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的童年（下）
随着母亲的离婚、再婚，小奥巴马的家搬了一次又一搬，每一次搬迁，都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困惑，但是当他勇敢面对时，他发现想要活得精彩原来并不困难。
6岁 母亲改嫁随继父到印度尼西亚
母亲和一个叫罗罗(Lolo)的印度尼西亚人结婚了。罗罗也是她在夏威夷大学认识的同学，个子不高，长相英俊，棕色皮肤与浓密黑发，网球打得很好，笑起来沉着冷静。从我4岁到6岁整整两年，他可以跟老爷子连续下几个小时的棋，又花时间跟我玩摔跤。有一天母亲要我坐下，她说罗罗已经向她求婚了，希望我们一起搬到遥远的地方。我并不吃惊，也没表示反对，我只是问她爱不爱他。我当时已经大概知道这样的事情很重要。母亲一听，下巴不停地颤抖，她强忍住眼泪，抱着我不放。我突然觉得自己勇敢多了，虽然我不确定为什么。
之后罗罗很快就离开夏威夷，我和母亲因为有护照、签证、机票、订饭店等事要准备，又多留了几个月。我们打包的时候，外祖父拿出一本地图集，勾出所有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名字：爪哇、婆罗洲、苏门答腊、巴厘。他说，有几个名字小时候在约瑟夫·康拉德的书上读过，它们那时被称作香料群岛，名字很迷人，充满神秘色彩。“这里说那边还有老虎和猩猩。”他睁大了眼继续看书，“这里还说有猎头族!”图(我们称呼外祖母为图图，图是简称，是夏威夷语的“父母的父母”，因为我出生时。她认为自己仍很年轻，还不能叫外婆——奥巴马注)则打电话到印度尼西亚确认国情是否稳定，虽然对方表示一切在控制中，她还是坚持要我们打包好几箱的调味料、奶粉与沙丁鱼罐头。“你可不知道那些人都吃什么。”她很坚持，还塞了几盒糖果给我，母亲只有摇头叹息。
我们最后是搭泛美航空的班机绕过大半个地球，到了雅加达。一下飞机，跑道上就是一阵热浪袭来，太阳大的像火炉，我紧抓住母亲的手，决定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保护她。
在机场，罗罗微笑着来接我们，他长胖了一些，还留了个大胡子。他过来抱抱母亲，把我举到空中，要我们跟着一个短小精悍的男人。那男人带着我们直接跳过海关长长的队伍，把行李搬上车。
“别担心，一切已经打点好了。”罗罗边说边爬进驾驶座。
他接着说，这辆车是借来的，不过他已经买了一辆全新的日本制摩托车，以现况来说应该够用；新房子刚弄好，只剩下一些小地方就能完工；他也帮我在附近一所学校注了册，有很多亲戚们正等着见我们。他们两个说话的时候，我从后座的窗子探出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掠过的风景：一座座村落紧挨着森林，举目尽是纯粹的棕色与绿色，而空气里除了柴油，还飘着一丝木头生火的味道。男男女女像鹭鸶一样在稻田中穿梭，脸全被宽宽的草帽盖住了。一个男孩全身湿滑像只水獭一样坐在任劳任怨的水牛背上，拿了根竹子不断抽着它的屁股。街道变得越来越拥挤，开始有小商店、市集以及用手推车拉着砂石和木材的人。我们经过一排围墙高耸并有警卫看守的豪宅时，妈妈说了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事情，内容跟政府还有叫苏加诺(Sukarno，1901～1970，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印度尼西亚建国领袖和首任总统)的人有关。
“谁是苏加诺?”我从后座上大声问。罗罗装作没听见，只是碰碰我的手要我们注意前面。“你看。”他往上指着，那里有个至少10层楼高的庞然大物横跨在路面上，身体是人，却是张猴脸。
