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纳粹神化的德意志领导希特勒 希特勒如何让群众支持他
彼岸花开 2016-04-27
在帝国的宗教般的宣传体系下，希特勒的形象被定位为德意志的耶稣。无论国旗、党旗还是军旗，都成了“希特勒的伟大旗帜”;无论男女老幼，都成了希特勒的战士和学生。
纳粹神化的的德意志领导
在诗人们的笔下，希特勒显然必须繁忙地应对他的身份：他是国家的父亲，要照料几千万的儿女;他是宗教的教主，要引导迷途的羔羊并为他们而牺牲;他是统帅、导师……以及大众的情人。在领袖的指引下，第三帝国的诗人们将诗歌化为战斗的号角，这些激昂的词句，甚至至今还令各地愤青们热血沸腾。
在纳粹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德国在进行种族纯净化的同时，“一体化”运动也开始荡涤文化领域。这个曾经诞生过海涅、歌德等伟大诗人的民族，开始把钢铁浇铸进了诗歌之中。第三帝国用自己的刺刀尖，高高地挑起自我讴歌的赞美诗……
“所有伟大的诗作都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布莱希特
1933年1月30日，德国政坛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位出身贫寒的下岗画家、退伍军人，在这个注重门第和阀阅的国家里，登上了总理的宝座。
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
当这位天才的煽动家，在德国议会大厦激动地发表宣言时，整个德国并不知道，历史正在进入一场长达12年的亢奋高潮，并在最后迎来致命的终结。
曾经受人欺凌的德意志，在希特勒那钢铁意志的率领下，开始在意志、心志乃至旗帜各方面进行全面的锻造：在那钢制的古罗马大纛下，复活了那曾经战无不胜的古罗马帝国的军礼，德国人在伸直了手臂的同时，坚定地认为自己的腰杆也伸直了。
这个曾经诞生过海涅、歌德等伟大诗人的民族，开始把钢铁浇铸进了诗歌之中。第三帝国用自己的刺刀尖，高高地挑起自我讴歌的赞美诗……
文化大扫荡
在“新生”的德意志领导人眼中，以往的一切充满了“封、资、修”，必须进行一次触及灵魂深处的文化“大扫荡”，对公众生活进行“政治解毒”。
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德国在进行种族纯净化的同时，“一体化”运动也开始荡涤文化领域。文学被定位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投枪和匕首，“政治写作、阶级写作和专制写作”成为时代的主流。
纳粹党的效率相当地高：从作家、出版商到书商、图书馆员等，每个环节都迅速地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文学作品的创作、流通，也如同军火一般，受到了严格的监管。不符合主流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被作为“堕落、反动”的精神污染而清除。焚书运动和禁书“黑名单”，则确保了国家公民们，尤其是青少年们不被污染。
波恩大学的文学博士戈培尔，一位犹太教授的高足，作为党的“才子”兼忠诚战士，在帝国宣传部建立了文化协会，以便团结、带领、教育和改造文化领域的精英们，把他们“统一到帝国的领导下，赋予他们统一的方向”。戈培尔认为，“宣传者的背后应该竖着一把剑”。到1938年底，纳粹党共将84批、约5000名不听话的科技和文化界人士驱逐出国。这些背井离乡者是幸运的，他们终于躲开了毒气室和焚尸炉。
一个名叫“帝国德语文学推进中心”的机构，负责那些能鼓舞人的优秀文学产品的“生产”;而另一个叫做“国社党监察委员会”的机构，则成为质量监督总局，专门负责对那些关系到党的生命安全的哲学、政治出版物以及教科书等，进行质量检查。
纳粹党的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一大群纳粹“新诗人”涌现出来。他们的作品成为全社会献给纳粹党的集体情诗，更成为大干“国家社会主义”的战歌。这些作品甚至被谱成歌曲，响彻第三帝国。
这个狂飙年代的新烈士和新偶像，是一位名叫豪斯特?威塞尔(HorstWessel)的诗人兼冲锋队领袖。豪斯特?威塞尔死于纳粹党夺得政权前的曙光之中。尽管有人说他是死于政敌的暗杀，也有人说他无非因为争夺妓女，而被情敌干掉，版本各异，但这并不妨碍纳粹党将他制造成新时代的偶像。他的诗歌作品《高举旗帜》，被纳粹党定为党歌(歌名又称《豪斯特?威塞尔之歌》)。在全力包装和炒作下，这首“第二国歌”随着德军的铁蹄而唱遍了欧洲、北非以及大西洋的深处。
这些闪着刺刀寒光的诗歌，能成为传唱一时的流行歌曲，当然不只是靠着纳粹党。
早在第三帝国实现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之前，包括科本霍依埃尔(Kolbenheyer)、布鲁克(Blunck)、弗伦森(Frenssen)在内的一批激进作家，就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流行元素之一。
纳粹党执政后，“革命”作家们的作品，被称为“真正德国文献”，成为第三帝国新的圣经体系的组成部分。对于这些“新圣经”，纳粹不遗余力地予以扶持和宣扬。
刀尖上的诗歌
将领袖神化，成为帝国文艺工作者的伟大使命。
著名纳粹诗人格哈德?舒曼(GerhartSchumann)热烈地讴歌道：
“只有希特勒会拯救我们!
