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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有为】爱国救亡,传孔教与基督教抗衡

2015-03-20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危机日趋加重,甲午战争一役,更给中国带来巨大震动,亡国、亡种乃至民族文化的毁灭顿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康有为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奔走于救亡活动,而保教又是其活动的中心内容之一。康有为自谓:“仆之急急以强国为事者,亦以卫教也。”康有为所说的“教”乃是孔教。孔学本无“教”之称,被改造成“孔教”亦自康有为始。“光绪十四年,长素至京师,上书请变法,格不达。次年会里,始言孔子创教。”他著《孔子改制考》,则是“特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俾国人知教主,共尊信之。”自此,康有为亟亟奔走于立教、保教,在《上清帝第二书》中,他更提出“传孔子之道于外国”的建议,其论曰:“设‘道学’一科,该科之有高才硕学、欲传孔子之道于外国者,明诏奖励,赏给国子监、翰林院官衔,助以经费,令所在使臣领事保护,予以凭照,令资游历。若在外国建有学堂,聚徒千人,确有明效,给以世爵。余皆投牒学政,以通语言、文字、测绘、算法为及格,悉给前例。”从而发出了向海外传播儒学之先声。

{/b}{b}一、以建立孔教和向海外传播孔教与基督教抗衡

康有为向海外传播孔教思想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基督教传教的刺激。近代以来,基督教教会以空前规模与态势进入中国。和基督教相比,传统儒学,虽自西汉以来,逐渐被捧上所谓的“独尊”地位,但实际上在组织力和制度化上,却远远无法和基督教相抗衡。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比较耶稣教、天主教、希腊教、犹太教等教的传播状态,认为,“诸教人数比之,二十四年耶稣教多至若是,而吾教未尝有传教士推广,日澌月变,所忧滋大,教变而国亦从之矣。”又说:“泰西以兵力通商,即以兵力传教,其尊教甚至,其传教甚勇,其始欲以教易人之民,其后以争教取人之国。”正因为如此,康有为欲创立孔教,以体制化的孔教与基督教抗争。他的设想是:“令衍圣公开孔教会,自王公士庶,有志负荷者,皆听入会,而以衍圣公为总理,听会中士庶学行最高者为督办,稍次者多人为会办,各省府县,皆听其推举学行之士为分办,藉其名于衍圣公。衍圣公上之朝,人士既众,集款自厚。听衍圣公与会中办事人,选举学术精深、通达中外之士为委员。”“教会之名,略如外国教部之例,其于礼部则如军机处之与内阁,总署之如理藩院,虽稍听民举,仍总于衍圣公。”孔教成立后,便可以“国教”之尊与教皇定约、定律。因“教皇无兵无舰,易与交涉”,而双方处在一个等势的地位。衍圣公还可“派人驻扎彼国,直与其教皇定约、定律,尤宜措词。”交涉更为直接。这样,不仅国内处理教案“皆有定式”,“小之无轻重失宜之患,大之无借端割地之害,其于存亡大计,实非小补。”而且,形成一种与基督教对等对抗的实体力量。在建立孔教会的同时,康有为还建议,仿效基督教跨海传教的方式,到海外传教。尤其在海外华侨中争取阵地。正如其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所言:“若南洋一带,吾民数百万,久隔圣化,徒为异教诱惑,将沦左衽,皆宜每岛派设教官,立孔子庙,多领讲学生分为教化。将来圣教施于蛮貊,用夏变夷,在此一举。且借传教为游历,可诇夷情,可扬国声,莫不尊亲,尤为大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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