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者屠岸：诗歌是宗教
非我族类 2017-04-25
莎士比亚
屠岸先生是1923年生人，今年93岁了，住在北京市和平里的一幢老式住宅楼里。最近，他刚做完白内障手术没几天，还在恢复当中，又赶上莎士比亚400周年纪念日。作为莎翁十四行诗的重要译者，他这段时间的活动日程排得满满。然而我们面前的屠岸先生却含着儒雅和蔼的笑，连说没关系。事实上，他思维敏捷，说起话来声如洪钟，抑扬顿挫，自带一种诗歌的韵致，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已有九旬高龄。客厅角落堆着高高几摞纸箱子，里面是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次新出的屠岸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限量珍藏版，他在手术前一本一本地签上了名字，足足签了七百多套。这套书相当精美，宣纸印刷、竖排繁体，拿在手里，令人恍然有种穿越到1950年这部译诗初版时的错觉，尽管时间已悄然过去六十多年。
遇见莎士比亚诗歌
发源于意大利的十四行诗，文艺复兴时期先后经彼特拉克、莎士比亚之手日臻完善，后传至世界各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致力于新诗探索的中国诗人也注意到了这种形式（闻一多将其译作“商籁体”），并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朱湘、梁宗岱、梁遇春、孙大雨、袁水拍等人均翻译过莎翁十四行诗的篇目，但直到屠岸，才完完整整地将这154首全部翻译出来。
屠岸和莎士比亚结缘，一直可以追溯到他上初中的时候。他本是江苏常州人，考上上海中学后，借住在姨母家里。姨母的儿子，即他的表哥，当时正在上海光华大学学英国文学，家里总是有许多英文读物。让屠岸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名叫《英诗金库》的诗歌选集。这本集子由18世纪的一个英国编辑选编，有点类似中国的《唐诗三百首》，里面收了不少莎士比亚的诗作，让还是中学生的屠岸“看得入迷”，被其艺术魅力深深征服。
1946年的一件事，更是让命运女神直接把莎士比亚引到了屠岸面前。那时他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喜欢去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的一家“古今书店”看书，和店主的儿子、上海美专学生王麦秆成了朋友。有一天，他在书架上看到一册由著名莎学家斯托普斯女士注释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英文原本，爱不释手，但4000伪币的价格令他一个穷学生负担不起，便提出借阅一周。王麦秆爽快地答应了。一周后，屠岸如约来还书，没想到王麦秆打开扉页，用笔沙沙写上了题赠，把书送给了屠岸。屠岸担心书店赔本，王麦秆却劝慰道：“书归爱书人，书得其所。”
斯托普斯的注释本极其详尽，为屠岸理解莎士比亚用古英语写的诗歌提供了许多帮助。他也开始尝试拿起笔来，用中文来演绎这些美妙的诗句。六十年过去了，这本小开本的精装书现在还静静立在屠岸的书柜里，只是题赠的那一页在“文革”中被家人裁掉了——王麦秆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版画家，不幸在“反右”运动被打成右派，家里人怕他受牵连。93岁的老人用手反复抚着被裁掉那一页留下的纸茬，轻轻地说：“很对不起他。”
没有终极的翻译
1949年上海解放后，屠岸一边在华东文化部工作，一边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然而这项大工程差点“夭折”，因为当时支部书记金村田认为这件事“毫无意义”。理由自然是带有浓厚时代特色的：这些诗是莎士比亚送给他的一个贵族青年朋友南安普顿伯爵的，在诗中告知朋友生命有限，一定要结婚、生子，方能把美传承下去——“你怎么能劝青年去结婚呢？你要劝青年去革命！”
那时屠岸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一心向党。他想想也是，既然书记都这么说了，也就不好再翻译下去。1950年春，屠岸去拜访胡风，胡风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他说原本在翻莎翁十四行诗，现在停下来了，因为支部书记说没有意义。胡风立马反驳道，怎么没意义呢，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永恒的，对现在有用，对未来也有用，你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胡风的话给屠岸打了一针强心剂，让他继续拿起了译笔。几个月后，中国第一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集由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
