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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如何让美国失去中国:从艾奇逊白皮书到2050号报告

非我族类 2017-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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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
  国共内战后期,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蒋介石派系必败,便停止了对其的援助,蒋介石恼于其态度,在1948年大选中支持杜鲁门的对手杜威。杜鲁门刚开始对中国的态度是暧昧的,“艾奇逊白皮书”让美国两面不讨好,而后来“2050号报告”对他的对华政策进行强烈批评,认为杜鲁门让美国失去了中国。
  对立两派争议是否援助蒋介石
  1947年,国共内战进入关键的一年,当时美国杜鲁门政府内部出现了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国民党军事上已处劣势,政治上也十分腐败,不可救药,美国应停止对之军援。另一派同意国民党军事上已处劣势,但认为这是美援不够所致,美国应增加对华军援帮助国民党反共。前者以国务卿马歇尔、后者以魏德迈为代表,展开激烈争论。魏德迈当年访华后提交《魏德迈报告》,建议美英苏共管东北,遭到马歇尔激烈反对,认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不尊重”。争论无根本结果,马歇尔认定蒋介石必败、援助一个失败者会有损美国威望的说法,得到总统杜鲁门的赞同,而魏德迈的主张则在美国国会获得更多共鸣。
  1948年是美国大选年,蒋介石恼怒杜鲁门对他态度不恭,把宝押在民调一路领先的共和党候选人杜威身上,未曾想杜鲁门凭借历史性大逆转连任总统,后者连任成功后迁怒于蒋介石,斥之为“盗窃美国7.5亿美元援助的窃贼”,开始试图以其他代理人取代蒋,甚至暗中和中共接触。
  但当时冷战氛围已经渐浓,美国国会和共和党人对杜鲁门“放弃反共”的批评声浪很高。预见到中国大陆必将“赤化”的杜鲁门试图出台一份报告,解释“国民党必败”的道理,以推卸自己“任由中国大陆落入中共之手”的“历史罪责”。早在1948年11月,杜鲁门就想出台这份报告,无奈选战空前激烈,迫使他不得不暂缓出手。
  “艾奇逊白皮书”两面不讨好
  1949年5月,中共已占领南京,国民党即将失去整个大陆,杜鲁门政府意识到不能再拖,遂指令国务院成立“艾奇逊小组”,以前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翟世普领衔,包括各方面专家80余人,负责编纂《中美关系白皮书》,当年8月5日正式发表,即广为人知的“艾奇逊白皮书”。
  这份白皮书从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至1949年李宗仁致信杜鲁门,叙述了105年的中美关系,全文8章,附件8份,长1054页,其中绝大多数篇幅都用于叙述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及对蒋的各种援助,并引述和使用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一手文献。白皮书中辛辣抨击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无可救药,力图证明“美国在合理范围内不论做什么,都无法改变中国大陆被共产党占领的结果”、“中国现状是内因而非外因所造成”。很显然,白皮书的长篇大论,所要阐明的主旨无非是两条:失去中国的罪魁祸首是蒋介石和国民党,而不是美国、尤其不是杜鲁门政府的决策失误;美国将不再援助国民党和蒋介石政府,但也不承认中国共产党。
  当时宋美龄尚在美国,而美国国内亲国民党的议员团体对白皮书反应强烈,几天后,这些号称“中国游说团”的国会议员发表备忘录,声称白皮书是“长达1054页的、对政府失策的掩饰”。
  由于特使黄仁霖的努力和亲国民党美国官员、议员的帮助,蒋介石在白皮书发布前3天就知道全部内容,并对美国的推诿和抛弃“深感愤怒”,在蒋介石父子的日记中,这种愤怒情绪俯拾皆是。然而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危在旦夕,蒋氏父子唯恐进一步激怒美国,斟酌再三,仅在8月16日发表区区330字声明,称“无意对此争议加以分析,以致有损中美两国人民传统友谊,以及民主集团共同目标”,并表示将在适当时机对白皮书所载“各种复杂问题”详加说明。剔除种种“为尊者讳”的曲笔和难言之隐的饰词,有一点是明白的,即当时甚至现在,国民党方面坚信,是美国军援不力才导致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
  白皮书得罪蒋介石,也触怒了中国共产党。自8月5日白皮书发表起短短十多天内,毛泽东相继发表《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别了,司徒雷登》3篇文章,将“艾奇逊白皮书”概括为“美帝国主义无可奈何的自供状”,更在8月28日发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提纲挈领地发起对白皮书的“总攻”。当时中国大陆尚有许多人对美国心怀幻想或惧意,毛泽东希望借批判白皮书,在中国统一认识,同时也借此结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路线、方针的争论,统一到对苏“一边倒”上来。
  “2050号报告”深远影响美对华政策
  对白皮书的争论一直延续到1950年,当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中美一度混沌的关系突然再度清晰起来,杜鲁门政府也出于美国战略需要,重新支持起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政府。白皮书受到杜鲁门自己的刻意漠视,却被共和党人不断拿出来抨击,以证明杜鲁门政府的失策,抨击白皮书以表明“反共决心”则成为冷战加剧环境下的风尚,其代表性产物,则是1952年的美国国会第2050号调查报告。
  这份由共和党国会议员和民主党反共国会议员为主抛出的报告,将失去中国大陆的罪责归咎于美国远东政策的改变,又将这种改变的责任,归咎于“混入国务院的‘太平洋学会'分子”。在这份报告中,编纂者认定起草白皮书小组的成员、“太平洋学会”的美国“头号中国通”费正清以及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是“苏联阴谋明显且自愿的骗子”。当时的民主党国会议员约翰·肯尼迪就公然指责费正清、李提摩太是“共党同路人”、“把中国大陆送给中共”,而国会报告中更将“把中国大陆送给中共”,称为“美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之一”。
  几十年后的美国学者普遍认为,“2050号报告”过高估计了二战后美国在中国事务上的发言权,将中国大陆的政治、军事走向认定为仅凭美国的取舍好恶即可决定之事,更把反对或不赞成增加对蒋军援的国务院人士和学者统统贴上“反共”标签,导致相当一部分“知华派”官员长时间被摒弃于国务院之外,严重影响此后几十年间美国对华政策研判。这种风气达到高潮时,部分参与白皮书编纂者甚至遭到美国情报部门调查和司法诉讼,直到60年代末才告一段落,但“2050号报告”及其内容至今仍被美国、台湾和大陆某些人,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添枝加叶反复推出。(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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