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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需要理性:陶片放逐法与苏格拉底之死

非我族类 2017-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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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片放逐法使用的陶片
  民主是多数决定少数,暂且不提少数人的利益,这多数民主权利的拥有者是否具有足够的知识和理性捍卫真正的民主恐怕很难说。这也是雅典民主面对的最大悖论,也是陶片放逐法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苏格拉底用生命想要告诉所有雅典公民的就是这个道理。
  希腊共和国,通称希腊,是地处欧洲东南角、巴尔干半岛的南端的共和制国家。全国由半岛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和爱琴海中的3000余座岛屿共同构成。可是这个古老的国家从公元前339年被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征服之后,又被罗马共和国占领,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归为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直到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灭掉了拜占庭帝国后,希腊在奥斯曼的统治之下到了1821年才宣告独立,独立没多久又在二战中被德军迅速占领。
  可是就在这一切的一切最开始的时候,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给他的儿子找了一位老师,名叫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名叫柏拉图,柏拉图的老师名叫苏格拉底,他就是最开始的开始。
  在苏格拉底以前,希腊的哲学主要研究宇宙的本源是什么,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等问题,后人称之为“自然哲学”。苏格拉底认为再研究这些问题对拯救国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他曾说:我的朋友不是城外的树木,而是城内的人,正是出于这种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心,苏格拉底开始研究人类本身,即研究人类的伦理问题,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诚实,什么是虚伪;什么是智慧,知识是怎样得来的;什么是国家,具有什么品质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治国人才应该如何培养,等等。苏格拉底认为:哲学家的定义应该是热爱智慧的人,而不是有智慧的人,后人称苏格拉底的哲学为“伦理哲学”。他为哲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使哲学“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在哲学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
  苏格拉底的一生开始于伯里克利统治的雅典黄金时期,结束于雅典的衰落时期(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的三十人僭主集团倒台后的时期)。波希战争以后,雅典成为希腊的霸主。雅典海军是希腊各城邦中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雅典的民主制也在伯里克利执政时期达到黄金时代。雅典平民取得更大的政治权力后,陶片放逐法首次付诸实施(约为公元前487年),第一次遭受放逐的人士即为前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的亲戚希帕科斯。
  根据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的记载,雅典执政官克里斯提尼在领导雅典人民,推翻僭主独裁统治建立民主政治的过程中(约公元前509-508年)创立了陶片放逐法。陶片放逐制度设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对付政治上掌握大权而意图恢复建立僭主政治的雅典政客。陶片放逐在雅典政治中并不非常频繁,而且对于被放逐的人也没有更多的附加惩罚。可是,故事的有趣之处就在于戏剧性。雅典政治家阿里斯提德就曾在放逐投票时,被一个目不识丁的公民请求,在陶片上写下“阿里斯提德”,阿里斯提德照办了,但是问那人何以要这么做,那人答道:“不为什么,我甚至还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到处都称呼他为‘公正之士’,我实在听烦了。”
  然而苏格拉底却与当时雅典的主流民主制有着大相径庭的看法,他认为城邦不能够由公民自己来治理,而是要由“知道如何统治的人来治理”。这个人大概就是后来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不知道关于鞋的绝对的知识,他怎么能够作鞋匠呢?不知道病的绝对知识怎么去治病呢?不知道关于善的绝对知识,怎么能够实施自己治理自己的民主政治呢?苏格拉底正是利用自己的诡辩和讽刺,与政治家、各种艺人以及青年人进行谈话,揭露他们的愚蠢和无知,最终激怒了城邦所有的人。
  苏格拉底的智慧使得当时那些被他质疑愚蠢的雅典政治人物转而对付他,导致了这场不敬神的审判。苏格拉底最后被判有罪,并被判处死刑,罪名是:“不敬神”和“蛊惑青年”。苏格拉底在为自己做了辩护之后仍被判有罪,之后苏格拉底拒绝了他的学生们试图安排他逃跑的计划,饮下毒堇汁而死。柏拉图用笔描写过苏格拉底中毒的情况。他喝了一杯毒堇汁后四处走动,接着腿就像灌了铅一样动不了。一会儿之后,他躺了下来就让毒素在体内扩散,很快苏格拉底就全身麻痹了,手足不停抽筋,最后毒素到达心脏而死亡。
  苏格拉底以选择受死的方式来更进一步的阐述自己的主张——以民主言论自由著称的一个城市对一个除了运用言论自由以外没有犯任何其他罪行的哲学家提出起诉。在柏拉图的《申辩》中也提到:“如果象我这样年纪的人还要抱怨死亡,那真太不象话了。”但其实我是觉得,苏格拉底选择死亡并非仅仅是“舍生取义”,为了自己个人的观点诉求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为代价这么简单。苏格拉底正是通过从容赴死体现了他的学说:追求理性,追求真理,哪怕面对着大多数也决不盲从苟且。如果一个群体的传统文化里因为没有一个恒定的、有理性的信念,其成员就会自然而然怀着盲目的崇拜和忠心将所有希望和最高价值都交托给一个掌握了最高权力的人或组织。民主不是简单的多数主宰一切,缺乏理性和包容的民主,就像陶片放逐法一样,往往制度的执行会违背当初制定的初衷,并发生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对民主的热情不能取代对民主的理性执行,理想的民主应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当每个公民都成为“哲学王”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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