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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萧军为何说中共整风是“露淫狂”?

2015-03-20

本文摘自《老人报》2012-05-25第A6版,作者:梁向阳,原题: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各种声音激烈交锋

延安的杨家岭革命旧址,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发生地。延安文艺座谈会距今已有七十年了,它对我国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历史的必然

一九四二年五月召开的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应时而为”的产物。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步骤,旨在解决当时延安文化人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使其自觉地为工农兵鼓与呼,使文学艺术形成有效的文化战斗合力。

“整风”前的延安文艺界,在思想上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突出;在行动上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相当多的作家、艺术家只把注意力放在研究与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而不愿意接触工农兵。

其他的不论,以“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的鲁艺,就存在着种种不足。一九四O年后,鲁艺有将近两年左右的时间进行正规化与专门化的“关门提高”。具体表现在:美术系向西洋学习技术,画构图复杂、大场面的画;戏剧系热衷于演大戏和外国戏,演出《日出》、《铁甲列车》、《带枪的人》等大戏;文学系欣赏古典和外国文学作品,言必契诃夫,谈必果戈理。鲁艺师生在桥儿沟礼堂里排戏,自己观摩演技,老百姓在外面拍窗子,讽刺说:“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害(解)不下!”从艺术培养的角度来讲,“关门提高”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关键是不合抗战时宜。

当时,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说:“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英勇牺牲在战场,还不知道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还是你们文艺人的罪过。”他号召“前后方的枪杆子与笔杆子能够亲密地联合起来”。

座谈会上,与会者争论得异常激烈

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凯丰联手发出请柬,邀请一百多位延安文艺工作者参加文艺座谈会,而鲁艺受邀师生占到半数左右。

五月的延安,阳光灿烂。“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五月二日下午召开的。座谈会先后开了三次大会和多次分组会议,直到五月二十三日晚上结束。会上有几十位党内外作家发言,毛泽东参加了这三次会议。

五月二日,毛泽东讲“引言”,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着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消灭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指出: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他还根据文艺工作本身的任务和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提出应该解决的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五大问题,要大家讨论。

现有的史料披露,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各种声音争论得异常激烈。胡乔木回忆,五月二日的座谈会上,萧军当时是第一个讲话的,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胡乔木忍不住起来反驳。对于胡乔木的反驳,毛泽东非常高兴,开完会后,专门让到他那里去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

接下来是分组讨论,为下一次大会做准备。

五月十六日,举行了第二次大会。在这次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和朱德都出席了,毛泽东没有发言,主要听取与会者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并认真作了记录。据出席会议的温济泽回忆:当时会场很活跃,争论得很激烈,那种民主气氛是后来难以想象的。有些人的话甚至很出格,萧军说你们共产党人的整风是“露淫狂”。而一位作家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讲了一个多小时文学基本知识,引起了大家的不满。最让毛泽东满意的,是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的发言。他讲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出《小放牛》受欢迎的盛况,说我们离开村子的时候,老百姓送我们很多吃的东西,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红枣核多的那条路走,就可以找到我们。毛泽东很高兴,打趣说: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争论下去自然不是办法,总要有个结论。这个结论自然是由毛泽东来做。为此,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文艺座谈会的问题。毛泽东向中央通报了文艺座谈会的情况,也介绍了他准备给座谈会作结论的大致内容。他还明确地提出:延安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很浓厚,整风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战。

五月二十三日,文艺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大会,气氛更加热烈。先是由与会者发言,到了下午,朱德最后发言。他针对前两次会上出现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情绪指出: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批准;不要怕说“转变”思想立场,不但要转变,而且是投降,他说自己就是从一个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既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为什么不该颂?”

朱德发言后,趁着落日的余晖,由摄影家吴印咸拍摄了与会者合影留念的照片。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合影”照片(如图)。

晚饭后,由毛泽东作结论。由于人数增加,会址只好改在中央办公厅小楼外的院子里。在汽灯下,毛泽东手里拿着讲话提纲,侃侃而谈。他把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他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根本问题。在“结论”中,毛泽东还根据他先前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和三次座谈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具体分析和批评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八种观点。

“鲁艺人”引领了延安文艺新风

毛泽东对“鲁艺人”寄予厚望,“鲁艺人”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鲁艺人率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身子扑下去,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专心致志搞“文艺下乡”。

陕北人每年春节都要“闹红火”、扭秧歌,但一九四三年春节注定是“鲁艺人”的春节。鲁艺秧歌队扭出“新秧歌”(老百姓叫“斗争秧歌”)和演出“新秧歌剧”,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新秧歌,形式灵活、短小精悍,群众喜闻乐见,令人耳目一新。老百姓奔走相告:“鲁艺家的来了!”“鲁艺家”是老百姓对鲁艺宣传队的一种亲切称呼。王大化和李波是鲁艺宣传队的明星,他俩演出的《兄妹开荒》第一次展现翻身农民的形象,是最受欢迎的新秧歌剧。只要他们有演出,老百姓就说:“看王大化去”。毛泽东看了后很高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

“新秧歌”和“新秧歌剧”的兴起,标志着延安文艺新时代的到来。“秧歌”一词也成为延安文艺新时代的代名词。(作者系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关键词: 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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