“那是哈努曼(Hanuman)，猴神。”罗罗带着我们绕过雕像。我从座位上转过头去，完全被它一夫当关的气势迷住了，它稳若泰山，几乎要遮蔽太阳，无视于脚下的车水马龙。罗罗话说得很肯定：“他是一位伟大的战士，能以一挡百，邪魔歪道遇上他，就只有求饶的份。”
房子位于市郊尚未开发完成的地区，路面也由柏油转为碎石再到土路，直到完全是乡下那种羊肠小道。我们的房子就是一般的水泥加上红砖瓦，但开阔通风，前面小院子还有一棵大芒果树。进门的时候，罗罗宣布说要给我一个惊喜，但还没来得及说，树梢就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嚎叫。母亲和我都吓得往后跳，原来是只毛茸茸的动物，体型很大，头却又扁又小，一双长长的手臂都碰到下面的树枝了。
“有猴子!”我喊了起来。
“猩猩啦。”我妈纠正。
罗罗从口袋掏出一颗花生，直接递到它手里。“它叫塔塔，”他说，“我从新几内亚带回来送你的。”
在后院，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型的动物园：满地跑的鸡鸭，一条狂吠的大黄狗，两只天堂鸟，一只白色鹦鹉，边缘有个被围起来的池塘，里头竟然有两尾小鳄鱼半露在水面上。罗罗盯着那些爬虫说：“本来有三只，但最大的从围栏的洞爬出去，溜到别人田里，把人家的鸭子吃掉了。我们还拿着火把四处抓它呢。”
天已经快黑了，但我们还是沿着村庄的泥巴路散了一小段步。回到家的时候，那个帮我们搬行李的人正站在后院，用手臂夹着一只暗红色的母鸡，右手拿起一柄长长的刀。他对罗罗说了几句话，罗罗点点头，要母亲和我过去。母亲叫我先不要动，质疑地看着罗罗。
“你不觉得他年纪还太小吗?”
罗罗耸耸肩，低头看我：“孩子应该知道他的晚餐怎么来的。巴利，你认为呢?”我看着母亲，然后转身对着那个抓鸡的人。罗罗又点点头，于是那人把鸡放下，用膝盖轻轻压住，把它的脖子架在小水沟上，那只鸡挣扎了一会儿，翅膀不断用力拍着地面，几根羽毛随风散落，但最后它还是停了。那人熟练地在鸡脖子划过一刀，一道鲜血射出就像长长的红丝带，然后他站起来，把鸡拿得离自己远远的，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它往上丢。鸡砰地一声掉在地上，还挣扎着想站起来，但头已经变形移位，也完全无法控制两只脚，只能跌跌撞撞地转圈圈。它的血汩汩流出，圈圈也越转越小，直到最后倒地身亡。
罗罗摸摸我的头，要我和妈妈开饭前梳洗一下。在昏暗的黄色灯泡下，我们三个安静地吃着晚餐，有炖鸡和米饭，甜点是毛茸茸的红色水果，剥开外壳，里头特别甜，我一直吃到胃疼才停下来。晚饭后，我一个人睡一张床，上头挂着蚊帐，我听得到蟋蟀在月光下鸣唱，回想几个小时前目睹一场生命的垂死挣扎，实在很难相信自己会有什么好运。
7～9岁街头鬼混
在雅加达读小学
“第一要记住如何保护自己。”罗罗和我在后院面对面站着。
几天前，我头上肿着一个鸡蛋大小的包回到家。当时罗罗正在洗摩托车，他抬头问我怎么回事。我没有隐瞒，是和附近的一个大哥哥打架了。我说，那男孩趁我们玩的时候，拿了我朋友的足球拔腿就跑，我一路追他，所以他就用石头对付我。这是不对的，我话没说完就委屈哽咽。
罗罗没说什么，用手撩开我的头发检查伤口。“没流血就好。”说完又回去忙他那台摩托车。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没想到第二天他下班回家，肩膀上挂了两副拳击手套。一副大的是黑色，小的则是红色，还闻得到簇新的皮革味道。
他帮我把手套的带子系好，然后往后退确认自己绑得如何。结果我两手晃来晃去，活像细细的茎长了两颗圆球。他摇摇头，把拳击手套拉到我的正前方。
