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鑫：三里洞记忆

林鑫，画家，独立影像制作人。1960年生于陕西铜川市，祖籍江苏太仓。曾出版诗集《噢!父亲———黑色的记忆》。2003-2004年编导纪录片《陈炉》，此片2005年入选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和云之南纪录影像展。2005-2006年，拍摄纪录片《三里洞》，入选第四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年度十佳纪录片。2007年开始拍摄关于矿工第二代的纪录片《同学》。

农历正月十四日下午，林鑫带我去看他的父辈们干了一辈子的铜川三里洞煤矿，那也是他的纪录片《三里洞》中拍摄了大量场景的地方。铜川这个城市因煤矿而建，全市共有十五六个煤矿，三里洞煤矿是其中最大的之一，矿工最多时曾达到五六千人。

五十多年前的1955年，24岁的朱永生等318位上海青年，从上海来到这个相对偏僻、简陋的小城，来到三里洞煤矿，从此再也没能离开。他们中有很多人死在井下，如今仍然活在世上的，大概只剩下二三十人。

2003年，三里洞国有煤矿宣告破产，结束了它曾有的辉煌与持续多年的亏损，变成一片荒凉的废墟。大门上的“三里洞”几个字或是掉落或是残损不全儿。通往井下的入口被封在一间上了锁的小房子里。此地跟林鑫的记忆关系密切。童年的林鑫经常在井口等着父亲朱永生下班，“装满人的罐笼哐当一声上来，从地下上来的人，脸都是全黑的，我不知道哪个是自己的父亲，经常要等很多人，无数人从我跟前走过，然后人群中一个人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走吧，我才知道这一个就是父亲。”然后父亲带他去矿里的澡堂洗澡。

1985年，他的父亲朱永生因患食道癌过世，归葬江苏太仓的故土。2005年，四十多岁的林鑫扛着摄像机，寻找这318位矿工中还活着并仍然在铜川生活的人———他找到了13位老矿工，以口述的方式，形成一代矿工的群像。他们是：顾龙祥、沈龙根、王正祥、姚洪昌、葛登发、张百生、陆荣初、周寿根、罗世俊、丁福珍、高章顺、陈宜祥、朱永生等。

由此拍成的纪录片《三里洞》，长达172分钟，画面全是黑白的，以凝重的质感，纪录了一个个矿工的肖像，他们不能自主的个人命运、惊人的苦难、生命的坚韧，以及那个发生了这一切的、即将消逝的时代。

“我们都是欺骗来的”

318位上海青年是如何来到三里洞煤矿的?老矿工们的回忆清晰地呈现了那一段历史：1955年，陕西矿务局到上海招工，“支援大西北建设”是“无上光荣”的事，而且到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先上三年技校”，“你们都是将来我们煤矿的主人”。

1955年12月18日，318名年轻人每人都得到了一个支援大西北建设光荣证，他们怀着希望和热情，从上海出发前往铜川。周寿根说，“送我们的时候，上海市建筑工会的主席弄了十辆大轿车，敲锣打鼓送到火车站，从上海上车一直到铜川转了三次车，在西安还不敢停，害怕我们跑了”。老人们都说“我们都是欺骗来的”，他们的语气不是愤怒的控诉，而是异常平静的陈述。

到达铜川后，只经过半个月的培训，他们就开始下井了。

井下工作的艰苦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下到井底后，还要走上一二十里地才能到达采煤区。沈龙根说，“那么深的地方下去一看都害怕，在井下不知道白天黑天。都爬进去的，拿铁柱子，拖着，爬一段，拖一段，爬到里面去采煤”。

戚国其和矿难

每个受访的老矿工都会向林鑫提到戚国其———他是第一个在矿难中身亡的人。1957年的某一天，三里洞煤矿刚移交生产不久，20多岁的戚国其在井下的水泵房里排水时，主井提煤机斗的钢丝绳突然断裂，机斗砸到戚国其身体的中间，“这样砸到人的中间，两头都翘着。哎呀，弄了半个月了”。援救的矿工们在水里泡了十六个小时，终于把人弄出来，“结果人骨头没有了，就是一张皮子”。这样的惨状给上海来的这些人以极大震动，后来“时间长了，事故多了，也就那么回事了”。

自此矿难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基本上每月一次事故。王正祥是笑声最为爽朗的一个，他的讲述就像黑色幽默，“一次大冒顶，王川江还在，把他埋在里头，两天两夜。没有受伤，眼睛睁不开，给这个磕头，给那个磕头，哈。他说肚子饥的很，饥的很，头一个扒出来的时候把他吃撑了，弄个救护车接到大门口，死了”。

他们这些幸存者，也是多次与死亡擦身而过，葛登发在一次放炮中双耳失聪，五个脚趾被砸断过，周寿根曾被电击休克半小时，说“就像去看了场电影一样”。

据陆荣初统计，到1991年他退休为止，在他担任矿长的这二十年里，三里洞煤矿共有140多个人死在了井下，他们的青春和生命永远地埋在了这儿。

老无所依

在片子中，出现了老矿工们年轻时的照片，并且给予引人注目的特写。那时他们面容俊秀，意气风发，罗世俊的妻子有着令人难忘的美丽。如今他们年迈体弱，喘气困难，经受着职业病的折磨。六七百元的退休工资，有时还不够支付医药费。他们一般都有三四个子女，几乎每家都有一两个下岗的。就是这几百块钱的养老钱，通常不光养老俩口，养一家三代的，为数不少。

罗世俊的妻子已是一位走路颤颤巍巍的老太太，说话含糊不清，当罗世俊说到“老伴跟着我受苦了”时，她伤心大哭起来。

那片山腰上的老简易房全都面临拆迁，“说是一户补偿两万，哪有两万，一共给五千块钱，还不给你手里”，买不起新房。葛登发说，只要能有个容得下老两口睡觉的地方就行。“老了还没地方住，真笑话。唉，原来靠组织，现在组织不管把咱撂摊子了”，葛登发的话听来十分悲凉。

父亲

只上过三年小学的朱永生会谱曲子，有过当作曲家的梦想。为了谋生养家，他主动报名来到铜川，成为一名瓦斯检查员。一同过来的还有林鑫的姑父和姨父。朱永生下班回来，有时会给儿女们唱《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暗夜中，孩子们静静地听他唱着，这深沉的歌声，成为林鑫记忆中很难磨灭的一幕。

矿区的生活充斥着浓重的死亡气息。初中时的林鑫曾在上学路上，背着书包站在路边数汽车上载着的棺材，一辆车上拉一个棺材，数到十几个的时候，发现后面的车还源源不断地开来。消息说焦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了100多人。有一个说法流传开来，说是瓦斯过的人就像烤熟的红薯一样，手指一戳一个洞。

1978年林鑫高中毕业，考美术学院没考上，在家待业一年，心里十分内疚。他想到了下井，当他向父亲提出时，父亲不同意，却也没有多说什么。在拍《三里洞》时，父亲的一位矿友告诉林鑫：当时你父亲说，哪怕找个临时工也不让他下井。林鑫越来越体会到父亲藏在深处的爱。

《同学》是他的矿工三部曲的第二部，仍然充满了黑色的记忆。在不久前的同学聚会上，一位女同学抓着林鑫的手哭泣不止，原来女同学看了凤凰卫视做的对《三里洞》的报道，知道林鑫跟自己有着相同的创痛———父亲早早过世。那天林鑫随身带了摄像机的，但他没有勇气打开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