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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湘:不该被遗忘的天才诗人

2015-03-20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的新诗人朱湘(1904~1933)给远在万里之外的夫人刘霓君写了第一封信。其时朱湘已与霓君结合三载,爱情结晶也已有了两个,因此信中除了称谓“霓妹,我的爱妻”略显亲热,并没有多少甜言蜜语,并没有卿卿我我,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关照叮咛,夫妻间的体贴呵护,至今读来仍使人倍感温暖和亲切。此后朱湘致霓君的“情书”源源不断,每信均郑重其事地编了号,至翌年八月,共得一○六封,成为朱湘与霓君亲密而又有点苦涩的情感生活的重要见证。

谁能料到,仅仅五年之后,已经回国并曾任安徽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的朱湘,因失业和家庭关系日益紧张等众多复杂原因,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清晨在安徽采石矶附近投江自沉。寒江冷月葬诗魂。朱湘之死,成为当时中国文坛轰动一时的悲剧事件。

朱湘不到三十岁就撒手人寰,是继徐志摩“云游”之后中国新诗坛又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是“新月诗派”的又一个不幸。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朱湘到底是不是“新月诗派”(注意,是“新月诗派”,不是“新月社”,“新月诗派”是更为宽泛的)成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不少朱湘研究者,包括亡友吴方兄在内,都为朱湘正名,认为朱湘曾与徐志摩交恶,也没有在《新月》杂志发表作品,并非“新月派”诗人。但我觉得既然朱湘几乎毕生致力于新诗格律的创建,一直与闻一多互为呼应,既然朱湘曾在徐志摩、闻一多为主的《晨报副镌·诗镌》上发表了其名作《采莲曲》等诗文,既然朱湘又为“新月诗派”后期机关刊物《诗刊》撰写诗作包括十四行诗《悼徐志摩》,既然闻一多“高足”陈梦家主编的《新月诗选》也入选了朱湘的佳作(“新月诗派”名家荟萃,似无必要再硬拉朱湘充数),就不应该把朱湘排除在“新月诗派”之外。可惜吴方兄英年早逝,我已无法再与他讨论求教了。

朱湘之死,开了中国现代新诗人自杀的先河,引起当时文坛的深切悼念和一场大讨论。他的诗朋文友纷纷撰文指责当时社会的冷漠和不公,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朋友秦贤次和王宏志还编了一部厚厚的《朱湘怀念集》在台湾出版。然而,朱湘是特别的,他的特别不仅仅在于在清华学校求学期间就与“校规”格格不入,不仅仅在于他负笈美利坚并不以文凭、学位为重,更在于他孤傲、偏激、敏感,为人处世决不苟且,一言不合就拂袖而去。生活潦倒固然对诗人造成很大的戕害,但“个性即命运”,朱湘这种狷介不阿,孤高自赏,既不见容于当时,如果他活到今天,恐怕也不能见容于当今。朱湘早年同学梁实秋甚至认为,朱湘之死“应由他自己的神经错乱负起大部分责任,社会之‘冷酷’负小部分责任。”(《悼朱湘先生》)

然而,朱湘的离去毕竟使人万分痛惜。他是有才的,不是一般的有才,是奇才,也是畸才!他的诗,他的文,他的翻译,乃至他的特立独行,无一不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为了纪念朱湘,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朱湘致刘霓君这一○六封“情书”,书名定为《海外寄霓君》。中国新文学史上,鲁迅致许广平的《两地书》,徐志摩致陆小曼的《爱眉小札》,郁达夫致王映霞的《达夫书简》,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湘行书简》,都被视为现代“情书”文学的“经典”,虽然作者的风格各异,鲁迅的冷静,徐志摩的缠绵,郁达夫的热烈,沈从文的深沉,均各擅胜场。朱湘这部《海外寄霓君》足可与他们媲美。朱湘生前并不打算公开这些“情书”,因此,我们今天“偷窥”,一个真实的不加伪饰的,感情丰富细腻对爱人百般疼爱的朱湘活现眼前。时至今日,这种委婉动人的古典式的“情书”已成绝响矣。

到了一九三六年三月,由朱湘好友罗念生编订的《朱湘书信集》由天津人生与文学社推出,初版只印一千册,初版即绝版。朱湘“谈笑有鸿儒”,在致当时已各有文名的彭基相、汪静之、梁宗岱、曹葆华、戴望舒、吕蓬尊、徐霞村、赵景深、柳无忌、罗暟岚、罗念生、孙大雨等诗友的信中(书中还收入四通《海外寄霓君》未收的致刘霓君函),朱湘探讨人生,切磋诗艺,臧否人物,指点文事,一以贯之的率性而言,坦诚而不虚假,狂放而又严肃。这些信既是朱湘率直心灵的自然流露,更是研究当时作家创作史、生活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我八十年代与汪静之、赵景深、罗念生、孙大雨四位收信人有过交往,遗憾的是,当时未及向他们请教关于朱湘的点点滴滴,否则,我这篇小文也许不至于这样杂乱无章了。

近年来,随着闻一多、徐志摩、林徽因、陈梦家等“新月诗派”大家的全集陆续问世,朱湘的名字反而差不多被人遗忘了,这实在不公平。朱湘的全集何时也能与诗人见面呢?我现在编订了新的朱湘书信集《孤高的真情》,书中收入《海外寄霓君》、《朱湘书信集》和这些年陆续搜集到的朱湘集外佚简十一通,算是投石问路,也算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这位坎坷薄命的天才诗人的怀念。

朱湘其人其诗其文包括其“情书”,是不该被遗忘的。

关键词: 诗人 天才 朱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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