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为爱情恢复位置

刘心武在12月11日《解放军报》撰文说，我在1977年夏天写出了《班主任》，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沉痛诉求。作品在当年《人民文学》杂志11月号刊发后，引出了一个纷纷以小说形式表达清算“文革”恶果的潮流。 1978年5月卢新华在《文汇报》发表了《伤痕》，使这个潮流获得了一个恰如其分的符号：“伤痕文学”。

1978年春天，因为《班主任》带来的巨大反响，激发出我更强烈的写作欲望。应该对各方面说明的是：写作和发表《班主任》时，我已经不是中学教师，我在1976年时已经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即现在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当编辑。那时出版社和北京市创作研究部在一个院子里。创研部的负责人赵起扬“文革”前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党委书记，是一个文艺内行，“文革”中遭迫害，到创研部后，时逢“四人帮”垮台，他那里就成了北京市许多业余作者串门的地方。因为他开明，大家聚集聊天也就越来越口无遮拦，后来他索性组织座谈会，让大家畅言解放思想。

记得在一次座谈会上，大家说起“样板戏”，我在大家的启发下，也就畅所欲言，说“样板戏”里不仅把爱情斩尽杀绝——比如歌剧《白毛女》、电影《红色娘子军》里原来男女主人公还有爱情影子，但据之改编的“样板戏”里生怕观众“误会”，强调两人之间只有纯净的“革命战友关系”——连夫妻关系也都淡化、净化到讳莫如深的地步：《红灯记》有祖孙三代，却绝无夫妻、恋人的踪影；《沙家浜》里只有阿庆嫂，说阿庆跑单帮去了，尽量让观众想象阿庆只是个以丈夫身份掩护自己的地下工作者，与阿庆嫂并无“男女之事”；《海港》女主人公从造型上看老大不小了，却绝无涉及爱人、子女的言辞细节；《龙江颂》女主人公也不见其丈夫，只是她家门楣上有“光荣军属”字样，但观众也可以理解成她家其他男子在部队服役；《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里当然更没有爱情、夫妻的影子。难道一提爱情，甚至一涉及夫妻，一表现完整的家庭，就是不革命吗?正是由于这种首先从“革命文艺作品”里取消爱情的做法，使得社会生活里爱情乃至正常的夫妻关系也都只能转入地下，而一些年轻人甚至也就懵懂到完全不晓得男女之间除了 “共同把革命进行到底”以外还可以发生什么关系。我就知道一位到生产兵团“屯垦戍边”的女青年，新婚当晚，忽然衣衫不整地跑到连指导员那里去哭诉：“他跟我耍流氓! ”她竟只知道男女结婚要戴大红花、接受许多套“红宝书”的礼物，然后就在一起“斗私批修”，而不知道丈夫和她可以在床上做什么，甚至也就不清楚小孩子究竟是怎么冒出来的。这不是笑话，而是真事，我们听了，可能先会笑，然后可能就再也笑不出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构思一篇作品，主题先行，题目一定要定为《爱情的位置》，为爱情在文学艺术领域里面恢复名誉，获得应有的位置。 1978年春天，我们出版社的同仁，决定创办一份大型的文学双月刊，以《十月》命名，当时无法立即获得期刊号，就先以丛书名义“以书代刊”，在筹备过程里，我写出了《爱情的位置》。编辑部和创研部联合召开座谈会，把《十月》创刊号拟定的目录拿给大家征求意见，一见其中有《爱情的位置》，都很兴奋，记得参加座谈会的老作家严文井不禁喟叹：“爱情总算又有位置了! ”

《十月》创刊号正式发行以后，虽然那上面有若干远比《爱情的位置》更出色的作品，但《爱情的位置》引发的轰动不仅超出了创刊号其他作品，也超出了此前几乎所有作品，强烈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班主任》那时已经使我每天得到超过10封的读者来信，而《爱情的位置》经过许多报刊转载和电台广播以后，短短一个月里我就收到了超过7000封的读者来信!有封来信寄自遥远的农村，是一位“插队知青”写的，他说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到村旁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传出“现在播送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的声音，当时他“觉得简直是发生了社会剧变”，当然后来他知道那是良性的政治变化的“前兆”。还有一位海边的渔民给我写信，说听了广播激动得不行，才知道原来自己藏在心底的爱情并不是罪恶，他现在可以跟女朋友公开来往了，为了感谢我的文章给予他们的解放感，他们决定寄给我一个巨大的海螺。不久我收到了他们寄来的大海螺，现在这海螺还放在我书房里，不时让我重温新时期30年文学发展初期那离奇的轨迹。

不待方家评说，我自己早就一再检讨：《爱情的位置》就文学价值而言是不足道的，那时的轰动完全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但这毕竟是我人生中的亮点，我为之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