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 希望做一个发现者
48岁的俞可平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不是政治学者的睿智，而是看起来远低于年龄的面庞。
1990年代初，在中央编译局做副研究员的俞可平去北大找一位师弟。事后有人转告此人，“刚才有个高中生来找你”。
此时这个“高中生”已经因为研究“人权”问题而被注意。不过这还不是俞“崭露头角”的时刻。早在1988年，作为建国后培养的第一批两名政治学博士之一，俞就吸引了广泛目光。
俞可平的声誉在2007年达到新高度。年初时他因两个月前发表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而蜚声海内外，而此后十七大召开带来的政治话题升温更让他成为大陆最受关注的政治学者之一。
俞所在的中央编译局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称，一度被一些学者视为保守。
1990年，俞发表了—篇谈论人权的文章，俞在文中说，人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而在一些国家人们对人权则一直缄口不语。
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过去谈论人权是禁区。”俞当时所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原所长詹汝琮说，俞将人权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大胆而有分寸”，但俞仍招致了一些批评，有人说，人权是西方概念。
不过这并没有阻碍俞的思考方向，其后当代所获得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实际负责课题的俞在研究过程中将其变成了“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这个擅自改动研究方向的举动面临着被认为没有完成预定任务的风险。但俞争取了各方面的支持，最终顺利完成了课题。
随后俞被破格提拔为研究员。时任当代所所长李洙泗说，此时俞在中国年轻的政治学者中已颇有影响。俞在1994年应邀去美国杜克大学任访问学者，1995年又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任客座教授。
俞的研究引发了某些学者的不满，比如他谈论“市民社会”问题时，被攻击为“自由化”。而俞在参加完一次在武汉举行的学术会议后被人写匿名信告发。“上级单位来调查，但最后发现没有什么问题。”李洙泗说。
之后，俞开始更广泛地注意国际政治学界最新的研究方向。1998年，他出版了《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描述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书籍。詹透露说，上述系列图书得到了在党内德高望重的汪道涵的好评。
2000年，俞开始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寻找现实路径，俞找到了同样致力于民主政治探索的现任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两个体制内的学者以各自单位研究中心的名义共同发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一开始，一些地方官员比较冷淡，因为评选对他们升官没有帮助，而许多地方党政部门打电话咨询评奖事宜时，第一句话就是要问：你们要收多少钱?
“我们没有红头文件，”俞说，“我们凭着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感来做这件事。”评选最终获得了广泛认可。
“他(俞可平)想要及时发现政改经验，并使这些实践让党政官员和高层领导知道，为中国政治改革提供可操作的东西。”俞的一个朋友说，“他希望做一个发现者。”
十七大结束之后，俞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件‘应当’的事，而是—件‘必须’做的事。”俞曾反复呼吁中国的政改道路要走出“政治改革—社会稳定”的两难境地。并认为，中国要达到的不应该是—种“传统的稳定”，而是“现代的稳定”。传统稳定以“堵”为主；现代稳定则以“疏”为主。如果执政党内可以达成这样的“稳定”共识，那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后果就不应有太大顾虑——设计良好而条件成熟的改革意味着新的平衡状态的到来，不会影响社会安定、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