只有希特勒能解放我们!”
这成为“领袖”诗歌的基本思维模式。在帝国的宗教般的宣传体系下，希特勒的形象被定位为德意志的耶稣。无论国旗、党旗还是军旗，都成了“希特勒的伟大旗帜”;无论男女老幼，都成了希特勒的战士和学生。
“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的领袖
我们紧握他的手……
我们向阿道夫·希特勒宣誓效忠
至死不渝……”
在诗人们的笔下，希特勒显然必须繁忙地应对他的身份：他是国家的父亲，要照料几千万的儿女;他是宗教的教主，要引导迷途的羔羊并为他们而牺牲;他是统帅、导师……以及大众的情人。
在领袖的指引下，第三帝国的诗人们将诗歌化为战斗的号角，这些激昂的词句，甚至至今还令各地愤青们热血沸腾。
如同世界上其它的军歌一样，纳粹党诗人眼中，世界是完全二元对立的，即使同样的死亡，也完全有着不同的意义。
“在井栏上把长刀磨利，
用长刀刺进犹太人的身体，
血要淌得又稠又急
……血必须涌流……
犹太会堂里吊起一头黑猪
把手榴弹塞进议会大楼!
血必须涌流……
把婊子从御床上拖起来，
用犹太胖子给断头台上油，
血必须涌流。”
这类“抽筋”、“剥皮”、“下油锅”的革命词汇，能有效地压制“革命者”那内心深处被人性本能所激发出来的畏惧。而充斥其中的粗词鄙语，则以草根形式，记录下那个野蛮时代的非常态生活和心理。
纳粹诗人们不仅拿起笔杆子热烈地歌颂领袖，也扛起了枪杆子投入了战场。
希特勒如何让群众支持他
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着许多共同问题：比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思想文化与道德冲突，邪恶专制与民主正义。只有对比过去，才不会让历史悲剧再次发生。
法西斯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
而在宣传征服群众前，得先征服宣传者。
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国文化协会，总部设在柏林，戈培尔任协会主席。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已经取得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他们。这样，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纯洁”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宣传的主力军，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有组织的忽悠事业的马前卒。
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婢女。几千万德国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美术作品，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戏剧电影，能够收听到什么样的广播，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等等，这一切都取决于纳粹党的好恶。马克·吐温可以在美国经济腾飞之际出版《镀金时代》，可托马斯·曼这些人在纳粹德国没有容身之地。现实题材中，满是荆棘和陷阱，那就写点历史吧，第三帝国的历史题材作品一枝独秀。俗话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题材的作品照样会触犯纳粹的禁区。1933年柏林焚书，为什么要把艾米?·路德维格和沃纳·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的旗号就是：“反对伪造我们的历史，玷污历史伟人，捍卫我们往昔的尊严！”
一旦文艺成为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过，希特勒、戈培尔们并不是笨蛋，他们也不想德国的文化艺术“退化”得无人问津。相反，他们希望艺术性和纳粹化能完美结合，不仅德国人喜闻乐见，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亲自邀请德国著名女导演里芬施塔尔出马，就是例子。里芬施塔尔拍摄的《意志的胜利》，成功地将纳粹政治艺术化。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
纳粹德国常常被人贬为极权国家。何谓极权？最通俗的诠释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换言之，权利无所不管，一切事务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转移。
不过，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的无所不管，并不意味着第三帝国的文化事业都是国营或党有。恰恰相反，报刊电影等等，都可以私人经营。私有不见得就等于自由。纳粹政权可以利用私人的钱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比如对于私营电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资都是民间的，可是是否可以公映，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不是有钱而是有权才是大爷，这样一来，不仅国库的钱可以直接供纳粹政权使用，就是民间资本，也间接地为纳粹当局所用。至于是否叫座，用不着纳粹党操什么心，因为它没有自个掏钱赔本赚吆喝的风险。
自然，因为这种管制，难免会有纳粹电影上映观众未必买账的情况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德国的电影业一片萧条。毕竟，投资者在商言商。为了利润，他们会竭力在纳粹当局容许的框框内发挥自己的才干，尽可能地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换言之，会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荣，畸形创造。
控制报业，也并不需要所有的报刊都是纳粹党办。即使是报刊为私人创办和所有，但是，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达到操控的目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只占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伏斯日报》是德国最主要的报纸，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它创刊于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这家发行了230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板在1933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法兰克福日报》是德国第三大自由主义报纸，它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躯壳尚在，魂魄已散。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小命捏在纳粹当局手里，它们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党有的报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纳粹党不用大包大揽就把所有的报刊都一手统到自己的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纸的亏盈付费，就能够让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得先当纳粹党的文奴，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一致，否则编辑记者就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里干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纳粹当局自己也心知肚明，这种指令见不得人。于是，堂堂第三帝国的教化和宣传部就如黑帮一样偷偷行事，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
