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洞国

　　1903年1月13日，郑洞国生于湖南省石门县一个农民家庭。家中有祖房10余间，田30亩。父亲郑定琼以种田为业，兼做裁缝。母亲陈英教，生育子女5人，郑洞国排行最末。

　　郑洞国7岁起在父亲启蒙下读《论语》等书，后进乡间私塾，熟读《四书》、《五经》，1917年又转入全部采用西式教学的石门中学附属小学。这年他已满14岁，但因对西学毫无基础，故学习一度相当吃力。是年冬，他遵父母之命，与邻乡姑娘覃腊娥成婚，婚后育有一女二子，夫妻感情甚好。1919年郑洞国升入石门中学读书，这时他的家境已大不如前，读书所费皆赖时任石门中学校长的兄长郑潼国供给。虽然生活非常清苦，甚至有时身无换季之衣，但他勤奋努力，学业大进。这年春末，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偏僻的石门县城亦为革命风暴所震撼，郑洞国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并参与清查、抵制日货的斗争。他痛感国事日非，从此立下从军之志，希望以武力振兴国家。

　　1921年春，湖南督军赵恒惕兴办湖南陆军讲武堂，澧州镇守使唐荣阳特在石门设考场招收学生，郑洞国欣往应试，旋被录取，赴长沙报到。孰料此时湘鄂两省军阀正在混战，赵恒惕的军队被打败，一时湘局大乱，陆军讲武堂被迫停办，郑洞国扫兴而归，重返石门中学读书。次年，他毕业于石门中学，到磨市乡小学任教。为谋今后生计，他于1923年再度赴长沙考入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由于他为人厚道，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深受师长喜爱。

　　1924年，他顶用别人姓名通过考试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并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参加平定广州反动商团叛乱的战斗，担任广东军政府警卫。11月，黄埔一期学生提前毕业，他被派任教导一团第二营第四连党代表。

　　1925年2月，他随校军东征。次年，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八团第一营营长。1926年7月，他随部编入东路军参加北伐，在攻打永定的战斗中，他率一营官兵担任主攻，他灵活指挥，奋勇作战，仅激战半日便在后续部队支援下攻破城池，将孙传芳的福建督办周荫人打得落荒而逃，连周的尚有余温的大衣也被缴获。此后东路军主力掉头疾进，在梅州地区又围歼了周荫人的另一部主力。郑洞国以一营之众缴获敌人人枪各千余，再立战功。同年11因功升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3师8团团长。这时他刚年满24岁。这时东路军迭克漳州、福州等名城，于次年1月经古田、建瓯、浦城、仙霞岭进入浙江，沿途敌军望风披靡。东路军在杭州稍事休整后，再经泅安、广德、溧阳、句容直逼南京。3月下旬，东路军与北伐军第6军程潜部在南京胜利会师。北伐军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3月24日，英国兵舰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猛烈轰击南京下关和栖霞山等地，造成震惊中外的惨案。时郑洞国率部驻守栖霞山阵地，曾命所部炮兵向英海军坚决回击，1927年5月，郑洞国继续随军北伐，后因病调任总指挥部参议。参加龙潭战役后，由于病情转剧，不得不住进苏州更生医院。同年冬，他病愈出院，闻北伐军正与敌人相持于徐州以北地区，遂辗转经蚌埠前往徐海前线，被总指挥部任命为徐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后调任第9军教导团团长。1928年“二期北伐”结束后，国民政府召开全国军事编遣会议，第9军教导团被编散，郑洞国重任第2师第5旅第10团（即改编前的第3师第8团）团长。此后，因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军事集团间不断发生混战，郑洞国随中央军先后参加了蒋桂战争、蒋唐战争、讨伐石友三以及1930年的中原大战。1931年夏，盘踞在河南新乡一带的军阀石友三再次拥兵叛乱，郑洞国所在的第2师奉命沿平汉路北上，配合张学良的东北军将其全歼于河北定县一带。不久，广东军阀陈济棠又通电反蒋，第2师奉命星夜南下赶至湖南醴陵，准备进攻广东。广东事变和平解决后，郑洞国调任南京警卫第1师第2旅第4团团长。未及两月，又被调回正在鄂豫皖苏区与红四方面军作战的第2师，任独立旅旅长。次年秋，红四方面军向川陕地区转移，第2师奉命赴潼关、洛阳一带休整。时郑洞国已改任第2师( 师长黄杰）4旅旅长，率部驻于洛阳。

