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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九大致开幕词 短时间内被万岁声打断十数次

2015-03-20 14:19:24

本文摘自:《折戟沉沙温都尔汗》,作者:王海光,出版:九州出版社

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实际上成为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会议的选举结果虽没有公布,但事实上在党内外已等于公开化了。“以林副统帅为光辉榜样”的强势宣传,随着“三忠于”、“四无限”的造神运动,遍及城乡,深入老幼。

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多数老的领导干部不是被打成“走资派”,就是犯了路线错误,不是被打倒,就是被批判。没挨整的八届中央委员所剩无几。特别是反所谓的“二月逆流”之后,又一批南征北战、功勋卓著的建国元勋们被批判,十大元帅中没问题的仅剩林彪一人。

在一片“炮轰”、“火烧”声中,林彪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帅身份号令天下,“紧跟”毛泽东的资望影响更是无人可及。在1967年中央下发了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在第一条中就提到“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这种借群众之口的通报,更能有巨大的宣传效应。

1968年3月,林彪又伙同江青,调唆毛泽东,制造了“杨、余、傅”事件,打倒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进一步扫清了他在军队里的障碍。而被他打倒的人越多,就越能证明他的“正确”。这正是那个时代的荒谬。

“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动乱,使惟一能维持秩序的力量军队的地位突出出来了。从1967年起,解放军奉命“三支两军”(支持“左”派,支持工业生产,支持农业生产;军事管制,军事训练)。在军队的维持下,各地勉强停止了武斗,成立起“革命委员会”。1968年9月,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它的主要领导成员大多是军队干部,实际是“军管会”的变种。军人集团的力量在动乱中崛起。正如当时所言:“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实际是为召开九大的预备会。按毛泽东这时“文化大革命”搞三年,明年夏季结束的打算,九大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的收尾阶段的大会。这自然是林彪、江青一伙认为趁机捞取政治权力的重大机会,是权力再分配的大会。因此,他们在会内会外都加紧了活动。

1968年7月21日,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给江青亲启的绝密信,送上康生排列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定为“有问题”的占总数的71%。在193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里,88人被列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7名被列为“靠边站,尚未列入专案”,29名被列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

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59人,仅占总数的30%。而扩大进来的“中央文革”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解放军主要负责人等多达74人。甚至还有不是党员的造反派头头也参加了会议。

全会一开始,就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策划安排下,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围攻所谓历史上“一贯右倾”的老同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不断遭到批判,甚至有时连请假写检讨也不允许。

康生给这些老同志扣上“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等罪名。

江青把“中央文革”搞乱军队的罪责转嫁给这些为稳定党和军队而抗争的老同志,颠倒黑白地诬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乱军”。

谢富治攻击说,“朱德同志从到井冈山的第一天起就反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

黄永胜诬蔑朱德“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野心”,“想当领袖”;诬蔑聂荣臻“一贯搞山头主义,搞独立王国,突出他个人,搞反动的多中心论”;诬蔑叶剑英是“二月逆流的俱乐部主任”;诬蔑徐向前“没有做过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

吴法宪当面对朱德说:“你当了一辈子总司令,实际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

攻击这些老同志的目的,是要搞臭他们,破坏他们的威信,消除他们的政治影响,为开九大时不把他们中的多数人选进政治局而作舆论准备。实际上是为九大的召开定政治调子。各地在传达全会精神中,大多点名批判了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黄、吴、叶、李、邱利用他们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把攻击老帅们的材料扩散到军队系统和有军代表的地方单位。

10月20日,林彪在全会上讲话,竭力歌颂“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他宣称“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10月26日,林彪又讲话美化“文化大革命”。他大讲历史上有四次文化大革命,“第一次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影响两千年。但同我们这次比较起来,微不足道。是小巫见大巫,没什么了不起的。”“第二次是资产阶级的意大利的文化,到十四五世纪,以文艺复兴进入了繁荣时代。”“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这三次都没有毛主席领导的这次文化大革命伟大。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一次。”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国家”。

林彪这些新提法,再一次表现了他在推行“左”倾理论方面的创造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林彪对世界历史知识的无知,更没有抵御“左”倾理论的思想能力。而是认为林彪有水平,有创见,有新意。

全会通过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搞的假材料《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从组织手续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程序。

1969年4月1日,九大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采取了特别严格的保密措施。代表们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透露会议情况。开会时,代表们从地下通道进入会场。会议自始至终笼罩着狂热的个人崇拜气氛。毛泽东在开幕式上一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就“掌声雷动,经久不息”,长时间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有的代表情不自禁地手挥“红宝书”,跳起了“忠字舞”。毛泽东一开口讲话,便全场响起雷鸣般的万岁声。毛泽东一个简短的开幕词,竟被万岁声打断十数次。在小组讨论会上,时时把讨论的发言变成了集体跳起“忠字舞”来,一些年龄很大的代表也跳个不停。

毛泽东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要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文化大革命”已使得党内团结和各项工作形成了严重问题。

大会先通过主席团名单,推举大会主席。这时毛泽东搞出了个戏剧性的场面。他突然提出:“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马上惊慌地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紧张地连连摆手,“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的举手。”全场立即举起手来。于是,毛泽东没再推辞,并建议林彪任大会副主席,周恩来任秘书长。

九大主席团的排列也是颇耐人寻味的。在毛泽东左边就座的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文化大革命”代表人物,在右边就座的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等老同志。

林彪在大会上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按党内惯例,宣读政治报告都是党的一、二把手的事情,表明了林彪在党内的突出地位。

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高度评价了林彪。“总纲”中写道:“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堂而皇之地写入党章,在现代政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这是权力承继关系向封建化的倒退。

江青、康生为把林彪写入党章,不遗余力地鼓吹。江青在九大前夕一次讨论党章的会上,说:“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康生在大会发言中说:“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关系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永远沿着毛主席革命航道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

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林彪当选为副主席,陈伯达、康生成为政治局常委。林、陈、康占据常委5席中的3席。江青、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在21名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一伙及其追随者达12名,占据多数地位,在党中央里掌握了很大的权力。

林彪的势力和权力地位在九大发展到了“顶峰”。

经过十几年的经营,林彪从整倒了罗瑞卿、贺龙,到批“二月逆流”的老帅们,可以和林彪抗衡的主要对手都被他一剪除了。林彪在通往最高权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已基本清除。林彪名正言顺地成了写入党章的法定接班人。

林彪通过“文化大革命”,形成了自己的班底。军队的主要权力基本掌握在林彪及其亲信手里。其主要成员在九大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开始由军权向党权过渡。而且,通过“三支两军”工作,不少党、政和地方的许多实际权力控制在他们手里。这样,从军内到军外,从中央到地方,已开始形成了以林彪为首,以黄、吴、叶、李、邱为主要骨干的帮派体系。林彪到达了他的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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