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冷战谁是赢家：西方国家获得最多“冷战红利”
非我族类 2018-02-01
以柏林墙倒塌作为标志，冷战结束迄今已有20年的时间。当初西方学者对冷战结束的欢呼和对战后新世界的期许，如今早已被更加冷静的反思所取代。
20年后回头再看，冷战结束带给世界的重大变化有两个：一是经济全球化加速进行，二是国际政治日趋多元化。如果从对美国和西方国际地位的影响的角度来看，前者刺激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而后者则削弱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两个平行市场的世界经济格局的终结，世界经济体系得以重新塑造，经济全球化终于可以畅通无阻地推进。对于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经济的全球扩张更具有吸引力的了。这是冷战结束所给予美国的最大红利。事实上，正是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扩张，成就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也可被视为美国经济势力的全球延伸。
推而广之，20世纪90年代是整个西方世界积极收获“冷战红利”的年代：经济上，全球化进程开始加速，美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带来巨大利润，经济一体化还催生了新技术革命；政治和军事上，华约解体，北约不仅继续存在，还不断东扩，用兵南斯拉夫，在俄罗斯家门口展示实力；文化上，加快输出西方价值体系，建立了普适性的政治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广泛认同。
但另一方面，虽然美国是冷战的赢家，但冷战的结果未必对其全然有利，冷战的突然结束在某些领域甚至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地位。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外部威胁的消失使得美国国内的“冷战一致”正式解体。美国在凝聚国内和国外支持上更加困难。在外交上的莫衷一是，使得美国的每一个对外行动都饱受国内政治的争议和羁绊。2008年大选的结果便意味着美国国内政治对小布什的抛弃和对共和党外交政策的否定。同时，随着外部威胁的消失，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加肆无忌惮，美国国内经济通过制造一个又一个泡沫而快速扩张：新经济泡沫过去了，房地产泡沫过去了，金融泡沫又开始涌现并破灭。这些以危机为代价的经济扩张，都在透支美国的国际地位。
从国际政治经济结构来看，冷战的结束使得西方世界内部的“冷战一致”也趋于解体。特别是那些由于担心国家安全受到苏联威胁而在政治上追随美国的国家，感受到国际安全环境的改善，从而开始放心大胆地脱离美国的“保护”而自行其是起来。在这方面，欧洲、日本、东南亚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欧洲和日本不必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更加着重于独立经济体的建设。欧盟和日本对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竞争日益明显。法德俄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对，说明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力大不如前。当然，与美国的关系还是这些国家的外交重心，他们不会改变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只是不可能再像冷战时期那样积极罢了。
从国际机制来看，目前世界范围内解决安全、发展、环境、贸易等问题的方式多属多边对话机制。这种多边主义制度虽然可使霸权国家以低成本的投入参与其中，但也会对霸权国家形成约束，并造成其收益的降低。多边主义的约束机制，形成了霸权衰落的体制环境。WTO等国际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力大大增强，这在西方国家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原可被视为美国和西方政治经济权力的延伸，但现在则更多地成为多边谈判的舞台。
由上述因素所决定，冷战结束的20年以来，随着两极体系被多级体系所取代，美国在其经济和军事的绝对实力并未下降甚至有所增长的情况下，霸权地位却大不如前。政治上的多元化趋势，对美国的霸权地位造成持续性的腐蚀，美国影响、干预、塑造、改造、颠覆他国或国际体系的能力处于持续衰退之中。国际上非西方国家的独立倾向在抬头，恐怖主义、内战只会比冷战时期更多。美国虽然有机会享用冷战结束后的和平红利，但也丧失了冷战期间所特有的一系列优势。世界变得更不和平，对美国的霸权地位的挑战也更大。
美国对这种情势的反应也不能说是有效果的。在美国的政治地位存在下降危险的年代，小布什总统试图用更加积极的美国单边行动来挽救这种政治威望，结果却把大多数国家，甚至自己原本的欧洲盟友都得罪光了，并给国际社会留下美国霸道的印象。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致力于修补美国的外交形象，与其他大国的合作成为主要形式。但其在访问亚洲等外交过程中又表现得过于软弱和缺乏方向感，让人对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都产生了怀疑，也因此备受美国国内媒体的批评。
冷战的结束推动了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和政治权力的高度分散化。在美国的相对霸权衰落的同时，在冷战结束所催生的新经济政治秩序下，另外一批国家却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也就是说，冷战红利并不仅只被西方获得，一批加入经济全球化大潮的发展中大国显然获益良多。
和平环境有利于更多国家的成长发展，而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当西方国家没有理由把发展中国家再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在全世界范围内放松对经济发展的限制，并在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全球经济布局下交出部分经济主权的时候，西方的力量实际上是被削弱了。而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却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机会。其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角色，经济影响力等，都直追发达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的大赢家，除了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等非国家主体外，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发展中国家获利要比发达国家更大。
发展中大国崛起与多边主义盛行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从G7到G8，G20，能够参与经济决策的国家和组织空前增多，说明国际经济政治多极化、国际机制多边主义的长远趋势是确定无疑的。而多边主义制度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就是来自于对政策自主性的约束，以及对霸权国家的行为限制。这样的国际政治安排，可以给更多的发展中大国提供发展的空间。
当然，发展中大国的成长也面临西方国家和旧经济秩序的限制。如美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其目的自然是要保护国内工人的饭碗，但也有限制中国经济扩张的考虑在内。为此不惜对中美两国都造成战略上的损害。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冷战红利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在一些发展中大国获得经济发展机遇的同时，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分享到和平红利。在冷战结束的20年时间里，其经济差距比起发达国家来只会更大。
冷战结束打碎了原有的经济结构。所谓冷战红利，其实是在和平条件下构建新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各个国家获利多少的问题。所以，冷战红利注定是一个分配不均衡的利益扩大化过程。它不是按照每个国家为冷战结束所作贡献大小而分配，也不是一个利益均沾的分配，而是取决于一国在国际体系中本来所占有的资源(股份)，以及其能否抓住历史机遇的国家战略。发展中大国之所以趁机崛起，正是因为他们在资源和市场方面占有天然优势，并抓住了历史机遇。
迄今为止，西方世界的冷战红利差不多已经用尽。柏林墙倒塌20年后，美国在经济领域的霸权地位变得不再难以撼动，其所面对的挑战者不但来自欧洲、日本这些人均GDP不低于美国的地区，更来自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