　　郑洞国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又夺取热河，继而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在国难日深、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举国抗日的情势下，蒋介石下令抽调中央军第2、25、83师组成第17军（军长徐庭瑶)开赴古北口对日作战。在这之前，部队由于天天忙于打内战，早已厌倦了同胞间的互相残杀。能够有一个机会为国家效命疆场，尽军人的守土之责，所有人的心情都为之振奋。3月中旬，日将西义一率第八师团移兵古北口，欲集中兵力一举击破中央军，4月20日至28日，中日军队在南天门一线进行了八昼夜的血战。郑洞国率第17军2师4旅坚守南天门一线阵地，将士们只能忍饥受冻，在古老的长城上，以血肉之躯与兵力和火力都占绝对优势的日军殊死鏖战。战役期间，郑洞国曾奉命率部撤往后方休整，行军途中忽闻接防的第83师阵地被日军突破，部队伤亡惨重，师长刘戡愤而自戕未遂，形势岌岌可危。郑洞国心急如焚，立即率部星夜弛返前线，向日军发动反攻。此时我军阵地已大部失守，大批日军蜂拥扑来。郑洞国因兵力单薄，多次反攻失利。在这紧要关头，为示必死的决心，他脱掉军衣，只着白衬衫，提着手枪，亲自率领部队冲锋，官兵们见状士气太振，个个争先与敌拼杀，一时杀声震天，硬是将敌人击退了。至5月中旬，中国前线各军终因伤亡惨重、后援不继而先后节节抵抗后撤。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长城抗战宣告失败。消息传来，人人痛心不已。之后，第2师退驻北平。同年秋，郑洞国入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次年春，他奉命提前结业，返回军中，率部和第25师75旅一起，开赴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担任守备第二线碉堡的任务。10月，红军失利后主力向湘贵方面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第4旅和第75旅尾追至芷江，又奉令调回北平驻防。1935年6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郑洞国所在的部队，全部忍痛撤出了北平。第2师奉命开赴徐州、蚌埠一带驻防。次年秋，原第2师师长黄杰调任税警总团团长，郑洞国接任了师长职务。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谋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何应钦下令各路中央军前往“讨伐”，郑洞国率第2师进驻潼关。未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2师撤回徐州。

　　1936年10月22日 郑洞国晋升陆军少将。

　　“七七”事变后，抗战爆发，他又首先率第2师参加了平汉路保定会战。固守保定城至漕河一线阵地，多次予敌以重创。后军长关麟征阵地被突破撤退，郑的后方为敌骑兵包围，仍与日军血战一昼夜。保定城破后，又与敌展开巷战，幸而这时裴昌会将军率第47师冒死前来接应，才得以率军杀出重围。保定失守后，日军又连陷正定、石家庄等重镇，一直深入到豫东地区。在豫北安阳吃紧时，第2师曾奉命转移到林县一带山区进行游击作战，牵制日军南下。其间，郑洞国曾派突击队乔装日军，袭击了日军在安阳的机场，给敌人造成很大恐慌，其斗志之顽强可见一斑。不久第2师又作为第一战区预备队参加漳河战役，战役失利后奉命退往舞阳休整。

