森的一贯风格。王永志告诉记者,钱老回国后不久,中央领导问他“中国能不能搞原子弹、导弹”,他回答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中央对他的意见很重视,最后决定搞“两弹”。

年轻人提出新思路解决了火箭发射问题,他鼓励:

“这个年轻人,很会逆向思维”

“钱学森是我的恩师。”王永志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回国,进入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当时钱老还担任首任院长。

1964年,30岁出头的王永志第一次进入发射场,参与了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的发射。当时碰到一个问题:经过计算,发现火箭射程不够,打不到预定的目的位置。许多人提议,在火箭燃料箱里再多加一点燃料。但是燃料箱的空间有限,不可能再加注更多燃料。

“我当时提了一个方法:卸一部分燃料。”王永志回忆说,因为当时天气炎热、温度很高,燃料相对剩余,干脆把多的卸出来,这样火箭就可以轻装上阵。“但多数人不以为然:燃料本身能量就不够,怎么能再卸出来一部分呢?”

“后来我就找到钱老,跟他讲了自己的想法。钱老听完后,把火箭总设计师找来说,‘那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后来一共打了3发,都达到了预定射程。”

钱学森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后来还向别人提起,说:“这个年轻人,很会逆向思维。”

“钱老对年轻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提携。”王永志说,第一代战略火箭获得成功后,国家开始搞第二代战略火箭,钱学森建议,让第二代航天人来挂帅,并推荐王永志担任第二代火箭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

“当时我只有40多岁,是比较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而总设计师这样重要的职务,之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前辈担任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像我这个年龄阶段的,甚至比我更年轻的人,开始走上总设计师这样被称为‘箭头’人物的岗位。”

“钱学森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要靠老的,但更重要的要靠年轻人,要靠他们敢想,中国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发展’。”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纪原回忆说。

媒体举办“学习钱学森创新思想”研讨会,他自谦:

“向我学习,我不敢当”

2007年12月11日,是钱学森96岁生日。12月10日,科技日报社举办了一个“学习钱学森创新思想,培养科技领军人才”研讨会,为他提前祝寿。

“钱老对过生日一向低调,只是家里人简单聚聚。”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告诉记者,当他把这件事向钱学森汇报时,他说:“向我学习,我不敢当。但培养科技领军人才是一件关系国家长远的大事,希望会议开得成功。”

“钱学森当时如果不能回国,我们也会发展导弹、原子弹这些尖端技术,但绝对不会这么快。”曾经与钱学森一起共事的梁思礼院士认为。

但在钱学森眼里,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决不是单个人所能取得的,他所干的不过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而已。

涂元季说,在钱老与别人的书信中,他反复强调,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实验,是几千名科学技术专家通力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立的创造。“我只是沧海一粟。”

关键词: 钱学森 之风 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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