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

　　钱玄同（1887年9月12日—1939年1月17日），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字学家、著名文学理论家、语言学家。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从事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字改革，创议并参加拟制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从1913年到北京高等师范执教，连续在北京师范大学任专任教授二十余年。他讲授的课程，以音韵学为主，还有“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并长期任国文系主任。1925年，钱玄同抱病坚持起草了《第一批简字表》，堪称我国文字改革工作先驱。1932年，钱玄同与黎锦熙共任《中国大辞典》总编纂。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忽然右脑部溢血，在德国医院逝世。代表作品是《文字学音篇》。

　　

　　1904年，时年18岁，在湖州剪辫，与友共办《湖州白话报》，封面上只写“甲辰年”、不书光绪三十年，以示不遵清代王朝。

　　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习师范，与章太炎、秋瑾等人交往。次年入同盟会。

　　1908年，始与鲁迅、黄侃等人师从章太炎学国学，研究音韵、训诂及《说文解字》。

　　1910年回国后曾任中学教员、浙江省教育总署教育司视学、北京高等师范附中教员、高等师范国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辑、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等。他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致陈独秀的白话信，并敦请他人用白话作文。

　　1911年，辛亥革命后，钱玄同先在杭州教育专署任科员、视学。

　　1913年到北京，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讲师。

　　1915年，就任该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

　　1917-1927年，兼任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

　　钱玄同从1913年到北京高等师范执教，连续在北京师范大学任专任教授二十余年。他讲授的课程，以音韵学为主，还有“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并长期任国文系主任。

　　1917年加入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为会员，会长是蔡元培。该会宗旨是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采用。兼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致力国语运动。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对文学刍议的反应》，激烈反对作文“用典”即。他说：“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他 提出“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 尤为恶劣。”

　　1918年，《新青年》也在他的倡议和影响下第4卷第1号开始用白话文出版。同年，钱先生成为《新青年》的轮流编辑之一。在这期间，他曾动员鲁迅给《新青年》写文章。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是钱玄同催促他写出的头一篇作品，并且头一次用鲁迅作笔名。

　　1919年，他成为“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并任常驻干事。同年，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出版了《国音字典》，最终由教育部公布成为教育标准，钱玄同起了关键作用。

　　1920年2月1日，钱玄同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认为：“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间就能够制造成功的；更不是精心浮气、乱七八糟把音一拼，就可以完事的。造成拼音文字，第一步是规定语法，第二步是编成字典。有了这两样东西，才能有拼音文字出现。”在这篇文章里，钱玄同还提出：“对于汉字形体的改良……现在是需要甚急，非赶紧着手去做不可的了。我是很高兴做这件事的。现在打定主意，从1920年起，来做一部书，选取普通常用的字约三千左右，凡笔画繁复的，都定他一个较简单的写法。”钱玄同抄用的简体字，大部分是固有“拟体字”，新造字则不多。但不论造新的还是采旧的，钱玄同抱定的“唯一主张”是：减省笔画。钱玄同通过学术的方法，以学理来阐明注音字母的合理性，并以自己的专长，通过学术的途径，为推进国语尽力。在论及“国音”、“京音”问题时，针对一些主张以“京音”为准的观点，他再次辩证道：“就事实上讲，英国以伦敦南部之音为国音，不是以伦敦都会之音为国音；德国以汉堡之音为国音，不是以柏林之音为国音。”“况且国音是为国语而设的，国语当以在现在社会上最占势力的普通话为根据，决不能以北京一隅的方言为根据……国语既不是北京话，国音如何可以纯用北京音呢？”

　　钱玄同认为，改用拼音字母需要10年的准备，因此他提出了十项筹备事项和五项“补偏救弊”的办法。

　　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4次大会上，钱玄同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成为“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

　　1925年，钱玄同与黎锦熙一起创办并主持《国语周刊》。“国语统一筹备会”于1928年改组为“筹备委员会”，于1935年又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他都一直任常务委员。

　　1925年展，钱玄同抱病坚持起草了《第一批简字表》。可以说。建国以后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钱玄同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做过很多坚实的奠基工作，他称得起是文字改革工作的前驱。

