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必成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2月29日，王必成生于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镇小寨村。

　　1923年（中华民国十二年），读私塾。

　　1925年（中华民国十四年），辍学。

　　1926年（中华民国十五年），参加农民运动。

　　1927年（中华民国十六年），参加农民义勇队。

　　1928年（中华民国十七年），在家乡参加少先队、赤卫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9年（中华民国十八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4方面军第1军第1师2大队大队部勤务员、传令兵，红4方面军第10师3团交通队通讯班长、队长。

　　1930年（中华民国十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中华民国二十年）冬，任红4方面军第10师3团3营8连副连长、连长。

　　1932年（中华民国二十一年）春，任红4方面军第10师3团3营9连指导员，同年9月起任3营营长。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共五次反“围剿”作战。同年10月随军西征入川。

　　1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2月，在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作战中负伤，7月伤愈归队改任第30军88师263团1营政治委员。

　　1934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9月，升任红30军第89师265团副团长。率部参加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

　　1935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月18日，率部参加了广昭战役，2月3日—2月22日率部参加了陕南战役，3月至4月参加了嘉陵江战役，5月任红30军89师267团团长。参加了长征。同年11月起改任红30军89师267团政治委员，奉命南下转战川康边。

　　1936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春，任红30军89师副师长。同年7月入红4方面军红军大学（陕北红军大学）学习，为1大队1中队学员。同年10月随红2、4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会宁会师，11月起为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三期三队学员。

　　抗日战争时期，王必成调任新四军第1支队参谋长、团长，期间，参与指挥了夜袭新丰车站、句容战斗和东湾战斗、延陵战斗、陈港桥战斗等200余次，连战皆捷，威名远扬，曾被茅山根据地群众誉称为“王老虎”，所率第2团被称为“老虎团”。

　　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月，王必成调任新四军第1支队2团参谋长，随部到苏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参加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6月，初入苏南，王必成率领部队先后取得了竹子岗伏击战、夜袭新丰车站、突袭高资车站等战斗的胜利，大挫了日军的锐气，鼓舞了江南人民的抗日斗志。6月28日，王必成率二团主力在江苏省镇江西南（今丹徒县境内）竹子岗、孔家边进行伏击战，毙伤日军20余人，俘日军特务机关经理官明弦政南，击毁汽车6辆。7月1日，王必成率2团第1营及8个乡的自卫团在江苏省丹阳县新丰火车站进行夜袭新丰车站，歼日军40余人。7月10日，王必成率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第2营在江苏省句容县新塘镇附近进行新塘战斗，毙伤日军40余人，击毁汽车2辆，王必成部无一伤亡。8月12日深夜至13日凌晨，王必成率二团主力袭取江苏省句容县城，句容战斗毙伤日军40余人，缴获步枪2支、手榴弹2箱、子弹5000余发，其他军用品若干。9月，王必成率二团一营由茅山出发，挺进宁沪铁路以东作战略侦察，为新四军大踏步东进抗日开辟了前哨阵地。是年冬，王必成接任第二团团长。

　　1939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2月8日，王必成采用围点打援战术，率部攻打日军在溧武公路上的重要据点东湾，东湾战斗毙伤日、伪军110余人，粉碎日军封锁、分割根据地的企图。2月17日（农历除夕）深夜至18日拂晓，王必成率部长途奔袭延陵，击毙日军小队长留木等20余人，伤8人，俘1人；缴获步枪10余支、轻机枪1挺、小钢炮两门、手枪1支。延陵战斗新四军亡士兵7人，伤士兵16人。3月7日，王必成率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在江苏省丹徒县进行上下会战斗，突出重围，击毙日军官兵56人，伤43人。8月10日，王必成率部在江苏省扬中县老郎街进行扬中战斗，击落日机1架，击毙日军飞行员2人，王必成部无一伤亡。9月8日晚，王必成率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在江苏省丹阳县进行陈巷桥战斗，毙日军大队长以下180余人，毁汽车7辆，缴获枪20余支。

　　1940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7月，王必成率部北渡长江，参加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斗争，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2纵队司令员，指挥了营溪战斗、姜堰战斗等战斗，率部参加了著名的黄桥战役。

　　1941年（中华民国三十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王必成任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率部在苏中二分区以及盐城、建阳等地开展抗日游击战。

　　1942年（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底，新四军第二旅主力与江南的第十六旅合编，王必成改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旅长。重新回到苏南抗日前线的王必成，与第十六旅政委江渭清等一起领导了苏南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粉碎了日、伪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保卫、发展和壮大了苏南抗日根据地。

　　1943年4月，王必成与第十六旅政委江渭清共同领导了“两溧”（溧水、溧阳）反顽战役，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在苏南发动的反共高潮。11月初，王必成率部经高淳进抵郎溪地区，接着向东插至广德、长兴地区，连战连捷，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1944年8月23日至25日，王必成指挥部队发起长兴战役，攻克日、伪军据点13处，摧毁碉堡60余座，重创伪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师第三团，俘其副团长以下官兵420余人。王必成乘胜追击，至12月先后收复溧阳、郎溪、广德、长兴间的大部分地区。

　　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2月5日，新四军苏浙军区成立，十六旅改编为第一纵队，王必成任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参与创建和发展苏中、苏浙皖抗日根据地，并率部参加了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8月7日，王必成指挥第一纵队在苏南第一军分区的配合下，取得了东坝反攻战役的胜利。此战，历时3天，摧毁日、伪军据点50余处，歼灭日、伪军1800余人。8月19日，王必成指挥部队对盘踞在金坛、溧阳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分别实施包围，激战一昼夜，收复了金坛和溧阳县城。接着，王必成指挥部队又先后攻克溧水、长兴等地。

