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奈良时代的两点显著变化：大和由此开始等同于日本

　　日本奈良时代相较于之前的时代发生了两点显著的变化，一个是大和国统一了日本，从此大和开始等同于日本，一个是日本开始有了固定的首都，奈良和京都都是日本历史上最悠久的古都。
　　从奈良时代开始，日本有以下两点显著的变化：
　　1、大和国集权统一了日本，“大和”这个标签，开始等同于“日本”了，从奈良时代开始，大和就是日本，日本就是大和。这和中国的汉朝是一个客观效果——汉，最开始仅是分封在汉水流域的诸侯（刘邦）的标签，但因为刘邦最终统一了华夏，也就把自己的标签“汉”，变成了整个华夏的标签，直至今天，我们的身份证上也是“汉族”。而日本，自然就是“大和族”了。所以，鉴于“大和”和“日本”已经变成了同义词，从这里开始的下文，我将不再使用“关西大和国”的说法，而是正式称之“日本”了。
　　集权统一状态下的奈良时代，是日本的“盛世”，经济繁华，文化昌盛。在这个花团锦簇的时代，日本飞速发展，国泰民安，在飞鸟时代就传入日本的佛教，大放异彩，形成了“南都六宗”争鸣的态势（奈良是南都，京都是北都）。首都奈良，人口超过20万。环抱濑户内海的近畿平原，形成了水路、陆路结合的商业圈。近畿平原和北九州等其他地缘板块的商业也发展迅速。
　　实际上，8世纪的整个东亚，都是一派大繁荣景象——中国正处于大唐盛世，在唐朝的主导或影响之下，半岛统一了（新罗），经济迅速发展，琉球和日本等外岛也实现了统一和繁荣。当时日本跟新罗和琉球比，其实是明显落后的。这也不神秘，科技文化的传播，是有距离和时间的限制的，距离唐朝越近越发达啊，越远越落后啊，就这么简单。唐朝之瑰丽梦幻，8世纪的东亚，真是个让人怀念的美好年代。
　　但在奈良时代大繁华的背后，日本的潜在矛盾也在积累。经济大发展所形成的利益如何分配？这是一个大问题。分配总是不均衡的，贵族、僧侣阶层分得的利益最多，也就对天皇权力构成了威胁。为了摆脱贵族、僧侣阶层等旧势力的牵绊，桓武天皇决心迁都“平安”，改名“京都”，这也是平安时代的开始。
　　迁都之举，使奈良时代日本的良性发展得以延续。平安时代初期，通过经济改革和政治制度的完善，遏制了贵族、僧侣阶层的做大，桓武天皇实现了日本的中兴，并且出兵本州岛的北部（新泻平原）和东北部（阿伊努族），征讨不臣，开疆拓土，进一步加强全日本的集权统一。
　　但是，土地兼并，财富和权力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是太平盛世的必然态势，21世纪的的中国和美国都不例外。这也是社会发展的治乱轮回的内在动力。何况，遏制了贵族和僧侣阶层，还有权臣和武将阶层，总是有不同的阶层势力对天皇的权力造成威胁。
　　日本由于地缘条件的内在分裂性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并未成为日本改朝换代的工具，“天皇”这个政治符号，被一直保留着，成为维系日本统一的底线，其作用有点类似于西方宗教的作用。一个东西能够存在，一定有其存在的意义——政治无法集权统一，就只能退而求其次，追求思想的凝聚和统一了。这就是天皇存在的意义。所以，之后的日本政治竞争，竞争的都是摄政关白之位，乃至建立自己的幕府，并没有哪个权臣武将，在获得权力之后，希望把天皇拉下马。
　　2、日本开始有了固定的首都。在奈良时代之前，关西大和国频繁迁都，很不稳定。奈良-平安时代开始，日本的首都就稳定了——奈良时代定都奈良，平安时代定都京都（京都，又称“平安”）。这两个城市，也是日本最悠久的古都。近代明治维新后，才正式搬到了东京。
　　京都取代奈良是应对关东崛起的必然之举——因为，京都比奈良，更有交通优势——正好位于连接东边的浓尾-关东平原的交通节点上。所以，京都最终取代了奈良。京都取代奈良，本身也在印证：东边正变得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