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改革和中国改革的最大不同在哪里 苏联不能照搬中国模式吗
非我族类 2017-07-14
戈尔巴乔夫
我们习惯将戈尔巴乔夫改革和中国建国以来的改革进行比较，片面地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如果采取中国模式或许就会成功。其实，虽然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国的国情还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改革上的不同是必然的，照搬中国模式也未必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未必就能成功。
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不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被认为是激进式变革，许多人从中国的成功和苏联改革的失败中得出结论：苏联如果采用中国的渐进性改革，情况会好得多。但戈尔巴乔夫本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一些俄国学者也不接受这样的看法，本人也认为不能把中国与苏联简单类比，两国情况有很大不同，中国采取的措施在苏联未必行得通。
中苏改革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从下面开始的，正是安徽农民冒险签下承包土地的协议，开启了中国改革的大门，之后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背后都有民众强烈的诉求。苏联的改革则不同，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这源于两国的国情不同。
中国当时仍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和农业人口占80%，生产力主要还靠人力，农民渴望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邓小平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利，农村形势马上改观，甚至连那些极度怀疑的人都被迫承认，改革取得了成功。在农业改革成功后，中国又开始在工业和经济等其他部门实行改革。戈尔巴乔夫面对的却是另一种不同的局面，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是苏联经济的基石，为了刺激经济并使其多元化，苏联必须大幅度压缩并改造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这需要大量的投资和技术设备更新。苏联的农村人口只占1/4左右，且多是无法到城市谋生的老弱妇孺，戈尔巴乔夫提出把土地出租给他们50年，却没人愿意承包，因为他们无钱投资购买机器，靠人力有宅旁园地就够了。
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比苏联短得多，当时懂得商品、市场为何物的人还健在，许多民族资本家用补发给他们的钱去办商业企业了，返城的几百万知青难以就业，只能自谋出路，发展个体经营。苏联则不同，搞了60多年计划，涵盖了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懂得市场和商品经济的人几乎不存在了，因此，其改革只能围绕如何完善计划工作搞，自然难见成效。
中国是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寻找出路，10年内乱刚结束，改革的阻力相对小。苏联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尽管存在很多问题，但人民的生活相对稳定，比中国好得多，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阶层，掌握着国家经济大权的企业领导人和部委领导，缺少改革的动力，担心影响自己的利益。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受到党内保守派和军方的抵制，经常难以落实，因此，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在经济改革没有取得成效的情况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打破“阻塞机制”。但民主化和多元化动摇了苏联政权的基础，削弱了将苏联公众与社会凝聚起来的力量。结果，苏联陷入了政治局内的自由派与保守派、联盟中央和各共和国之间、各加盟共和国中的各民族之间的激烈争斗之中，陷入了政治和经济动荡的恶性循环之中，严重干扰了经济改革。
两国改革的国际环境也不同，苏联作为冷战的一方，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对抗的状态，全世界都在声讨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对于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外交新思维，西方持怀疑态度，在经济上为苏联的改革制造了许多困难，石油降价大大加剧了苏联的危机。同时，苏联虽然放弃了取代资本主义的大目标，但仍然坚信自己制度的优越性，没有把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提上日程。中国则与美国结成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同盟，中国改革一开始就把目光投放到日本、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寻找外部资源，也得到了外部世界的积极响应。对外开放推动中国的改革步步深入。
此外，领导改革的领导人也不同。领导中国改革的邓小平经验丰富，有极高的威望，能够放手进行大胆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则缺乏领导者的魄力和经验，开始只能在既定的、有限的政治和经济框架内进行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