　　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1月10日，王必成任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

　　1946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3月，第六纵队改为第六师，王必成任副师长。同年7月13日至8月27日，在闻名遐迩的苏中七战七捷中，王必成率第六师参加了五战，仗仗皆胜，歼敌1.6万余人。

　　1947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1月，王必成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参加了解放长兴、金坛、溧阳、溧水、高淳等战斗、战役。2月，王必成率华野六纵参加莱芜战役，创造了一个纵队在一次战役中歼敌2.4万余名的辉煌战绩。5月，他又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此役，华野六纵遇到了老冤家、死对头――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结果，他指挥所部勇登孟良崮峰顶，击毙国民党军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孟良崮战役基本上粉碎了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以此战役为素材，当时六纵的宣传部部长吴强创作了著名小说《红日》。

　　1949年（中华民国三十八年）2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4军军长。

　　1949年9月至1951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副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副司令员。参加了泰兴、涟水、莱芜、孟良崮、南麻、沙土集、豫东、淮海、渡江等战斗、战役。

　　1951年1月至1952年7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

　　1952年7月至1953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军区司令员，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

　　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因病回国，王必成入朝作战。

　　1953年4月起，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兵团党委常委，参加了朝鲜东海岸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和1953年夏季战役。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1954年，在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

　　1955年9月2日至1960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56年7月起）。

　　1960年5月至1969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1961年6月起）、副书记。5月至11月兼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5月至12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在上海期间，精心培植和扶持了“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一典型。

　　1969年12月至1971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

　　1970年，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被害，周恩来指示刚刚做完腹部大手术在北京疗养的王必成返回昆明主持军区工作。

　　1971年6月至1979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71年8月起）。

　　1971年6月至1979年1月，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二书记、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副主任。

　　1977年8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79年1月至1980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80年1月至1987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正大军区职）。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

　　1989年3月13日，王必成因病在南京逝世，享年77岁。
 

　　《党史博览》2005年第9期刊载的《我军首次授衔背后》(原文题目为《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全景式扫描(上)》)一文。文中有一段讲到王必成同志对评为中将军衔有意见，说“王必成因为是谭震林的老部下，就去找谭震林说。谭震林答应帮他反映，还真反映了，结果上边一顿批评，王必成知道以后，还专门找谭震林道歉……”这一段说得如此具体、确切、肯定，使不知情的人看了后一定会认为确有其事。不过也有人从这几个方面分析王必成并未对中将军衔不满：

　　一、中央军委对军衔评定是有严格标准的，是极其慎重的，是根据资历、战功、贡献来评定的。无论从历史任职，还是从现实职务，中央军委对王必成的军衔评定，都是完全合理的、正确的、公道的。

　　二、王必成授衔后，回到上海警备区自己家里，高兴地穿上新发的军服，佩戴中将军衔与妻子、子女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合影留念，说明王必成对授予中将军衔是满意的。

　　三、1955年9月，中央军委对华东军区高级干部授衔时，谭震林在北京，王必成在上海，何以有王必成找谭震林提意见一事？

　　四、老部下对王必成同志的为人及思想品德是了解的。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严于律己，生活简朴，作风正派；他忠诚老实，很守本分，从不给组织找麻烦；他组织纪律观念强，工作分配到哪里就到哪里；他性情内向，平时少言寡语，非常严肃，从不议论他人是非。这样一位思想品德高尚、党性修养严谨的人，怎么会向上级伸手、为军衔去提意见呢？
 

　　女儿：王苏炎，副师职干部，大校军衔。

　　王苏炎，王必成之女。1942年7月15日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1960年上海市上海中学毕业,考入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65年分配到第七械工业部第三研究院工作;1970年底调干参军至总参三部工作直至退体。
 

　　军事科学院军史专家康月田写过一本《百战将星——王必成中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欢迎购书网上订购），其中一段就说了这件事：

　　1980年初，年近七旬的王必成调军事科学院工作。后来，王必成身体不好，病情加重，中央军委关心他，于1981年12月批准他到南京休息治病。

　　对南京，王必成有深沉的眷恋之情，从抗战时期他就在华东作战，建国后担任过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这里有他战斗、工作的足迹，有众多的老战友，是他的第二故乡。1982年初，王必成刚进住南京普陀路1号，得到消息的老战友许世友便前来看望。

　　春节这一天，王必成约请《人民前线》的摄影记者，前往中山陵8号看望许世友。

　　融合着春节的欢庆气氛，两位老战友的心情都很好，他们谈了许多，谈了许久。王必成感慨地对许世友说：“许司令，当年我们100多位赤卫队员，现在只剩下你一个队长和我一个队员了，我们都是幸存者。”摄影记者还为两位老战友拍摄了合影照片，气氛十分融洽。

　　然而，令王必成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文革”造成的同志之间误解的风波又起。

　　1984年1月10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华东组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学习、贯彻中共第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会上，许世友发言，讲着讲着，突然话锋一转：“军区有三个老红军，他们都是过草地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夺权，至今没有交待。” 一言既出，满座皆惊。大家一听，即明白这指的是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和副政治委员鲍先志。

　　王必成作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也是这次会议的与会者。听了许世友的讲话，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的王必成，本想讲话反驳几句，一看时间已是下午4时多了，便写了个条子给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荣高棠，请他转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表明自己不同意许世友的发言，但因时间关系，为了顾全大局，保留个人意见，不作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