　　1938年3月，郑洞国率第2师参加徐州会战，当郑洞国率部昼夜兼程地从河南赶到徐州时，战局发生突变：日军精锐的第10师团已攻陷滕县，川军第122师王铭章师长以下两千余人全部阵亡，敌前锋部队正由滕县以东向枣庄快速南下。郑洞国考虑我军已来不及实施在运河以北临城一线迎敌的作战计划，即使先敌一步到达运河北岸，也将因立足不稳为敌击破，这样连徐州都会陷入险境。为此，郑洞国根据参谋长舒适存的建议，并报请上级同意，一面果断地指挥部队火速开往运河南岸占领阵地，掩护友军集中，以确保徐州。这时大批日军已进抵运河北岸，正积极准备渡河南犯。郑洞国率师主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赶到了运河南岸的利国驿立即与敌人隔河交战。但日军凭借强大炮火，攻势如潮。危急间，配属该师作战的重榴弹炮营及时赶到，郑洞国立即命令放列射击，十二门大炮齐声怒吼，一排排炮弹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打得日本鬼子狼狈逃窜、死伤枕籍，不得不放弃渡河打算，沿枣台支线转攻台儿庄。此战大大缓解了危殆的战局，为我军变更部署，调动兵力赢得了宝贵时间。事后，郑洞国回忆说，如果当时自己没有灵活机动的处理情况，使日军冲过运河，不但徐州势将难保，而且在运河以北枣庄、峄县间的中国军队亦将陷入困境，这样整个战局将面目全非，也不会有后来的台儿庄之捷了。

　　当夜，第五战区长官部命令新由郑州、洛阳赴援的第2集团军及第20军团110师接替52军防务，沿运河南岸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第20军团主力52军、85军让开津浦路正面，向峄县东北之兰陵、向城一带集结、迂回，待敌孤军深入时即南下拊敌之背，会同第2集团军将其聚歼。据此，52军连夜循运河南岸经台儿庄、兰陵镇开往向城秘密集结。以后，郑洞国指挥第2师参加了攻击枣庄、北大窑、峄县的激烈战斗。正当第20军团逼近台枣支线，拟合围进攻台儿庄之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时，在临沂方面与中国军队作战的日军第5师团突以坂本支队4000余人绕道前往增援。第2师奉命随军团主力迎击，于4月6日将敌击溃于杨楼、底阁一线，随后乘胜与第2集团军会师，复将敌濑谷支队击溃，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大捷后，中国军队追击退守峄县之敌，郑洞国率部以“精兵夜袭”的方式，一举攻占了峄县城外地形险要的制高点九山。军长关麟征异常高兴，亲自率人到九山阵地视察。后因日军不断增调援军至徐州战场，在前线的各中国军队相继撤至邳县以北沿运河一线拒敌，第2师担任燕子河、大刘庄一线防务，与敌反复鏖战20余日，阵地从未丢失，直至5月上旬才奉命撤出战斗，开往归德整补。在邳县以北地区防御作战期间，为便利后方交通，郑洞国曾命工兵连在碾庄圩以东的运河上铺设了一道浮桥。未曾想，徐州失陷前，在运河东北地区作战的中国军队主力十余个师，竟均赖此桥撤出了战场。撤出战场后，为躲避敌机轰炸，郑洞国率第2师昼息夜行，徒步行至归德。时薛岳正率大军在归德以东地区与敌大战，临时调郑部作预备队。不久战役失利，第2师撤往河南漯河，数日后又奉命经南阳、湖北安陆、随县开往武汉行军途中，原第52军军长关麟征将军升任第32军团长，他报请军令部让第25师师长张耀明将军升任该军军长，以郑洞国任副军长，气愤之下，遂坚辞不受，并向军令部请假离开部队，回到长沙。自次离开了自北伐以来就在其中服役长达十年的第2师，1938年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被汤恩伯委任为31集团军第98军军长。在任不到一月，就受好友杜聿明之邀请降格出任新编第11军荣誉第1师师长。不久军长徐庭瑶升任集团军总司令，杜升任军长，改番号为第五军，郑调升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部队先驻广西全州，后调湖南零陵一带整训。荣誉第1师是由抗战中伤愈官兵组成的部队，作战有经验，军事素质较好，但当时内部人事关系复杂，纪律松弛，很难统驭。郑洞国到任后，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对部队一再严明纪律，加强训练，如某团长嗜赌成性，恶习难改，经再三劝导无改，郑毅然报请上级将其免职，于是全师肃然。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荣誉第1师的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为加强，成为一支抗日劲旅。