　　1928年，钱玄同曾任辞典处国音大字典股主任。1928年7月12日，国民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电请钱玄同、黎锦熙为“国语统一会”的筹备员，改组国语统一筹备会。9月26日，中华民国大学院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12月国语统一筹备会改称“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钱玄同、黎锦熙、陈懋治、汪怡、沈颐、白镇瀛、魏建功为常务委员。

　　“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成立后，钱玄同为委员。在他参加的“数人会”的努力下，“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制订出来并于1928年由大学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成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第一式是“注音符号”）。参与审订由吴稚晖编写的《国音字典》。钱玄同为增修委员、起草委员，并负责最后审核。1931年定稿，改用北京语音为标准音。1932年由大学院（即教育部）公布，取代《国音字典》，成为全国标准读音的根据。后经修订，更名为《国音常用字汇》。他为该书写的《说明》对北京音系及其历史和概述所取音读都作了细致的描述。

　　1931年，钱玄同任国音字母讲习所所长。

　　1932年，钱玄同与黎锦熙共任《中国大辞典》总编纂。

　　1934年，钱玄同又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并自己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2300多字。

　　1935年，大学院公布了其中的324个字。这是历史上由官方公布的第一批简化汉字。此外，钱玄同还倡导使用新式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念法、汉字横行书写等。

　　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忽然右脑部溢血，在德国医院逝世。

　　

　　八十年前，有一位三十二、三岁的中年人在四处奔波。他身材不高，戴着近视眼镜；夏天穿件竹布长衫，腋下夹一个黑皮包。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了高谈阔论的声音。他就是钱玄同。之所以四处奔波，是为了约稿，或跟友人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面临的种种问题。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中，钱玄同可说是一员骁将，一位急先锋。他虽然并不是发难者，但却最早给发难者以强有力的支持。1917年初，当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钱玄同立即在该刊2卷6号发表《通信》作为声援，内云：“顷见5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此后，钱玄同又发表了《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等重要文章，提出了文章应加标点符号，数目字可改用阿拉伯号码，凡纪年尽量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元，书写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移”等主张。钱玄同的出阵，使-、胡适在寂寞中深受鼓舞。-对钱玄同的“崇论宏议”表示“钦佩莫名”。他在复钱玄同信中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不景从也。”胡适说，钱玄同对他的赏识使他“受宠若惊”，“自信心更强了”；又说，“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尤其重要的是，钱玄同将“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确定为文学革命的对象，击中了当时摹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选》所选骈体文的旧派文人的要害。钱玄同认为：“六朝的骈文满纸堆垛词藻，毫无真实的情感，甚至用典故代替实事，删割他人名号，去迁就他的文章对偶，打开《文选》看，这种拙劣恶滥的文章，触目皆是。直至现在，还有一种妄人说，文章应该照这样做。《文选》文章为千古之正宗。这是第一种弄坏白话文的文妖。”可见，钱玄同是从更新文学观念和促使文章发展与时代发展步调一致的角度反对“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

　　作为文学革命的声援者和呐喊者，钱玄同并不兼事创作，一生未做过一首新体诗。但是，钱玄同却有很深的文学造诣。早在清末留学时期他就跟章太炎先生合办《教育今语杂志》，用白话文撰写论文。坊间流行的《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文章多出自钱玄同手笔。归国后他又在浙江办过《通俗白话报》。第一篇近于白话的论学书，就是钱玄同与-在《新青年》3卷6号发表的通信。《新青年》杂志从4卷1号起刊登白话文章，使用标点符号，也是钱玄同宣传、鼓动、争取的结果。此后，钱玄同用白话撰写了大批杂文，对守旧文人和封建遗老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的文风慷慨豪放，有如长风穿谷，奔流击石，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有较高建树。

　　催促新文学作品诞生并予以奖掖支持，是钱玄同“五四”时期又一历史贡献。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就是鲁迅在钱玄同的敦促下创作的。为约请鲁迅替《新青年》写稿，钱玄同常于下午4时来到绍兴会馆，一直聊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到位于琉璃厂的北高师教员宿舍——他把这种长谈戏称为“生根”，意即坐下不走，0生根。张勋复辟失败之后的1917年8月，钱玄同跟周氏兄弟在补树书屋的老槐树下有一场石破天惊的谈话。当时鲁迅正用钞古碑的方式消磨岁月。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钱玄同斩钉截铁地反驳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于是鲁迅终于答应了钱玄同的请求，写出了振耳发聩的《狂人日记》。对于胡适尝试用现代白话作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不用古语，不抄袭前人诗里说过的话，钱玄同表示“非常佩服，非常赞成”，赞扬他“知”了就“行”，以身作则，做社会的先导。