“注意，手不能放下。”他调整我的手肘，然后以屈膝的姿势开始来回跳动。“你要一直动，但记得要蹲低，不要让他们有机可乘。感觉如何?”我点点头，竭尽所能模仿他的动作。几分钟后，他停了下来，举起手掌正对着我的鼻子。
“好，”他说，“现在看看你的进攻。”
我举起手，软趴趴地攻击罗罗的手掌，不时仰头望着他，忽然意识到，经过两年的相处，他的脸已是如此熟悉，自己对这块土地也不再感到陌生。我不仅在6个月内就学会印度尼西亚语，了解这里的风俗习惯和传说，我也见识过水痘、麻疹和老师们的藤条有多痛。我跟农民、奴仆与基层公务员的孩子全都打成一片，从早到晚在街上鬼混，抢着打工、抓蟋蟀，用像刀锋一样利的线比赛放风筝。跟着罗罗。我会在吃饭时生吃小小的绿色辣椒，在家里的饭桌外，我还吃过狗肉(有困难)、蛇肉(难度加倍)还有烤蝗虫(脆脆的)。
在给外祖父母的信中，我会写下大部分的事情，然后满心期待会换来文明世界一包包的巧克力和花生酱。但不是每件事我都会写信报告，有些实在是难以描述。我就没有告诉图和老爷子，有天一个脸上没有鼻子的人来到我们门前，发出像吹哨子的声音向妈妈要东西吃。我也没说，一个朋友在下课时间告诉我，他年幼的弟弟昨晚死了，因为有邪灵随着风侵入。还有雨水下不来的那年，农民们茫然的表情；他们赤脚走在贫瘠龟裂的土地上，驼着背，不时弯下身子徒手捏碎土块。令人绝望的是，第二年雨下了一个多月，不仅河水暴涨，田地、街道都成为滔滔水流，水深跟我的腰一样高，顾不得自己的窝快要被水冲垮，家家户户都在匆忙抢救自家的鸡只和羊群。
我逐渐体认到，世界是如此暴力，无法预测，且无情是一种常态。我认为，外祖父母对这样的世界一无所知，不应该用他们回答不出的问题去打扰他们。
10岁独自归乡
返回夏威夷
我花了一些时间才在人群中认出他们。当自动门一打开，我只能看到，隔着栏杆全是一张张微笑、焦急的脸庞。一直到人群后方，我终于找到一位高大、头发花白的男人。旁边几乎看不见的，还有个身材娇小、表情严肃的妇人。他们开始朝我挥手。我走出自动门，门一关上，图就把我抱在怀里，在我脖子套上用糖果和口香糖编的夏威夷花环。我们走的是高速公路，在车上，我说起这一路来的情形，也提到留在雅加达的家人，老爷子大概说了晚上他们精心筹划的欢迎会，图则是提醒我得买些上学穿的新衣服。
第一次听到母亲解释对我的新安排时，感觉并不太坏。她说我已经上完所有的函授课程，所以得送我回美国上学，她强调顶多一年，她、玛雅(奥巴马的妹妹)和我很快就会在夏威夷团聚。跟老爷子和图住在一起，夏天有冰淇淋、卡通与海边，而且“你不用早上4点起床了。”这点完全切中我的要害。
我在班上引起的新奇感，尽管很快就被淡忘了，但我越来越没有归属感。我穿的衣服，不管是老爷子还是自己挑的，都显得老气；脚上的凉鞋在雅加达穿没问题，但在这里看起来很寒酸。大部分的同学住在同一个小区，家里都是有游泳池的豪宅。他们的父亲都在同一个少年棒球联盟的队伍当教练，母亲则是共同发起爱心饼干义卖。这里没有人玩足球、羽毛球或下棋，而我既不会让橄榄球在空中旋转，也不懂得在滑板上保持平衡。
那是10岁孩子的梦魇。为寻求庇护，我把外祖父母当作生活的唯一重心。所以放学后，我就是走过五条街直接回家，除非口袋有些零钱，我才会在书报摊停下来。老板是个盲人，会跟我说又进了哪些新的漫画。我会在晚餐前把功课做完，接着在电视机前吃饭，整个晚上我就是赖在电视机前，我10点时会回房间，伴着收音机的排行榜歌曲入睡。栖息在美国消费文化这个温柔乡，我感到很安全，仿佛进入了一段长长的冬眠。如果不是有一天图在信箱发现那封电报，真不知道我会在那儿躲多久。
图说：“你亲爸爸要来看你了，下个月。你妈会提早两个星期来，他们会一直呆到过完新年。”
午餐时间，我对一群男孩说我的父亲是王子。
“我的祖父，嗯，他是个酋长，意思是部落中的国王，你们知道吧，像那些印第安人一样。像‘奥巴马’的意思，其实就是‘燃烧之矛’。所以说我的父亲是个王子，祖父死后部落就会交给他。”
一个朋友问道：“那再以后呢?我是说，你也会回去当王子吗?”