　　1939年11月初，日军为切断我桂越国际交通线，威胁中国后方，出动一个半师团兵力由北部湾海面登陆，在很短时间内连陷钦州、防城、南宁等重镇，其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第12旅团占领了南宁西北重要屏障昆仑关天险，桂南战局极为危殆。12月中旬，第5军(辖荣誉第1师、200师、新22师)奉命调赴桂南，很快包围了昆仑关之敌，并于18日晨发动猛攻。战役开始，荣誉第1师担任主攻，迭克要点，表现极为出色。日军在接连几次失败之后，恼羞成怒，频频派出援军，分乘40辆军车，强行通过第5军新22师在五塘的封锁线，驰援昆仑关。这些援军的到来加剧了第5军作战的困难，双方在昆仑关附近各高地拉锯争夺，战斗甚为惨烈，战事处于胶着状态。如果不及时改变这种情况，则第5军之前进攻所取得的胜利将前功尽弃。在战役关键时刻，郑洞国从容镇静，亲临火线，在友军的有力支援下，指挥部队先后攻克了罗塘、四四一高地、界首高地等几个重要制高点，最后终于攻克了昆仑关。说来也怪，郑洞国自东征以来，身经百战，既曾以连营官佐之位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亦曾以师旅将领之威亲临火线督阵指挥，除台儿庄“银元”之险外，从未挂过彩，“福将”之名，当之无愧。昆仑关战役后，郑洞国带领荣誉第1师扩编为新编第11军军长，旋改番号为第8军，率部参加枣宜会战，并担任宜昌以西、宜都以北长江一线防务近两年之久，多次击退日军进攻。

　　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为配合第九战区保卫长沙，第六战区大举反攻鄂西重镇宜昌，郑洞国则奉命以偏师抄袭敌后方交通，阻敌增援。他以一部兵力乘夜于荆州东南悄悄渡过长江，突袭沙市。日军猝不及防，被迫将兵力龟缩城内固守。郑洞国乘机率军主力渡江出击，一举攻占后港，并将汉宜公路彻底破坏，同时在襄河上截击敌水上交通，不仅消灭了大批日军，更使日军后方交通线彻底断绝了很长时间，有力地支援了战区主力围攻宜昌的战斗。其高超的指挥艺术、大胆的作战行动，使当时的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将军大为赞赏。

　　1943年初，郑洞国受命担任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该军最初是由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后退入印度的新38师、新22师组成的，以后又由国内空运补充了大批兵员，当时均驻在位于印度加尔各答西北的兰姆珈营地，接受美军的装备和训练，为尔后反攻缅北，打通滇缅国际交通线做准备。

　　根据重庆军委会的指示，郑洞国赴印的主要使命是，协调盟军人员同中国官兵的关系，团结部属，维系部队士气，确保缅北反攻战役的胜利。当时中国军队与盟国之间关系甚为紧张，美国人傲慢的做法和对中国的无礼令中国军队很是不满。

　　郑洞国到任后，从抗战大局出发，一方面安抚军心，积极增进中美官兵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另一方面则注意维护国家尊严，对于盟方某些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过分要求和做法，进行坚决而策略的抵制。由于盟方有识之士和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共同努力，不仅使驻印官兵与美军人员之间一度比较紧张的关系缓和了下来，还使双方的合作氛围日益融洽。重庆军委会对于郑洞国在驻印军期间发挥的良好作用曾深表满意，一再给予褒奖，史迪威将军也多次称赞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爱国精神和温文尔雅的道德修养。

