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从神圣走向开放

人民大会堂，这座为建国10周年献礼的建筑，面积达17.18万平方米，比故宫全部的建筑面积还要大。

1978年12月底，有中央领导人提议，大会堂在不进行重大活动时，向各界群众开放，以密切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体现党拨乱反正的决心。 1958年建成初每周有一到两次的对外开放日，但到文革期间，群众性开放已中断。

1979年1月27日晚，中断了15年的首都群众春节联欢晚会再度在大会堂举行，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宣布：人民大会堂将重新向各界群众开放。在这个夜晚，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联欢会上，人们嗅到了舞禁初开的味道，在此之前，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的，“文革”期间被叫作“封资修”。

同年3月10日，大会堂东门外的警戒铁栏杆被全部拆除；7月15日，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会堂及部分大厅正式对外开放。人民大会堂的商业化，也正是从那时候破冰。当时到大会堂参观将收取两角钱的门票；在万人大礼堂“江山如此多娇”的巨幅画前，也特意开设了两个摄影点，收费拍照。

进入1980年代中后期起，人民大会堂的商业化开放渐成“气候”：各类单位削尖脑袋想进来，最早是一些部委、行业协会办活动，后来是一些国企，再后来外企也被吸引进来，最后民营企业也走来了。

李志起，北京一位从机关“下海”的公关策划人，在过去10年中先后作为“中介”，为大大小小几百家企事业单位承担在大会堂办会的业务。

李至今记得2004年一个民企委托他办的会。1994年7月8日，来自广州的南方测绘公司做了件令同行惊呼的大事——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司15周年庆典。时任公司公关经理黄吉海回忆称，那时候公司从上到下都没去过大会堂；而且当时测绘行业相当冷僻，大家都迷信洋仪器，而不屑于国产仪器。结果好得出乎意料。客户蜂拥而来，原计划450人，实到700人，有的客户甚至从新疆坐几天火车赶过来。意想不到的还包括公司品牌影响力的提升。此前该公司在全国的招标采购，基本上中标率在5%以下，但从那以后全国中标400多个。

李志起还记得另一位 “激动万分”的申办者。

1996年香港友利电讯公司委托，在大会堂举办活动。当那家企业的香港老板第一次走进大会堂时，相当激动，举着相机，甚至越过了警卫隔离开的地方。而一年以后的7月1日零时，正是在同一个地方，4000多名中外嘉宾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见证了香港的回归。

另一个与香港有关的故事是，香港厅自1997年建成后，鲜有对外出租。2006年11月，东风汽车公司委托李志起在大会堂举办新闻发布活动时，相中了香港厅，这个厅在诸厅中面积最大，装潢精美。人民大会堂管理机构犯难了，因为该厅靠近南门，楼上便是一位副委员长的办公室，此前极少出租。犹豫之间，东风汽车公司特地托人征求了人大常委会一位领导的意见，最终得到批准。

现在，无论几千人的大会，还是几十人的小会，如果资质合格，又恰好赶上相关的厅未被国是会议使用，都可以租用，只要执行严格报批手续即可。但开放并不等于申请之易。在人民大会堂办会，哪怕仅一小时，申请程序也是非常严格。一切办会申请需提交负责大会堂日常管理维护的人民大会堂管理局。

“按照规定，企业须有正部级的介绍信，并提供企业资质、法人执照等相关合法证明；嘉宾名单、会务材料也要一一上报。”李志起说。尽管大会堂的租金并不便宜，半天的出租就要几万元，但想来办会的单位依然很多。

与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相对应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人民大会堂也开始了自身的变革。一个管理细节是，到1984年，国宴厅甚至开始为旅游者提供“份饭”。时任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的苏秋成告诉记者，国宴厅卖“份饭”，既有参观群众的需求呼吁，也有上级领导的支持。这仅是大会堂诸多企业化改革事项的一个。苏秋成介绍说，1984年，人民大会堂正隶属于中共中央办公厅管辖，时值中直机关部分下属单位推行企业化管理改革试点。

改革仅两年，到1986年，大会堂的行政经费完全实现自给自足。到1991年，大会堂经营总收入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2000万元。

1990年4月创办了自己的经济实体——人民大会堂综合服务开发中心。

2006年9月22日，韩国歌手安七炫与中国台湾歌手吴建豪在人民大会堂同台演出。当演出进行到50分钟时，被临时喊停。原因是现场的气氛混乱，有激动的歌迷甚至跳上了大会堂的桌子。这次事件后，“人民大会堂成了迪厅? ”的争论再起。疯狂的歌迷是否亵渎了大会堂的庄严，这成为一个议题。事件的重新探讨，并未阻止大会堂开放的步伐。大会堂管理局一位负责人表示，人民大会堂的职能是为党和国家的政治性活动服务的，为各省市、各部委、机关团体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即便开放，它的职能仍然没有变，而是范围更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