　　然而，钱玄同的学术造诣主要还是体现在文字学中的音韵部分。他既得章太炎先生真传，又能综合顾(炎武)、江(永)、孔(广森)、段(玉裁)、戴(震)、严(可均)诸家之长，铸古融今，自创系统。由于他能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研究古韵，卓然成为音韵学界“古今中外派”的集大成人物。

　　在中国近现代的-中，钱玄同的建树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审定国音常用字汇(历时十年，合计一万二千二百二十字)。二、创编白话的国语教科书。三、起草《第一批简体字表》(计二千三百余字)。四、提倡世界语。五、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此外，他执教近三十年，开设过“古音考据沿革”“中国音韵沿革”“说文研究”等课程，为中国语言学界培养了大批英才。

　　在评介钱玄同的学术成就时，我们决不能忽视他在史学界的贡献。他既反对“泥古”，又反对“蔑古”。他辨真伪，审虚实，求真信，成为了承袭清代道咸年间今文家极盛余绪而又启发现代用科学方法扩大辨伪运动的第一人。一般人多以顾颉刚为古史辨运动的领袖人物，殊不知在这方面对他启发最大的是钱玄同，是钱玄同要他重新清理今古文之争的公案造成了他辨古史的动机。早在1920年，钱玄同对顾颉刚说：“今文家攻击古文家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具一齐撕破。”顾颉刚认为这是一个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是一个击碎玉连环的解决方法。他回忆说：“我的眼前仿佛已经打开一座门，让我们进去对这个二千余年来学术史上的一件大公案作最后的解决。”

　　任何人的学术成就都不是孤立取得的，都不可能与其人格无关。凡是跟钱玄同先生接交过的人都能感受到，他是一个个性十分鲜明的人。他为人正直，生活俭朴，论学无门户之见。与人交谈时话多而急，庄谐杂出，尤娴于近代秘闻轶事。“打通后壁说话，竖起脊梁做人”就是他的处世原则。他坚信凡事总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因而能服膺真理，追赶时代。他年少时一度赞同保皇派主张，认为“皇帝圣明，德泽广被”，因而撕毁谭嗣同的《仁学》，斥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訄书》是“叛逆之论”。1903年至1904年间受章太炎、邹容影响，很快就确立了民族民主革命立场，剪辫排满，义不帝清。

　　不过，钱玄同也有一个遭人非议之处，那就是偏激。钱玄同也承认，他的主张常涉两个极端，十分话常说到十二分。但这种“偏谬精神”往往包含着合理的内核，其核心是反封建精神。在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也几乎要流血的旧中国，在跟肉体和精神均已硬化的顽固派作斗争的过程中，非有大力难开新地，非有坚兵难摧敌垒。

　　钱玄同晚年因国事蜩螗，外寇侵凌，常满腔孤愤，抑郁难语，“魂忽忽若有之，出不知其所往”。自热河沦陷后，他有约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但同时也使他更坚定了反帝爱国立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经留日的钱玄同即与日人断绝交往。1933年5月，他书写了《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墓碑》。1936年，他跟北平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提出抗日救国七条要求。日寇占领北平后，钱玄同复名钱夏，表示是“夏”而非“夷”，决不做敌伪的顺民。他蛰居养疴，誓不伪命。1939年1月17日因右脑溢血猝逝，终年52周岁。

　　钱玄同一生在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古史辨运动以及音韵学诸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的国家、民族决不会忘记这种使它们引以为自豪的历史人物。由于钱玄同多议论，少著述；加之他对于旧作采取了一种近乎苛求的态度，以致他的文章还从来没有系统搜集，辑佚成册。虽然钱玄同并未因其少著专书而损及其学术声誉，但他的文章未能结集出版，毕竟影响了他学说的传播，不利于对他进行全面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准确的历史定位。

　　

　　在中国近现代的国语运动中，钱玄同是国语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钱玄同早年积极宣传汉语改用拼音文字，曾采用国际音标制定汉语拼音字母。