　　1943年11月底，蒋介石在参加完开罗会议的归国途中，携夫人宋美龄曾于兰姆珈作短暂停留，视察了训练营地。在看到受检部队装备精良、队伍严整、官兵精神饱满、士气旺盛之后，蒋介石深表满意。

　　1943年10月，缅甸地区雨季结束。中国驻印军由列多前进基地出发，在美国空军和工兵部队的配合下，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被世界上一些军事学家认为根本不适宜作战的亚热带崇山密林中，一面筑路，一面攻击前进，由此拉开了缅北反攻战役的序幕。至次年8月，驻印军和部分盟军部队经过无数次浴血鏖战，取得了胡康河谷战役、孟拱河谷战役和密支那围攻战役的重大胜利，消灭了惯于在亚热带森林中作战的、曾在东南亚诸役中连连获胜、有“亚热带丛林之王”之称的日军第18师团。自此，印度经卡盟、孟拱至密支那之间的公路、铁路畅通无阻。盟国运往中国的战争物资也可以在密支那中转，不必再飞越驼峰，大大提高了运输量。

　　在作战期间，郑洞国经常亲临前线，鼓舞士气，视察督战，并参与了一些重要的指挥与决策，为取得这些战役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4年8月，中国驻印军的新38师、新22师，与反攻战役开始后陆续空运到印缅地区的新30师、第14师、第50师，奉命编为新1军和新6军，美国将领史迪威仍任驻印军总指挥(10月以后由索尔登将军接任)，并成立副总指挥部，郑洞国升任副总指挥。数月后，因国内战局吃紧，新6军奉调回国，新1军则继续前进，先后攻克了敌重兵防守的重镇八莫、南坎、芒友，于1945年1月下旬与中国滇西远征军会师于中国边境城市畹町。至此，中印公路全线打通。3月底，新1军又相继占领贵街、新维、腊戍、细包等要点，全部肃清了中印公路沿线及周围地区的日军，历时一年半的缅北反攻战役乃告结束。缅北反攻战役的胜利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5年2月20日 晋升陆军中将。

　　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期，国民党决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郑洞国奉命回国参加会议。在昆明转机时，郑洞国一行受到了昆明各界的热情款待；到达重庆时，冯玉祥将军亲自主持了有重庆各界出席的盛大仪式，庆祝缅北反攻战役取得的伟大胜利，欢迎郑洞国回到重庆。蒋介石、何应钦等也分别召见郑并设宴款待，对他的工作和驻印将士的英勇作战给予高度评价，并授予郑洞国青天白日勋章。在5月5日至21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郑洞国还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45年7月，中国驻印军班师回国，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部分别撤销，郑洞国留在昆明待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被任命为第3方面军副司令长官。

　　1945年7月，中国驻印军班师回国，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部分别撤销，郑洞国留在昆明待命。

　　9月初，郑洞国随第3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等抵沪，接收上海、南京。不久又赴南京，参加了由何应钦将军主持的受降仪式，亲眼目睹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此后，郑洞国兼任京沪警备副总司令，经常往返京沪两地。

　　1946年2月，正指挥大军抢占东北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重病在北平就医，特电请郑洞国去东北代其主持军务。

　　同年3月初，郑洞国飞赴锦州就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职务。他按既定部署，指挥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沿北宁路节节推进。3月13日，苏联军队撤出沈阳后，国民党军队立即进占这座东北名城，并很快占领了一度为解放军控制的鞍山、营口、辽阳、海城、大石桥、抚顺等外围重要城市。此后，国民党军队兵分两路：新1军和71军沿中长路向北进攻；新6军和52军各一部进攻沈阳东南屏障本溪。但这两路军队相继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猛烈反击，损失惨重。郑洞国不得不亲赴开原设前进指挥所，指挥北路军队与解放军决战。杜聿明重病未愈，也匆匆由北平返回沈阳，指挥军事。然而，由于解放军顽强据守四平街，国民党军队屡攻不下，一筹莫展。杜聿明决定暂缓对四平街的攻击，集中兵力使用在本溪方面。5月上旬，国民党军队终于攻占了本溪。这时解放军部分主力由西丰南下，欲切断国民党军队中长路的后方联络线，开原、铁岭守军告急，杜急委郑洞国为前敌总指挥，率新6军、71军及52军各一部，星夜北上驰援。经双方激烈战斗，解放军放弃了四平街，实行战略撤退，国民党军队乘机占领长春、永吉等许多城镇，与解放军沿松花江对峙，郑亦将指挥所移驻长春。同年8月，为解除热河解放军对北宁路的威胁，郑洞国又受命在锦州设指挥所，指挥13军、93军及71军各一部，向热河解放军大举进攻。双方激战两月后，解放军主力相继转移，国民党军队控制了热河大部重要城镇。