十四行诗脱胎于民间歌诗，有些类似于中国的词，失掉歌谱而余曲词，有着相当严格的抑扬韵格。我问屠岸先生，翻译时这些韵好找吗？他像讲课一样认真起来：“汉语能入韵的字比英语少，但一个字的内涵很丰富。英语准确，汉语丰富，用汉语来翻译英语是绰绰有余的。”
翻译过程中，很多前辈也给过他帮助。有一次，他觉得某句诗的语法十分别扭，不知该怎么翻译，就“冒冒失失”写信给复旦大学英文系教授葛传椝。他原本也没指望葛教授会给他这个素不相识的“无名小卒”回信，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答复，并告诉他这是英文里常见的“语法错位”现象。“葛教授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回忆起往事，屠岸先生的目光晶莹闪烁。
还有一位是著名诗人卞之琳。卞之琳当时是社科院研究员，带了不少学生，屠岸却是一个“冒冒失失”登门拜访的“私淑弟子”。他经常上门向卞之琳请教，卞之琳还为他示范翻译了莎翁十四行诗的第一首。“文革”前夕，屠岸写了一篇有学术研究性质的译后记，送到卞之琳家里去请他指导，但还没等取回来，“文革”就爆发了。一直等到十年动乱结束后，他才得以重访卞之琳。如今他还深深记得那个场景：年近七旬的老人从家里橱顶上取下这篇译后记，拂去灰尘，递给自己，说，“你写得很好”。经历了“文革”中的屡次抄家，这篇文章都没有被抄走，这让屠岸先生感念不已。
这部译诗迄今为止已经重版重印多次，而每一次重版，屠岸先生都要大幅修订一次，直到最新这套珍藏限量版依然如此。他总是反复地在咂摸自己的译诗，不断重译。“修改的工作可以是一辈子，尽善尽美是不存在的，不可能到达终极，但每次能够尽量好一点。”
“诗歌是我的宗教”
屠岸先生对于诗的记性极好。一时兴起，还为我背诵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声调抑扬明快，正宗的伦敦牛津音，流畅得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一个93岁老人的记忆。
“英国有一个著名演员Ronald Colman，录了全部154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我朋友弄到了录音带送给我，我就经常听他怎么朗诵，这是很高的艺术享受。他的发音很标准，是伦敦贵族语言。”其实，屠岸关于英语的敏锐感触，早在初中上英语夜校时就有了。夜校的老师是个英国老太太，最反感美式发音，教他们要发英国伦敦上流社会的标准音。后来，屠岸有一次去苏格兰格拉斯哥，应邀朗诵了一首苏格兰诗人彭斯的诗。当地人纷纷说他发音“太标准了”，他笑说是个不知名的英国老太太教的。
对于屠岸来说，背诵诗歌不是生活的装饰，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在特殊的日子里，甚至成为生活的拯救方式。“文革”期间，他受到了冲击，成了“反革命分子”，被下放到团泊洼劳动。割高粱时，要用手镰把高粱穗扦下来。这是项技术活，要伴随着节奏才能用上力。这时，莎士比亚、济慈的诗歌就纷纷涌进了他的脑海。心里默念的诗歌节奏配合着手上扦高粱穗的节奏，让劳动充满了一种愉悦感，令他短暂地忘却了身心遭受的政治痛苦。
上世纪80年代时，他患了严重的忧郁症，一度彻夜失眠。夜阑无声，依然是诗歌来陪伴他。他背莎士比亚、济慈、华兹华斯，也背杜甫、白居易、李商隐，在诗歌的安慰下慢慢入眠。这个习惯他到现在还保留着，名之曰“诗疗”。
在十四行诗的世界里沉浸久了，他也喜欢写。1986年，他出了一本《屠岸十四行诗》，这本集子现在还在不断增加着，因为他还在不断寻找着诗的灵感。十四行诗是“戴着镣铐跳舞”，但他认同歌德所言“规范里面才有自由”，“有本事的诗人，可以在这个小框框里面上天入地”。
他也还在翻译。他现在正和小女儿章燕合作译出《莎士比亚诗歌全编》，计划五月完稿，只剩一首叙事长诗《维纳斯和安东尼斯》还没完成。俟一译完，他就完完整整翻译过莎士比亚全部的诗歌了。章燕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同样是个莎士比亚专家。
我问屠岸先生，诗歌在精神上对他的意义是什么？他郑重地说：“有人问我信不信宗教，我说不信。但是我灵魂精神有寄托，诗歌就是我的宗教，缪斯就是我的上帝。”女儿也曾开玩笑问他来生想做什么，他说，来生还是当个诗人。
来源：团结报