　　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语文改革活动、文字、音韵和《说文》的研究等几个方面。钱玄同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态度很坚决。

　　钱玄同在《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的《写作大纲》中提出改革大纲十三事，如用“国语”作文；规定语法之词序；小学课本、新闻纸旁注注音字母；文章加标点符号；用阿拉伯号码和算式书写数目字；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等，都是有关文化教育方面重大改革的首倡。后来和赵元任、黎锦熙等数人共同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这一切在当时都很具建设性。

　　《文学学音篇》是钱玄同1917年在北京大学预科讲授文学学音韵部分的讲义。它是中国第一部音韵学通论性的著作，首次把古今字音的演变划分为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现代六个时期，形成了第一个完整的汉语语音史分期方案；首次把近代音列入研究内容，指出《中原音韵》是近代北音的上源，拓宽了音韵学的研究范围。从历史的观念出发，钱玄同分五章系统论述了古今音韵的发展。他从“注重之点，尤在应用方面，不以考古为重”出发，把论述重点放在“于考古通今，其用甚大”的《广韵》和由读音统一会讨论制定。

　　钱玄同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研究古韵，成为音韵学界“古今中外派”的集大成人物。

　　钱玄同在国语运动中的建树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定国音常用字汇（历时十年，合计一万二千二百二十字）。

　　二、创建以白话文编辑的国语教科书。

　　三、起草《第一批简体字表》（计二千三百余字）。

　　四、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

　　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的任务》报告中说：“1926年产生了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制订的国语罗马字，1931年产生了由瞿秋白、吴玉章等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中国人自己创制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在我们今天看似理所当然的汉语书写格式、标点符号、拼音字母，在当时的推行是何等的艰难，没有钱玄同等前辈锲而不舍的追求，也许我们今天还无缘享用汉语拼音和标点符号之恩泽。

　　钱玄同执教近三十年，开设过“古音考据沿革”、“中国音韵沿革”“说文研究”等课程，为中国语言学界培养了大批英才。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

　　“五四”期间，钱玄同率先明确抨击“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并与刘半农合作“双簧信”，给旧文学阵营以沉重的打击。钱玄同主张常涉两个极端，十分话常说到十二分。但这种“偏谬精神”往往包含着合理的内核，其核心是反封建精神。在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也几乎要流血的旧中国，在跟肉体和精神均已硬化的顽固派作斗争的过程中，非有大力难开新地，非有坚兵难摧敌垒。

　　立场坚定的爱国者

　　钱玄同晚年因国事蜩螗，外寇侵凌，常满腔孤愤，抑郁难语，“魂忽忽若有之，出不知其所往”。自热河沦陷后，有约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但同时也使钱先生更坚定了反帝爱国立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经留日的钱玄同当即与日人断绝交往。1933年，日寇侵入华北。5月，钱玄同书写了《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墓碑》。1936年，钱玄同和北平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提出抗日救国七条要求。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藏。日寇占领北平，北师大西迁，钱玄同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不能随迁 而成为留守者。坚守故园的钱玄同在给远在西北的好友黎锦熙的通信中表示：“钱玄同决不‘污伪命’。”原来，在北平(即 北京)沦陷以前，他认为凡去伪满和冀东伪组织求职和授课的都叫“污伪命”。次年，他又对北师大秘书汪如川说：“请转告 诸友放心，钱某决不做汉奸！”同时他复名为钱夏，表示是“夏”而非“夷”，决不做敌伪的顺民。

　　治许舍义，训以逃难。——杨树达挽钱玄同

　　滞北最伤心，倭难竟成千古恨；

　　游东犹在目，章门同学几人存。——许寿裳挽钱玄同

　　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

　　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周作人挽钱玄同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是现代转变期的代表人物。——《悼钱玄同先生》

　　壮年以斗士领导青年，中年以学者努力学术，晚年以义士保持名节，钱先生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国家民族的一位完人。——《悼钱玄同先生》

　　钱先生在思想上勇于冲破旧礼教的揭绊，而行为上则严于律己，看似矛盾，实则是言行高尚的统一。可真算得一个“完人”。“他一生安身立命之处，还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之‘功利主义’，墨家的人生观。”——黎锦熙

　　没有钱玄同等前辈锲而不舍的追求，也许我们今天还无缘享用汉语拼音和标点符号之恩泽。——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