　　1947年初，北满解放军渡松花江南下，威逼长春、永吉。至3、4月间，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乘国民党军队主力北上增援之际，大举向梅河口、海龙、新宾、柳河等主要据点进攻，并包围通化。郑洞国亲至抚顺营盘指挥所，星夜檄调新6军和13军前往救援，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始解通化之围。仅过一个多月，北满东北民主联军再度渡江南下，发起夏季攻势，重创国民党军队，并占领了法库、昌图，以十几万兵力围攻四平街。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也同时出击，继歼灭梅河口国民党军队一个师后，又攻占了重镇本溪。东北战局如此迅速恶化，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亲自飞赴沈阳视察，指示国民党军队放弃一些城镇，收缩兵力，以图固守。6月中旬，作为前敌总指挥，郑洞国奉命指挥53军先攻取本溪，解除东北民主联军对沈阳的威胁，然后转至铁岭，率新6军、93军、53军及52军一部北上驰援四平街。经过半个月的恶战，击退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四平街之围遂解，国民党在东北的战局才暂时缓解下来。

　　1947年7月，杜聿明因旧病复发，被迫离职去上海就医，由郑洞国代理司令长官职务。8月，陈诚来到东北，接替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他到任不久就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郑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其实等于挂名。1947年10月以后，东北解放军先后发起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由于陈诚优柔寡断，朝令夕改，国民党军队大批有生力量被歼，北宁路交通被切断，国民党在东北的战局再次急转直下。蒋介石闻讯大惊，于1948年1月10日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部，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剿总”总司令，同时任命郑洞国和范汉杰为副总司令。不久，陈诚悄然离开东北，东北行辕随即也就撤销了。

　　1948年2月，东北解放军相继攻占辽阳、鞍山、法库、营口等重要城市，3月中旬再克战略重镇四平街。为避免被解放军各个击破，在四平街战局吃紧时，卫立煌派郑洞国先后飞往长春、永吉，部署、指挥驻永吉的60军向长春撤退。此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仅剩下沈阳、长春、锦州三大孤立据点及周围少数中心城市，处境岌岌可危。为使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免遭覆没，郑洞国曾建议再进一步主动放弃长春，集中主力于沈阳、锦州之间，以期能战、能守、能退。但蒋、卫认为弃守长春会造成不利的国际影响，况且固守在长春尚可扯住解放军南下的衣襟，减轻沈阳、锦州方面的军事压力，所以没有采纳郑的意见。非但如此，蒋、卫还拟让郑兼任第1兵团司令官和吉林省主席，担负固守长春的任务。此时长春已经在解放军的四面包围之中，郑洞国的许多幕僚、好友都劝他不要从命，郑自己心中也颇踌躇。3月下旬，在蒋、卫一再催促下，他只好飞赴长春，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段时光。

　　当时长春驻有新7军、60军及第1兵团直属部队、地方保安部队等约十万之众，市民亦有50万人。守军除尚控制着城外飞机场外，与外界联系均被切断，城内粮食、燃料匮乏，人心涣散，士气低落，处境艰难。郑洞国到任后，锐意整顿防务，安定人心，希望能凭借长春的坚固城防，长期固守下去。5月下旬，他曾出动部分部队向城外出击，准备在城郊搜购一些粮食。解放军乘机反击。结果守军不仅兵力受到很大损失，连飞机场也丢失了。此后10万解放军在肖劲光指挥下攻城也被击退，遂改强攻为长围，城中饿死民众数万，军队中因饥饿患浮肿症、夜盲症的官兵也日益增多。