“呃，你要知道，这可能有点复杂，因为部落有很多勇士，都想当酋长，所以我爸爸得在我回去前先摆平这些政敌。”
像这样信口开河，我能感觉到男孩们的态度在改变，他们会想知道更多我的事。所以一半的我是真的开始相信这个故事，但是另一半却清楚知道自己是谎话连篇。
大日子终究是来了。学校导师赫福悌小姐让我早点放学回家，并祝我好运。我像个犯人一样离开学校，步伐沉重，越接近外祖父母的公寓，心跳声就越大。我一直站在家门前，从这里看整个檀香山，看得到远方有一艘船只，然后我偏着头望向天空，看着麻雀在空中盘旋，直到实在想不出任何逃避的办法了，我按了门铃。来开门的是图。
“他回来了!进来吧宝贝，来见见你爸爸。”
我见到他了。从没有开灯的玄关，一个又高又黑的人微微跛着脚走过来，他蹲下来用两只手抱着我，我却没有抬起手抱他。我看到他身后的母亲，下巴又像以前一样地颤抖着。
“你看，巴利，”我父亲说，“这么久的时间，能见到你真好，真的很好。”
他牵着我的手进客厅，然后我们都坐了下来。
“巴利，听你外婆说，你在学校的成绩很好。”
我耸耸肩。
“我想，他应该是有点难为情。”图赶紧说，笑着摸摸我的头。
“这样啊，你没有必要因为表现好而难为情。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你的兄弟姐妹们在学校也都很杰出。我想，这是遗传。”他笑笑地说。
大人们开始聊天的时候，我一直都在看他。他比我想象的还要瘦，裤管被突出的膝盖骨弄得有棱有角，我实在无法想象他能举起任何人。在他旁边，一根顶部是象牙的手杖靠在墙上。他穿着一件蓝色运动夹克，配上白衬衫与大红色领巾。眼镜是角质镜框，因为反光，我看不大清楚他的眼睛，只有当他摘下眼镜揉着鼻梁的时候，我才看到他的眼睛略微发黄，像是得过好几次疟疾的人。
第二天，图叫我下楼到父亲的公寓，看他有没有脏衣服要洗。母亲正在屋里帮他烫一些衣服，她头发往后梳成马尾，眼神疲弱无光。好像刚哭过。
她说：“我知道这些事情都让你困惑，对我来说，又何尝不是。”不一会儿，“对了，我忘记告诉你，赫福悌小姐邀请你爸星期四去学校，希望他能到班上讲讲话。”
没有更坏的消息了。那天晚上一直到隔天，我无法叫自己不去想象，同学们听到简陋土屋后的表情，我所有的谎言都会被拆穿。
第二天父亲走进教室时，我还在想要怎么自圆其说。更绝望的是，连教我们数学的艾瑞奇先生，一个高大、正经八百的夏威夷人，都从隔壁班带了30个学生过来。
“今天，各位可是千载难逢。”赫福悌小姐开始说，“这位是巴利·奥巴马的父亲，他从非洲的肯尼亚千里迢迢来这，告诉我们他家乡的故事。”
我父亲一站起来，其他孩子都在看我，为了不让头垂下去，我只好盯着他后面黑板上没写字的空白地方，等他讲了好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他靠在赫福悌小姐厚重的橡木书桌上，正讲到地球最早有人类的大峡谷。之后他讲了草原上现在仍处处可见野生动物，还有不少部落要求男孩得杀掉一头狮子才算成年。也提到卢奥族的习俗，他说那里地位最高的是老人，所谓法律，就是由他们在大树下制定。他甚至还讲到肯尼亚艰辛的自由之路，和美国一样，他们过去也受英国的高压统治，而人民因为肤色遭奴役的还不知凡几，这点也跟美国处境相同。虽然如此，肯尼亚的人民就跟教室里的你我一样，渴望自由，不畏艰难，即便牺牲也在所不惜。
他讲完最后一个字时，赫福悌小姐眉开眼笑，班上每个同学都在拼命鼓掌。其中几个人鼓起勇气提问，父亲每个问题都仔细想过才回答。午餐铃声响起，艾瑞奇先生走过来跟我说：“你有一位了不起的父亲。”
曾经问我食人族问题的男孩也说：“你爸真的很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