纳粹当局的这两项规定，可不是个虚张声势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记里就提到，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
在这样严厉的新闻管制下，一份份报纸势必变得索然寡味。戈培尔和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阿曼曾要求，编辑们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可那是谁之过呢？《格鲁恩邮报》的编辑埃姆·韦尔克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韦尔克这下可摸了老虎屁股。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灌输纳粹党学说比生产重要”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大伙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因此，国民们连耳根清净的自由都没了。而且，许多广播节目被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在播出的时候，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
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从这个角度而言，纳粹政权确实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当时，没有哪个国家有德国那么密集的无线电覆盖度。
要命的是，这种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够完事，希特勒这些人的演说，动不动就长达两三个小时。如果把全国的人因此花费的时间累计起来，那会相当于浪费多少个工时！
可纳粹当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在戈培尔看来，“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否则，即使德国财富再多，人民再怎么幸福，可要是政治跟纳粹党毫不相干，这对戈培尔这些纳粹领袖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电台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地技术干扰，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柏林人也可以收听到。为此，第三帝国就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
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死亡。可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次日，有八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消息。可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了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还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收敛，就会自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如此一来，戈培尔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操纵舆论了，而他的西洋镜永远不用担心被人公开戳破。国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人家是怎么看待希特勒德国的，这类的信息是否可以传播，以怎样的形式传播等等，都是纳粹当局说了算。
相比戈培尔部长心里也清楚，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极权政治之下，只存在掉进陷阱的次数多少和深浅问题，而不存在百毒不侵之人。
不过，第三帝国宣传部炮制的那些政治谎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国人的内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为在政府欺骗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会用欺骗政府来保全自己。在极权政治里，有时候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骗谁。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玻璃体育馆的演讲，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可是在第三帝国，大人物对党徒或百姓讲什么不会赢得热烈的掌声呢？领导人放个屁都是重要讲话。
当戈培尔对听众说：“你们愿意打一场总体战吗？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愿意打一场比我们今天所能想象得到的更为全民化更为极端化的总体战吗？”听众报以狂热的回应：“愿意！”在这种场合，不想进集中营就不会说“不愿意”。可在离开讲台时，戈培尔却对心腹说：这些听众真是一群白痴，“假如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
其实，对戈培尔的演说，何尝就不可能也有听众在心里讥笑他：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欢呼雀跃，一副十足的脑残模样。
为了更好地蒙人，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比如，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攻击德国的口实。
这种是非颠倒的逻辑，却为一些对“德国”情意绵绵的忠诚国民所接受。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何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结果，被当局当猴耍了还觉得自己是爱国呢。
这样的国家，不疯，那才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