　　1948年9月中旬，东北解放军发起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郑洞国乘解放军主力南下围攻锦州之机，曾集中两个师兵力作试探性突围，但遭到解放军围城部队的顽强阻击，被迫缩回城内。10月中旬，解放军攻克锦州，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队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在长春、沈阳等地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顿成瓮中之鳖。在锦州被解放军攻克前后，蒋介石曾几次严令郑洞国率部向沈阳突围，但因守军长期饥饿，体力虚弱，士气亦极低落，郑部下将领皆无突围信心，故突围之议几次搁浅。10月16日，郑洞国下决心执行蒋的突围命令，召集部属制定了突围计划，决定在第二天拂晓行动。但当天夜里，曾泽生率60军宣布起义，打乱了郑的部署，突围被迫中止。此时郑洞国虽然对突围已彻底绝望，却仍决心为“党国”效忠到底，拒绝了解放军方面要其停止抵抗的要求。他仍率特务团死守中央银行大楼，还亲笔写下与蒋介石的诀别书。然而他部下的官兵们却不愿再为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做殉葬品了。19日上午，新7军全体官兵宣布放下武器。21日凌晨，据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的兵团直属部队以突围为名挟持郑洞国亦放下了武器投诚，长春获得了解放。

　　1950年，他去上海治病路过北京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肖劲光和肖华两位将军劝他出来工作，他以不愿与故旧兵戎相见为借口而拒绝。

　　6月举家迁往北京，任水利部参事和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他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家宴招待。郑洞国是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常委，黄埔同学会副会长；自1979年起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郑洞国曾先后任民革第五、六、七届中央副主席。在担任民革中央领导职务后，他不顾年老多病，不辞辛劳，努力工作，为民革的建设和发展投入了大量心力。他非常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真诚希望海峡两岸能够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他多次接待从台湾和海外来的故旧袍泽，耐心地向他们介绍情况，解释政策，并呼吁他们响应祖国的召唤，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历史伟业而共同努力。一直到晚年，他还坚持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为国家的改革和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不遗余力，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91年1月27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8岁。2月26日，郑洞国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几乎与此同时，在海峡彼岸，也举行了郑洞国追悼仪式。在数百名黄埔系的将领中，他是两个同被两岸追悼的将领中的一位。
 

　　郑家概，1962年4月出生石门县磨市镇原商溪乡凤凰村，是郑洞国将军家族后代，1979年11月入伍，至河南许昌襄城县陆军第二十集团军五十八师一七三团二连服役。历任班长、排长、连长、作战参谋、作训股长、科长、一七三团团长、五十八旅参谋长、步兵第六十旅旅长、第五十八旅旅长、陆军第二十六集团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军长、2010年5月任陆军第二十集团军副军长兼参谋长，2011年7月晋升少将军衔。

　　郑洞国将军女儿遇害案

　　郑安玉，出生于1956年，是郑洞国将军与第三任妻子顾贤娟的独生女儿。他的前两任妻子，一位早逝，一位在建国前后离异，而顾贤娟也不幸于1972年去世。 老人与小女儿郑安玉可谓相依为命。郑安玉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姑娘，美丽而温柔，和父亲一样喜欢读书，她出生的时候，将军已经五十四岁，故此对这个小女儿爱若 掌上明珠，安玉成了将军晚年最大的慰籍。

　　然而，1977年深秋，郑安玉却不幸遇害。看着女儿长大，正值青春的生命忽成绝响，怎不让老人悲从中来？据说，将军本来如山岳般笔挺的身姿，便是从这个时候佝偻起来。

　　唯一的欣慰，便是公安机关迅速破案。
 

　　陈碧莲是江西人，1933年，17岁的陈碧莲跟随堂姐陈泽英在南京读书。已到而立之年郑洞国，刚刚结束在古北口与日军的血战，在一次出差南京时，去医院看望病中的老乡肖忠贞（陈泽英之夫），与陈碧莲邂逅，被她的天生丽质所吸引，陈碧莲也对眼前的抗日英雄仰慕不已。在肖忠贞夫妇的牵线下，两人喜结连理。

　　郑建邦：继祖母嫁给我祖父后一直没有生育，两人虽聚少离多，但也曾感情弥坚。据继祖母后来回忆说，当时祖父四处征战，只要部队一有短暂驻扎时间，她便赶去与祖父团聚。但在50年代初，祖父应周总理之邀迁居北京时，她以不服北方水土为由向祖父提出离婚。两人经协商，友好地分了手。
 

　　摘自《文史参考》2012年第16期，作者：郑建邦

　　1948年的东北战场，早已不是国民党的天下。1月，精锐的新五军被全歼；2月，解放军再战辽阳和鞍山；3月，林彪集中兵力打下四平，切断了长春和沈阳之间的联系。3月25日，祖父“临危受命”，来到了被解放军重重包围的长春。在之后的半年里，长春没有经历致命的战火，却遭受了比战火更痛苦的煎熬——饥饿。

　　长春究竟死了多少人，各方均有统计。但难有统一的权威数据。无论按照哪一方的估计，因饥饿而死的长春市民都不下十万。

　　祖父很少跟我们提及长春围困，那是他一生最痛苦的一段时光，他自己讲：“我看着天上的太阳，都觉得没有光芒。”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长春的东北师大读书时，吉林省的领导几次通过民革告知我，希望我能动员祖父回吉林看看，他不去。几十年来，当年长春惨绝人寰的场景常常出现在他的睡梦中，那样一个让他对长春人民满怀愧疚的地方，他回去怎么面对呢？

　　祖父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又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算得上蒋介石最信任的将领之一。解放战争中，像洛阳、济南这些名城都是他打下来的，如果这样一个人，在长春能够临阵起义，对国民党阵营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在辽沈战役前，西柏坡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几位常委曾经讨论过：“最好是动员郑洞国起义。”会上朱德说：“郑洞国这个人政治上不坏。”周恩来也讲：“这个人我还了解，属于比较老实，本分的人。”毛泽东最后决定“想办法争取他起义”，还叫周恩来以老师的名义给祖父写了封信。

　　可惜当时长春城内已是一片混乱，周恩来以老师身份写的那封信，祖父并没有看到。但是我想，即便他看到了，以他当时对蒋介石的忠心，大概也不会投降的。而且叫新七军起义也很难做到，新七军的军官大多是黄埔出身，受蒋介石影响很深。仗已经实在没有办法打了，部属们就只好瞒着他与解放军接洽放下武器，祖父由此勉强算投诚了。

　　祖父曾回忆，当他放下武器，很沮丧地随着部队出城时，迎面开过来一辆美式吉普车，车上坐着的是与他对阵数月的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政委肖华。肖华看到祖父走来，立即命令停车，下车走过来跟我祖父握手，问候了一番，然后再坐车离去。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对他这个败军之将并没有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这个细节使沮丧到极点的祖父心情略好了一丝。

　　晚上，在长春郊区四家子解放军的兵团司令部，肖劲光和肖华请祖父吃饭，也是客客气气的，好像与他认识很久了，其实以前他们并不认识。席间，心情极坏的祖父只顾低头喝酒，不肯讲话。酒过数巡才抬起头说：“我在国民党那里搞了二十几年，现在失败了，当然听凭处置；至于部下官兵，如有愿意回家的，希望能让他们回去。”当时，心如死灰的祖父只想当一个老百姓，并且生硬地提出：“不广播、不登报、不参加公开宴会。”随后，他离开长春这座伤心之城，到哈尔滨思考人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